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一个新生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从此对外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对内摆脱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使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自1840年以来第一次有可能在和平的环境下，充分发挥全体中国人民固有的智慧和勤劳，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强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认识到，要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目标，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让每一个中国公民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建设祖国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当然包括了300万中国天主教徒以及其他宗教信徒在内的有神论者。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就制定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1954年宪法规定，中国人民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从根本上保障了宗教信仰自由。

    但是天主教会中的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采取各种手段与新中国对抗。1949年后，梵蒂冈拒不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续同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黎培里在南京以“公使”名义，继续操纵中国天主教会。他向各教区主教发出梵蒂冈1947年和1949年先后发表的两个反共指令，然后由主教通过口头方式传达给教友：中国教友不准“拥护”共产党，不准阅读解放后出版的书报杂志，不准参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任何组织，如妇联、青联、学联和工会等。1948年成立的“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在华理柱指挥下撰写了许多小册子，在教友中大量散发，大肆宣传“有神无神势不两立”的观点，在思想上麻痹和毒害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教友。他们还利用当时活跃在全国各地的“圣母军”等组织，出面阻挠和干涉教会学校中一些教友的爱国举动。上海天主教成立“教理小组”散布所谓的“三不主义”，即“不看”共产党的报纸，“不听”爱国言论，“不讲”教会内有帝国主义分子。①还在教友中间散布共产党是要“灭教”的，使一些教友对信仰自由政策产生怀疑和不信任。1950年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天主教会中更是谣言四起，什么“圣母在南朝鲜上空显圣，美国军队一定胜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等谣言不胫而走。更有甚者，他们有的还以天主教神父的身份为掩护，收集国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送到境外。

    正是在教会内帝国主义分子的煽动和蒙蔽下，许多天主教徒对中国共产党有各种错误认识，对新社会抱有怀疑、抵触和厌恶情绪，产生了一种距离感，有的甚至走上同党和政府相对抗的道路。教会当局的这些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宗教信仰和活动的范围，不仅压制了广大教友的爱国热情，与天主教的信德完全不相符合，而且严重干涉了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所不能允许的。

    ①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第11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