一、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发展的“快三步”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不断取得新进展，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连续上了“三个台阶”，令世人瞩目。

    第一步：全面友好合作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1997年12月)

    这一时期，双方政治关系全面改善，中国与东盟所有成员国均建立了外交关系或实现了关系正常化。1993年，双方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东盟几乎所有国家的领导人都访问了中国，西方评论家把这一年称为中国的“东盟年”。不仅如此，中国与东盟组织的关系也取得了新进展。1991年7月，中国作为东盟外长会议东道国的贵宾出席了东盟外长会议，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组织之间建立了正式联系。1996年，中国被提升为东盟的正式对话伙伴国。双方还成立了中国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科技合作委员会、经贸合作委员会、东盟北京委员会、高级官员正式磋商机制。双边贸易也呈加速发展态势，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贸易额以年均增长21%的速度稳步攀升，与此同时，东盟国家对华投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自1994年东盟地区论坛成立以来，中国积极支持并参加了历次会议。从1995年起，双方开始举行定期的双边高官磋商，讨论政治与安全问题，进一步增强了相互信任。另外，双方的文化交流也日趋活跃。

    第二步：睦邻互信伙伴关系(1997年12月—2003年10月)

    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进一步发展。面对身陷困境的东盟国家，中国及时地、力所能及地并不附加任何条件地伸出援助之手，坚定地承诺并做到了人民币不贬值。中国这种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和做法，赢得了东盟国家的信任，它们对中国的认识更加积极，期待明显上升。1997年8月，时任总理的李鹏应邀访问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时，全面阐述了发展面向21世纪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的五点看法，即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要加强对话、密切磋商；要互利互惠、共同发展；要相互支持、扩大合作；要着眼大局、求同存异。12月16日，中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在吉隆坡首次举行了“9＋1”首脑非正式会晤，双方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明确了今后双方合作的准则、内容、机制、性质和目标。双方一致同意：“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将发展彼此之间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作为中国与东盟在21世纪关系的重要政策目标。”在这种新型关系中，睦邻是前提，互信是核心，合作是途径，共同发展是目标。这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推动双方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2000年11月，在第四次中国—东盟“10＋1 ”会议上，时任总理的朱镕基首次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受到东盟成员国的广泛关注。2002年11月，在第六次中国—东盟“10＋1”会议上，朱镕基总理与东盟10国领导人在金边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双方领导人还发表了《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启动了双方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双方外长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是中国与东盟签署的第一份有关南海问题的政治文件，对增进双方互信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2003年4月29日，中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在曼谷召开特别会议，共商抗击非典大计，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特别会议联合声明》，一致同意加强在抗击非典等方面的卫生合作。这一时期，在双方的共同努力和培育下，中国与东盟国家形成了政治上相互尊重、经济上相互促进、安全上相互信任的良好态势。

    2005年7月20日，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正式开始实施，

    7455种原产于中国、文莱、马来西亚、印尼、缅甸、新加坡、泰国等国的产品将相互给予优惠关税待遇。

    第三步：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2003年10月至今)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我们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所谓“与邻为善”，就是和平共处，协商和平解决争端；所谓“以邻为伴”，就是友好合作，共谋发展。东盟国家是我国的重要近邻，无疑应受到我们的高度重视。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出席第七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期间，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中国与邻国发展关系的三项原则，强调和平、安全、合作、繁荣是中国亚洲政策的目标。双方领导人签署了《联合宣言》，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宣言指出，双方发展这一关系的目的是：通过在21世纪全面深化和拓展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关系，培育睦邻友好，加强互利合作，为本地区的长期和平、发展与合作做出更大贡献。它是非结盟性、非军事性和非排他性的，不影响各自全方位地发展对外友好合作。宣言还指出，中国与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全面和面向未来的关系，重点是加强在政治、经济、社会、安全以及国际和地区方面的合作。这是中国第一次与地区组织签署战略伙伴关系的文件，中国从而成为东盟第一个战略伙伴。这一文件在总结双方关系近年来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与东盟关系做出了新定位，标志着双方关系迈上了新台阶，同时也指明了双方互利合作的方向。会议期间，中国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极大地提升了双方政治互信，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006年12月8日，

    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和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等东盟国家的经贸部长召开会议，

    就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有关问题进行协商，

    并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第二次修订议定书》

    和中国—东盟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修订议定书》。

    二、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持续发展的原因

    东盟成立近40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经历了相互敌对、猜疑、交往、友好合作、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直至现在确立战略伙伴关系等各个阶段。尤其是冷战后，双方关系在短短的十几年中，连续上了三个台阶，步入了“一个更为全面、成熟的新阶段”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国际与地区形势的变化为双方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有利条件。冷战时期，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一直深受两极对抗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影响和制约。冷战后，国际形势渐趋缓和，美、俄分别从东南亚撤军，在该地区的影响也相对减弱。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消除了过去阻碍东南亚国家之间以及中国与越南等国关系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相继加入东盟，地区形势更加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该地区决定性的主导因素，睦邻友好、加强对话、合作与协调成为各国的共同愿望。这为中国与东盟国家改善关系提供了有利的国际及地区环境。特别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和“9·11”事件后地区安全形势的错综复杂，使双方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共同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

