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屈原写作的时代，他的作品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到了西汉，先是司马迁，后来是刘向，才把屈原及其后继者的作品统称为“楚辞”。楚辞诞生于散文高度发达的战国时代，受自由奔放的散文风气的影响，突破了《诗经》短章复沓的形式，句式变化繁多，诗歌内部情绪紧张激烈，多有如江水之滔滔的追问或自我审视。因此诗篇往往波澜起伏、气象万千。在诗经里“兮”字很常见，但多是四言体的，也就是由四个字组成一个句子；而楚辞则灵活得多，诗句的字数增至五字或更多，由于不愿囿于四言的格式，但其他格式尚未形成，所以楚辞就加进“兮”字来调整节奏，一般诗句的节奏是“三”“三”兮“三”“三”，如前面举例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就是三三节奏的。

    楚辞还广泛使用对偶句，《诗经》中对偶句并不常见，而南方民歌当中对偶的形式本来就比较常见，像《越人歌》中有“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的对偶，《孺子歌》则有“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而屈原在他的创作中使用对偶句就更为普遍，《九歌·少司命》当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就是对偶名句。

湖北战国楚墓出土的漆豆，充分体现了自由、浪漫和神秘的楚地文化特色。

    楚辞的风格集华丽与质朴于一身。屈原所作楚辞词章华美，而且是他首创用香花美草自比、比人，用植物来象征人的精神品格。同时楚辞的基本品格却又是刚劲坚直的，这种基本品格以诗人的忧国忧民为底子，以他的自我持守为依托。

    在《离骚》的开篇，诗人的形象就是一个披香草、佩秋兰的抒情主人公：“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屈原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职掌王族三姓昭、屈、景的宗族事务并负责督导这三姓的子弟，也就是负责贵族子弟的教育。他在《离骚》当中曾经写道：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
    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

    在这里，屈原是一个园丁的形象，他种植兰蕙等香花美草，把贵族子弟比作“杜衡与芳芷”等，对他们寄以厚望，希望他们“枝叶峻茂”之后能有所作为。但是屈原后来却失望了：“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由此，他“哀众芳之芜秽”。

《湘君湘夫人》，明代文征明绘，北京故宫博物

    屈原的诗歌中还出现大量的美人形象，大多在比喻的意义上使用。当然历来的解释不同，有人认为美人是屈原自比，将君王比为夫，君臣关系类于夫妇关系；也有人认为美人有时指屈原，有时指楚国国王：

日月忽其不掩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以容颜易逝的美人自比，担心为君王所不用；如美人为国王，则是担心他年华逝去还无所作为。

    屈原的诗作也触及到宇宙意识，他的诗篇《天问》是对宇宙万物，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问难，发问既天真又智慧。《天问》提出的问题共有一百七十多个，其中有类似这样的问题：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惟滋何功，孰初做之？
斡维焉系？天极焉加？
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他的提问大致的意思是说：阴、阳、天三者结合在一起，究竟是先有阴阳的变化然后才有天呢，还是先有天然后才有阴阳的变化呢？天有九层，是谁把它安排成这样的？这是何等伟大的功劳，是谁最初开始营作的呢？天空不停地旋转，旋转的枢纽在哪里连结？天的顶端又往哪里安放？支撑地面和天空的八根大柱在什么地方？地面既然有八根柱子支撑，为什么东南方有一部分的塌陷？

《天问》书影

    屈原所作“楚辞”，与《诗经》相比，形态和诗思大有不同。《诗经》朴质、天真，楚辞华富、驳杂，“其思甚幻，其文甚丽”；《诗经》的风格“温柔敦厚”，而屈原作品“凭心而言，不遵矩度”（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所以后世奉诗教为正宗的，对楚辞常有訾议，但楚辞对后来中国文学的影响，实际上是超过《诗经》的。屈原身处散文高度发达的战国时代，他的诗歌语言接受过散文化的洗礼，但又朝着诗化的方向作了更多的努力。屈原所作楚辞，几乎句句用韵，又多用排偶，这都是中国诗歌此后基本的路数；《诗经》多四言诗句，以二字节奏为基本形式，屈原楚辞开创的三字节奏的诗歌写作体式，为中国后来的五七言开辟了“三字节奏”的道路，影响中国诗歌此后一千多年的路向。屈原楚辞各篇或“朗丽以哀志”，或“绮靡以伤情”，或“瑰诡而慧巧”，或“耀艳而深华”，“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楚辞的“浪漫主义”与《庄子》有相近处，但庄子认为“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遂陷入虚无主义；而屈原则沉郁执著，最后甚至以生命殉自己的信念，是以生命、情感和文采“自铸伟辞”。此后中国诗人如李白，如苏轼，其实都是屈原的异代传人。

屈原故乡湖北秭归的屈原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