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很早就开始记录历史，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已有专门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的史官。《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尚”与“上”相通，“尚书”是“上古之书”的意思。《尚书》确切的成书年代不可考，但在周初（约公元前11世纪）此书已出现是没有疑问的。《尚书》二十八篇，从时间上分最早的为“虞书”、“夏书”两篇，接着为“商书”和“周书”。《尚书》记事也记言，但相对来说文采较弱，风格质朴而语言古奥。《尚书》的文体对后世文学影响不大，但典、谟、训、诰、誓、命这些基本文体，影响汉代以后官方文告的撰制。通常认为《尚书》以记言为其特征，记事突出的史书则首推《春秋》。“春秋”本来是周代各诸侯国史官撰写的编年史的通称，鲁国的《春秋》本是鲁国不同历史时期史官集体撰述的，后来经过孔子的修订，现在人们所说的《春秋》特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史书，同时也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春秋》以鲁国史事为主，也兼及其他国家。这样不仅叙写鲁国的历史，而且把同一时代不同史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呈现出来，视野宏阔，气象万千。《春秋》是孔子深感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借史书“寓褒贬，别善恶”，使“天下乱臣贼子惧”，从而维护周礼，最终“拨乱世反之正”。因此，《春秋》的文字既精确又含蓄，有时候一个字就表达了作者对人物的看法，“辞微而指博”，为后世文人所仿效，称此法为“微言大义”。

毛公鼎（附拓片），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个铜鼎的铭文详细记录了周王对毛公的诰命之辞，

可以看作是保留在铜器上的一篇《尚书》。

    为《春秋》作“传”的很多，最有名的是《左传》，相传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所作。《左传》长于叙事，“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刘知几：《史通·杂说上》）《左传》写到的战事有三四百起之多，有时状运筹帷幄之从容，有时叙金戈铁马的激烈，更多时候还是重视前者，落笔于战前准备、战术设计，这也影响了此后千年中国文学有关战争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