    （二）共同的发展理念和对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的共识为双方关系的改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家利益是确定国家关系的准则。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双方的共同利益明显增加。主要表现在：在发展问题上，双方都认为，保持国家的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在价值观问题上，都尊重对方的价值观；在人权问题上，都认为民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脱离各国的历史、社会、文化传统而侈谈民主，都反对某些西方大国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的行径；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上，都主张各国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都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主张在经济上实行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不等价交换：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问题上，作为发展中成员，双方对亚太经合组织的目标、性质、运作方式等重大问题的看法比较接近；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方面，都希望消除贫困，发展经济，促进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都期待对方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在反恐、防治非典和禽流感、禁毒、打击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

    （三）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上升为双方关系的改善注入了动力。冷战后，国际竞争的重点由军事安全领域转向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各国把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作为国家的重要目标。中国与东盟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发展经济、增强实力的艰巨任务。面对世界经济区域化的加速发展和日益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为了摆脱和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中国与东盟国家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共同发展。在1997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东盟国家实力锐减，据估算，东盟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的经济实力大约倒退了将近10年。为重振经济，它们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中国也希望加强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加快推进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并通过经济合作促进双方的政治互信和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因此，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展顺利，这不但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而且有助于双方避免成为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贸易圈的“牺牲品”。

    （四）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为双方关系的改善铺平了道路。第一，柬埔寨问题的解决不仅促进了东盟与印支国家关系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发展；第二，冷战后，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减弱。中国及时地调整了对外政策，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而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1992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国际交往中，我们绝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如今，意识形态因素在双方关系中趋于淡化；第三，长期以来，中国反复向东盟国家重申中国政府对华人的政策。1992年7月，时任中国外长的钱其琛在文莱郑重宣告：“中国重申，在同东盟国家发展关系时，不利用华人来为中国的利益服务，不会利用华人、华侨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希望这些华人与当地人友好合作，共同发展所在国的经济，并成为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的纽带。”中国的立场逐渐为东盟国家所理解，它们不断减少对华人、对与中国发展关系的疑虑。

    （五）中国重视周边的睦邻友好外交对双方关系的改善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国一贯重视周边睦邻友好外交。随着中国的开放与发展，与周边邻国相互依赖的加深，中国更加重视周边外交，将其列为新时期外交战略的两个重点之一。而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是我国周边外交中的重要一环。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东南亚国家是中国的近邻，同东南亚各国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目标。”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再次强调指出了中国要加强区域合作，发展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的愿望。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巴厘岛出席东盟商业与投资峰会的演讲中又提出了中国“睦邻、安邻和富邻”的政策主张。正是在上述睦邻友好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在与东盟国家发展关系时，积极主动地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主张，得到了东盟国家领导人的欢迎和响应，增进了东盟国家对我国的理解和信任，为推动双方关系的深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新特点

    （一）从发展进程看，双方关系呈加速发展态势。冷战结束至今，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连续上了三个台阶，呈加速发展态势。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与东盟所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或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开始了全面友好合作。1997年12月，双方宣布建立面向2l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03年10月，双方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新定位，标志着双方关系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二）从交往内容看，双方关系得到全方位发展。截至2000年底，东盟10个国家都与中国签署了全面合作的框架协议。双方政治关系日益密切，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双边贸易额逐年上升，2006年达1608亿美元，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是东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经济技术合作向纵深发展，双方确立了全面深化经济关系的目标、方向、重点，并就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达成共识。在安全领域，中国参加了历次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就安全问题与东盟进行磋商，在安全领域的共识逐步扩大。“9·11事件”后，双方还加强了在反恐、禁毒、打击跨国犯罪、传染病防治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双方在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亚欧首脑会议、东亚合作、联合国人权会议等国际和地区事务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此外，双方在金融、文化、科技、教育、旅游、新闻、交通、农业、宗教、能源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也不断加强。其中，经济合作进展最快，成就最大，是双方关系中的亮点。

    （三）从交往层次看，双方关系在中国与东盟组织之间和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两个层面同时展开。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之间均存在外交关系，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中国与各成员国关系基础上的；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组织之间也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这对中国与东盟各国发展关系具有指导作用。由于东盟各成员国情况各异，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需求不同，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也各具特点。因此，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强调的是“个性”。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其与中国的关系并不能代表各成员国与中国关系的全部，只能是其各成员国对华政策共识部分的集中体现。因此，中国与东盟组织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共性”。这两个层面的关系在冷战后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形成了双边与多边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新局面。

    （四）从发展阶段看，双方关系进入了制度化的新阶段。冷战期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容易受到国际和地区形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干扰，相互关系极不稳定。经过多年的努力，双方合作机制不断建立和完善，形成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框架。表现在：第一，中国—东盟国家领导人(10＋1)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迄今已举行了12次。第二，定期举行部长级会议。自1991年起，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外长每年均举行会议。另外，双方每年还举行经济、交通、环境等部长会议。第三，建立了六个合作机制：中国—东盟高官磋商、中国—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中国—东盟经贸联委会、中国—东盟科技联委会、东盟北京委员会、中国—东盟合作基金委员会。

    此外，还有一些半官方或民间合作机构，如“中国—东盟协会”和“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第四，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协定、条约、联合声明。特别是中国在2003年10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双边关系的健康、稳定、快速的发展进一步奠定了法律基础，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保证。

    2007年1月11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菲律宾宿务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议。

    2004年11月24日，第三次中国—东盟交通部长会议在金边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