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各种保教措施。中国近代史上最大一笔赔款——“庚子赔款”中的一部分被用于重建烧毁、损坏的天主堂，还修建了许多新堂，焚毁教堂、伤害传教士的地方军、政官员遭到惩处，人数多达50多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宗教信仰自由正式载入历届中华民国政府宪法，实行政教分离政策，各种宗教的合法地位得到保证。中国社会的变化为天主教传教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同时，天主教本身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限制传教士的政治活动和任意插手民教纠纷，大力兴办各项社会福利事业，努力改善其社会形象。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天主教得到恢复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天主教徒人数持续增涨

    1901年－1910年间，中国天主教徒由720540人，扩展到1364618人。据1920年中华续行委员会就全国基督教事业概况进行的普查统计，中国天主教徒达到了1971189人，以后继续增长。到1940年，全国天主教信徒统计为318.3万人，这一数字一直保持到1949年全国解放。

20世纪初汉中一座中式教堂

    第二，来华修会有所增多

    主要有慈幼会、巴尔玛圣奥斯定会、伊苏登外方传教会、圣高龙庞外方传教会、苦难会、比布斯二心会、圣心司铎会和本笃会等。除此之外，不少女修会也纷纷来华，如方济玛丽女修会、安老会、司代尔圣神忠仆会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各国卷入战争，派往中国传教士大量减少，传教资金也大幅缩水。战后美国经济迅速增长，介入中国传教事业。1918年由托马斯·普赖斯神父带领美国玛利诺会到广东江门传教，1925年起管理汕头宗座代牧区。美国圣高龙庞传教会、遣使会、苦难会、吾主仁爱会等也相继来华。

    第三，天主教深入城市乡村传播福音

    1908年罗马教会重申禁令，禁止传教士不分是否曲直、随意介入中国教徒的争讼，纵容包庇不轨教徒、禁止教会和传教士介入政治与外交活动。因此，天主教所谓“打官司教”情况大为减少。天主教会还致力于在整饬中国教友道德，移风易俗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罗马传信部禁止吸食鸦片。教会还禁止教友买卖妻女，拒绝为这些教友行圣事。传教士还努力改变着当地的一些陋习，如童婚和童养媳等，并且指导农村教徒改善耕作，兴修水利等活动。

    教会开始重视提高教友的素质而不是一味追求数量。对于那些要求入教的人，耶稣会、圣言会以及玛利亚无罪圣心会都规定至少有两年的考察期。有的地区教会还拨款用于望教者的培养训练。以北京代牧区为例，传教士每找到一个望教者，就可以得到6个美元用于培训望教者。正因为如此，民间也有流行所谓“吃教”的说法。

20世纪初汉中的一个传教站

    第四，开展社会慈善事业

    在这些慈善事业中，孤儿院是天主教最为重视的重要的一项。大量收容孤儿和弃婴，与教会追求施洗数量有关。天主教相信，婴儿受洗之后死去可以进天堂，如果活下来，长大就是一个天主教徒。育婴堂一般为孤儿院的一部分，送到育婴堂里的婴儿，不少已是奄奄一息，神父或修女为之施洗后很快死去，因此死亡率很高。

嘉诺撒修女会收养的孤儿（本世纪初）

    20世纪的天主教会的孤儿院和育婴堂事业依然相当发达。1920年全国天主教孤儿院总数超过150所，主要分布在直隶（20所）、江苏（21所）、浙江（14所）、广东（13所）、蒙古（10所）。在这些孤儿院中收养的孤儿有1.7万名。到1930年，全国孤儿院有375所①，收养孤儿人数为21858人。福建各教区有13所孤儿院，收留了15000名儿童，其中500名委托给其他家庭领养。教会收养孤儿，提供他们生存所必须的技能，男童往往掌握一些经商的技能，而女童则学习女红和家政。他们大多数都领洗成为教徒，许多孤儿长大以后结婚，组成一个新的天主教家庭。孤儿院出身的教徒在天主教中占有一定比例，如上海最大的天主教堂徐家汇天主堂的教徒有四分之一来自土山湾、圣母院孤儿院收养的孤儿。②“土山湾、圣母院的这些男女孤儿中，有的是教徒家庭的子女，送进土山湾、圣母院孤儿院时已‘受洗’入教。原来不信教的，被收养后领受天主教洗礼，也成了小教徒。他们在神父、修士、修女的严密管束下，学习天主教的‘经言’和‘要理’，并参加宗教活动，这些男女孤儿长大到结婚年龄，土山湾的耶稣会神父，圣母院的拯亡会修女，一手包办了他们和她们的婚姻：孤儿和孤女配对，到徐家汇天主堂有神父‘降福婚配’后，住进土山湾教徒村里面的一间‘哀矜房子’。”③

