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29日，四川广元县王良佐神父和500余名天主教徒发表《三自爱国革新宣言》，标志着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的开始。该宣言呼吁中国天主教与帝国主义割断各方面的关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天主教会，在广大爱国教友中间引起了巨大反响。归绥、重庆、南昌、武汉、南京等地的代理主教、神父和教友相继发表了内容相似的宣言。1951年1月，天津率先成立“天津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筹备会”。中国天主教界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评价和支持，以及全国人民的热情欢迎。至1951年1月底，表示赞成和要求中国天主教会实现“自立更新”的中国籍主教、代理主教、副主教有十人，神父186人，修士46人以及教友40余万人，代表昆明、桂林、广州、临川、杭州、保定、开封、青岛、张家口、济南、太原、天水、抚顺、海南等53个地区。1951年1月17日，华北地区天主教人士应邀参加由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举行的茶话会，会上周恩来总理发表讲话，支持天主教的爱国行动，鼓励中国天主教徒办好自己的教会。

1952年5月，北京天主教若瑟修女院全体修女

在抗议美国使用细菌武器宣言上签名

    正当中国天主教会的反帝爱国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之际，黎培里等通过“天主教中华教务协进委员会”在教会内散发反对爱国运动的文件，强调天主教“超国际”、“超政治”，指责发起爱国运动的教友是“裂教”和“违反教义与教规”。他还致函所有中国主教，指责南京教友的爱国宣言，把它说成是敌人诡计。1951年4月，黎培里再次写信，以更加强硬的口气宣称，任何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推翻教会权威将遭受教会纪律的惩罚。他甚至还派遣一些亲信，分赴北京和四川等地阻止当地教徒参加爱国运动。

    黎培里的活动是赤裸裸反对中国政府的政治行为，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主权，引起各地教友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纷纷要求人民政府将黎培里驱逐出境。1951年9月4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将黎培里永远驱逐出境。1951年6月6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取缔了华理柱主持的“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7月13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取缔由黎培里1948年8月为反对新中国成立而建立的天津的“圣母军”非法组织。

    面对中国政局的变化和中国教会的形势，教宗庇护十二世于1952年1月18日发表公函《开端，我们切愿声明》，公然把驱逐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分子比作早期教会的教难，要求中国教友信从罗马教廷。1954年10月7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再次发布一个措辞更加强硬的《致中国天主教会通谕》，谴责中国政府干涉宗教信仰自由，谴责三自革新运动，以革除教籍威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中国教友，对于那些国内反对爱国运动的神职人员和教徒，庇护十二世则大加赞许和鼓励。

    罗马教廷的通谕在中国天主教内引起极大混乱，严重干扰了中国教会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些教徒以“反对神长”的罪名遭到“绝罚”，被“停领圣体”。特别是在庇护十二世的第二个通谕传到中国以后，以上海主教龚品梅为首的少数神职人员大受鼓舞，更加卖力地以种种手段与中国政府对抗。诅咒新中国为“黑暗世界”，社会主义总路线是“猫狗路线”，煽动教徒起来对抗土地改革，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抵制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和法令。1955年9月8日，龚品梅依法被捕，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也被摧毁。此后全国各地破获了数十起天主教内的间谍案件和反革命破坏活动案件，同时在天主教界也开展揭发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反华的罪行的活动，先后有100多万中国天主教神长教友参加到了爱国运动中来。

    在日益高涨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唐山、广州、郑州、南京、北京、上海、南昌等城市陆续建立起了一些地方性天主教爱国团体，到1956年初，各地爱国团体已达200多个。1956年，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一些天主教政协委员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主持的座谈会上，倡议建立中国天主教全国性的爱国组织，7月，“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拟议中的爱国会得到广大天主教徒的赞同和拥护，特别是当时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也明确表示支持。1956年11月，沈阳总主教区总主教皮漱石（1897—1978年）在了解了筹备处的工作后，表示“要不辞劳苦地以实际行动来支持筹备处的一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