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曾受业于孔子嫡孙子思的门人，其学说上承孔子并发扬光大。孟子对于自己身处时代“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的状况深感忧心，于是他称述上古尧舜之德，以仁义为天下根本。孟子先是在家设教，曾言“君子有三乐”，其一即“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后来又游历各国，见过齐宣王、梁惠王，但因为整个战国时代的情势是“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君王在意的是权谋之术，所以孟子和孔子一样，他的学说很难为各国统治者所采纳，反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一书，有孟子自己撰述的，也有其门徒的记述，总体风格比较一致，文章辞锋锐利、辩才滔滔。

孟子像

    孟子认为人的本性皆善，人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的本性既是善的，那么对人的管理就是引导他把人性中的善给发挥出来，为政者不要阻塞了人的善性。“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人把自己的自然本性发扬出来，就能和家人和睦相处，进而和他人、和社会和睦相处。

《孟母教子图》，宋人绘。

相传孟母在孟子小的时候为了他的教育成长，曾三次搬家，在孟母的正确教导下，

孟子终于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作为散文来看，《孟子》与《论语》的简净不同，虽然文章也是对话体，但往往是长篇大论，论辩皆经过精心构思，文章风格气盛辞严，辩士色彩明显。孟子曾自嘲地说：“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为了宣扬行王道，他在论辩中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说自己的主张。《孟子》第一篇《梁惠王》的第一章，是为全篇甚至全书奠定基调的，而这一章，就是以论辩开始的。孟子见到梁惠王，梁惠王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开口就打听“利”。梁惠王的所谓“利”是于梁国有利的富国强兵之“利”，而孟子要强调的是“仁义”，于是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接着以排比的方式假设，如果梁王关心的是“何以利吾国”，那么，大夫关心的就是“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关心的就是“何以利吾身”，各自关心的是最切身的利益，那么就有可能“上下交争利”，即上下互相从对方那里去取得利益，“而国危矣”。梁惠王才开口问了孟子一句“利”，孟子就以数句对之而宣扬自己的“仁义”之说，这是以排比、连续的气势说服对方的努力。另外，他也采用问答体，颇有点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孟子在政治主张上提到“行王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他自己的核心思想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强烈的民主色彩，可是未必能为各诸侯国所接受，所以他在讲述了他理想中的“王道”状况之后，又激烈批评当时各国争行“霸道”的严重后果，且是在梁惠王表示“寡人愿安承教”之后与梁惠王展开对话的：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孟子尝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在其文章中显现的也是这样的大儒的形象。他肯定人的善良的本性，所以他也对自己的本性充满信心，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如果认为自己内心有一个尺度在，那么“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询问自己的良心，如果没有什么不正确的，那么即使有千万人阻挡我也会继续前进。

    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像“五十步笑百步”、“揠苗助长”等都成为人所共知的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