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序幕。

    清政府于1842年8月29日与英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该条约除割让香港和五口通商之外，还涉及到保护传教士：“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有传教者来至中国，一体保护”。值得注意的是，“传教条款”无视西方实行的“政教分离”原则，肆意干涉和践踏中国主权。1844年10月，中国又和法国签订《黄埔条约》。中方参与谈判的两广总督耆英于1844年12月上疏道光皇帝，要求弛禁天主教，但禁止西方人擅自入内地传教。1846年2月，道光颁布谕旨，准许中国人进教并将康熙以来各省旧建之天主教堂，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但是仍明确规定：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以示区别。但是这一规定很快就被打破。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失败后，俄、美、英、法等列强相继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英天津条约》规定，“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苛待禁阻”；《中法天津条约》也规定：“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天主教传教活动扩大到中国内地省份。1860年10月，中国与法国签订《中法北京条约》，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艾美贿赂中国官员私自添加进“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一条，理应视为无效，但是法国政府从未提出更正，而中国政府非但不敢据理力争，反而在同治四年（1865年），由总理衙门下达了一条命令竟然予以默认：“查内地建堂，由来已久，但传教士究系外国之人，如买地为建堂之用，其卖契内只可载明卖作本处天主教堂公产字样。若系洋人在内地购买私产，与条约不合，仍应禁止。此后，如有教士在内地买地建作教堂公产，即照咨内事理，妥细查明办理，勿任混淆”。天主教传教士“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特权竟然被合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