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随着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的高涨，尤其是随着高举反帝爱国大旗、提倡“民主”“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在外国势力控制的天主教会中，部分有正义感的爱国天主教徒开始觉醒，一些著名的中国天主教团体和爱国人士纷纷加入了反帝救国的运动行列，中国天主教徒的民族意识逐步觉醒，要求教会自立的呼声日益强烈。

    早在1917年，中国天主教著名爱国人士英敛之发表《劝学罪言》，公开揭露外国传教士的劣行和虚伪：“法教士惟歌功颂德于法，意德等教士惟歌功颂德于意德”，“演出形迹，使其人敬如虎伥，使其教竟同罪薮”。“五四”运动爆发后，一部分天主教会人士纷纷响应，不少教会学校的青年学子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震旦大学的学生会和上海中法学堂、徐汇公学等天主教学校的爱国学生，一起参加了上海的三罢（罢工、罢课、罢市）斗争。此外，在天津、北京、广州等地的教会学校的爱国学生也纷纷投身于这场斗争。天津爱国天主教徒还成立公教救国团，加入绅商学教四界联合会，到社会上做爱国演讲，向全国教徒发出传单和宣言书。他们在6月11日的《益世报》上发表了文章，呼吁中国教友“奋发风云，誓保国土。……为全国之一助。”6月12日，天主教徒聂醒吾等在《益世报》上发表《为外交泣告教中人书》，指出西方列强在保教权名义下入侵中国，曰：教案一起，非丧权即失地，我国的部分领土“逐随保护之声而长逝矣。”上海耶稣会主办的《圣教杂志》也发表社论《公教友之热心救国》，与天津天主教的爱国行动南北呼应，盛赞“该书大旨系鼓吹教友，速起救国。”

1994年4月3日，近3000名中外天主教徒聚集在北京宣武教堂，

庆祝复活节。这是主教在为一位外籍教徒送圣餐

    中国天主教徒的爱国行动很快遭到教会当局压制。《圣教杂志》的社论发表一个月后，教会当局即发布一个“特别声明”，说天津天主教徒“诬蔑神长”，“或竟背教，或成裂教”，指责天津教友的行动“借题发挥，攻击教中神长”，“应得神罚处分”。广东代牧主教光若翰于1919年11月16日至23日在北京主持华北主教会议，以教廷使节名义发布《致直隶司铎书》，明确表示天主教当局拒绝中国天主教会本土化。在中国人民族意识已经觉醒的20世纪，教会当局这种压制中国教友爱国思想和行动的做法，只会加深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隔阂。

    在20世纪中国天主教爱国行动中，英敛之和马相伯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英敛之（1867—1926年），字敛之，号安蹇斋主、万松野人，满族正黄旗。19岁时读汤若望著《主制群徵》，22岁奉教。1902年以启民智、宣民隐为宗旨与友人合办《大公报》。他对外国势力控制中国教会极为不满，竭力主张尽快培养优秀的本国神职人员，进而自办教会。对传教士们只许自己爱国，不许中国神父和教徒爱国的行径，英敛之尤其愤怒。在《劝学罪言》中，他写道：“前岁比国被德残毁后，该国枢机主教某公，发出勉励国民书一篇，反复譬喻，谆谆以爱祖国为训，至理名言，无论有识无识，莫不感痛。至于我国宣道者，从未闻有提及爱国者，或有之，吾未闻也。岂圣教道理，独于中国教民，当使之爱外国乎，真欲索解人而不得矣。”① 强 烈的民族自尊心、爱国心溢于言表。1926年，带着满怀希望和无尽遗憾，这位杰出的爱国天主教徒与世长辞。

    ①　英敛之：《劝学罪言》第4页。转引自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第8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

    马相伯（1840－1939年），名建常，字相伯，圣名若瑟，晚号华封老人。江苏丹阳人，出生于天主教徒家庭里。12岁入圣依纳爵公学，习拉丁文、法文、数学、天文学及宗教。1861年入耶稣会初学院，1870年晋升为神父，在安徽宣城及江苏南京、徐州一带传教。1876年离开耶稣会还俗并结婚，一度投身于洋务运动。1898年复回教会，在佘山圣母堂避静一年后获教廷赦免。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1905年又另创复旦公学，意为“复我震旦”。1920年退隐上海徐家汇土山湾，译著天主教书籍。马相伯是充满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的天主教徒。对于外国势力控制教会的种种弊端以及教会对中国神职人员的压制，马相伯深为不满。他大力提倡中国教会应当自治，主张大力提倡培养本国教士，提高传教质量和社会效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马相伯先生热爱祖国，以90多岁高龄，手书“还我河山”，发表文章和演讲，呼吁各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发起并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和国难会，积极从事救亡运动。1932年与宋庆龄等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1935年。上海文化界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等组织救国会，德高望重的马相伯被推选为救国会领袖。在1936年7月12日《救亡时报》上，他公开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他说：“日本人只有8000万人，而中国有4万万人，日本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五倍大的中国，碰到只有五分之一的日本侵略，竟不敢出来抵抗，这叫做‘缩头乌龟’。可是做缩头乌龟的，是政府而不是人民。人民要出来抵抗，政府还要压迫呢。”马相伯的爱国言行，对于推进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重要作用，是公认的爱国老人。1939年，马相伯百岁大庆，中共中央贺电，称之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国民党政府也对他褒扬有加，称之为“民族之英，国家之瑞”。同年11月4日，他病逝于越南凉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曾联名向其家属发去唁电①，对马相伯先生爱国精神予以高度评价。

    ① 1939年11月10日，重庆《新华日报》登载了该唁电，全文如下：“马相伯先生家属礼鉴：马相伯先生于本月4日，遽归道山，老人星黯，薄海同悲，遗憾尚多，倭寇未殄，后死有责，誓复国仇，在天之灵，庶几稍慰，特电驰唁，敬乞节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