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宗教在向其他不同文化区传播的过程中，都遇到一个如何本地化的问题，天主教也不例外。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涉及许多方面，主要是中国本地修院、中文礼仪、中文《圣经》和天主教经典的翻译，以及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本地化。其中又以神职人员的本地化最为关键。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和漫长过程。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方迈出了一些重要步骤，但是仍然很不充分。中国天主教会一直是在外国的世俗政权和传教士控制下，广大中国教友神长一直处于无权状态。

    鸦片战争后，中国籍神父在维持教务、解决纠纷、发展教徒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其数量一直占少数。据教会材料统计，1903年，外国神父为1075人，中国藉神父为499人。1912年，外国神父为1469人，中国神父为729人①。1919年－1920年间外国神父为1417人②， 中国神父的比例略有上升，为863人③。1940年外国神父为4552人，中国神父1989人，1949年外国神父为6024人，中国神父为2155人。④中国籍主教更是凤毛麟角了。自公元1583年利玛窦进入广东肇庆到公元1926年的240余年间，除罗文藻外，所有“中国主教”都是外国人。

    ① 赖德烈：《中国基督教传教史》，第538页，麦克米伦出版社，1929年。

    ② 另外有一种统计，1920年外国神父为6，204人，中国神父为1，306人，中国神父所占比例就更低了。参见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第25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③ 任延黎主编：《中国天主教基础知识》，第279页，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④　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第25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931年，天主教区宗座代牧与汉中地区地方官绅的合影

    尽管教会存在反对天主教徒的爱国行动、反对天主教本地化的势力，但是本地化仍为大势所趋。1924年中国神父为834人，占总数的35％，1923年上升至1088人，占41％，1926年为1184，差不多也在41％。在蒙古和汉口等教区，望弥撒时教友高唱带有中国特色的赞美诗。1920－1924年间，各代牧区的命名也陆续改为主教驻在城市，如冀东沿海代牧区改为天津教区等。

    1946年，中国天主教实行圣统制，中国天主教会属传信部管辖。中国划分为20个教省，每一个教省各设一名总主教。在20名总主教中，17名是外国人，只有3名是中国人。这三名总主教是，北京总主教田耕莘（1945年2月被任命为远东第一位枢机主教）、南京总主教于斌和南昌总主教周济世。在教省之下，全国共设有135个教区，其中有110多名主教是外国人。1948年，中国主教区增加到139个，但是中国藉主教却只有14人。中国藉神父的情况也是不容乐观，其数量虽逐年递增，但是仍然不到全部在华神父总数的一半。1928至1929年，中国教士神父为1536人，外籍神父2015人，中国神父占43%，1936年中国神父增加到1835人，外籍神父为2717人，占总数的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