    ① 丁汝仁：《全国教务情形之回顾》，《圣教杂志》1931年第5期。

    ②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将来》，第6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③ 顾裕禄：《徐家汇天主堂的过去和现在》，《宗教问题探索——1984年文集》第174页。

20世纪初天主教神父在给中国儿童傅洗

    开办诊所、设立医院也是教会慈善事业之一，也是在华教会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20世纪初，属于在华天主教会的较著名的医院有：1901年在昆明开设的法国医院；1905年先后在重庆和广州开设的仁爱医院、韬美医院；1906年在青岛开设的法国医院；1907年在上海开设的广慈医院；1929年在南昌开设的法国妇幼医院，以及1935年在上海开设的普慈疗养院。天主教孔好古神父还在广州创办了一所麻疯病院，满州也建立了一所治疗鼠疫的医院。“估计到1937年为止，法国天主教会的医院共约70余所，床位5000张。”①

    ①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389页。

    从客观上说，传教士在中国开设医疗机构的结果，除了为扩大教会规模服务以外，也把西方的先进医疗科学理念，包括医疗方法、医药、医院制度、医学教育等，传入了中国，同时，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西医人才，对中国的医学事业的发展是有一定贡献的。

    养老院也是天主教会慈善事业的一部分。1920年全国天主教创办的养老院达37所，平均每所养老院收养孤老35人。在养老院为老人们提供服务的主要是女修会穷人姐妹会的中外修女。1930年，全国养老院发展到了232所。

    天主教会慈善事业还包括有计划有组织的救济事业。1876年至1879年期间，恰逢华北的山东、直隶、山西、陕西和河南五省发生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天主教各修会派了近70名传教士赴灾区活动。其中也有些传教士乘人之危，大量收购田产，灾情过后再以全家信教为条件将其出租给农民。在中国许多地方都有传教士和其他外籍人士组成救济团体。每逢发生大的灾害，它们都会派出人员前往灾区活动，以此来赢得部分民心，扩大教会影响，壮大教徒队伍。例如，1931年华北遭遇大水，天主教会发起赈灾活动，募集到20余万元用于灾区重建工作。

    第五，天主教教育事业有所起色

    19世纪以来，中国天主教相当注重对天主教徒的基础教育。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普通教育，一是教理学校。利用庚子教案赔款，天主教会大力发展各种初级、中级学校的数量和规模，这些学校一般由传教先生或神父给天主教徒后代讲授各种教理、中文经文，以及基本的读写能力，主要招收天主教徒后代，一般不对
外招生。在天主教办的学校中大多数学生是来自教友家庭，但是中学也招收非天主教学生。

    初院或教理学校则是专门用于在教友中间教授天主教理的机构，加深教友对教义的理解，坚定他们的信仰。1914年，天主教在中国开设的各类学校共有8034所，学生总数达到132850名，其中绝大部分为初等学校或教理学校①。 1925年中国天主教徒达到250万人，而就读的学生人数为31万，其中近三分之二的学校为讲授基督教教义的“祈祷学校。”②一般而言，每个代牧教区都至少有一所修院。1906年中国天主教修院的数量达到64所，有1640名修生。

    ① 林芝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第138页。

    ② 但是普通教育方面，基督教新教的努力似乎也超过了天主教，当时新教所开办的各类学校共有4100多所，只有天主教一半，但学生的总数大约有11300多名，与天主教学校在读的学生数量相当。

    在高等教育方面，天主教远落后于新教，但是各地教会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1908年，蒙古中部地区的专科学校开始教授西方科目。1908年，武昌的一所天主教专科学校也开始教授英语和法语。福州圣若瑟学院是当地惟一高等教育机构。

    1903年3月，著名的中国天主教徒马相伯在徐家汇创办震旦大学院，旨在通过兴办高等教育拯救中华民族。后因耶稣会派遣的神父南从周干涉校政，马相伯先生愤然离开震旦，在一些爱国人士和社会舆论支持下，1905年在徐家汇李公祠内创办了复旦公学，此即复旦大学前身。1908年，震旦大学院迁入法租界，耶稣会南从周担任院长，传授法语教学，讲授文学、法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以及医学等学科。教师多为耶稣会神父，只招男生。因其在罗马注册，受教宗的传信部控制，宗教气氛浓厚。1932年改称震旦大学。1935年，震旦下设法学院、医学院和工学院，法科、工科修业期限为4年，医科修业期限为6年。至1936年，震旦大学本科学生约300名，预科学生300名。1938年震旦女子大学成立。1922年耶稣会又在天津开设第二所天主教大学——津沽大学，下设工学院和商学院，1923年招收预科班，次年3月招收学生50名。1933年改名为天津工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