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1368—1644年），天主教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活动，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明朝末年。此时的欧洲，却经历着一场深刻而剧烈的社会变革。封建制度解体，欧洲先后建立了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一些城市地区萌芽、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天主教内部也孕育着深刻变化，最终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形成了基督教新教。面对社会进步和宗教改革带来的冲击，天主教会对内厉行改革，整顿古老的修会并鼓励创办新的修会，对外利用新航路的开辟，将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派遣到海外去传播福音，以对抗宗教改革，用教会的话说：“在欧洲失去的，在海外补回来”。在这样背景下诞生了一个对中国天主教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修会，那就是由西班牙人罗耀拉（1491—1556年）于1534年创立的耶稣会。

    作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正积极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罗马教廷则大力支持它们向海外传播天主教信仰。教宗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年在位）发布《划界通谕》，把非洲和东方纳入了葡萄牙传教范围。在这片广袤范围里，葡萄牙派遣和接送传教士，出资建造教堂和修院，提供传教士的生活津贴，葡萄牙国王享有任命主教的权力。这就是所谓“保教权”。

印度果阿本吉土教堂中的沙勿略棺柩

    西班牙籍的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年）是第一个试图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当时中国禁止外人进入内地。沙勿略在1552年8月登上靠近广东台山县正南的上川岛，于12月3日病死在上川岛。虽说沙勿略从来没有真正踏上中国内地一步，但是他的传教热情感动了中外天主教徒，奉之为“远东开教之元勋”。

    1554年，葡萄牙人把澳门变为一个固定据点后，尾随葡萄牙商人蜂拥而至的，便是天主教传教士，澳门渐成远东天主教传教中心。公匝勒于1555年抵澳，建造了一所草屋，为澳门第一座教堂① 。随后奥斯定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各在澳门建立据点。而势力最大者自然是耶稣会。耶稣会创办的圣保禄神学院教授哲学、神学和拉丁文，建造有图书馆、观象台和药房，为中国第一所天主教大学。1576年1月23日，澳门教区成立，其管辖范围含中国、安南、日本及附近诸岛屿。1578年沙阿被委任为第一任澳门教区主教。澳门建造了8座天主教教堂。圣保禄大教堂自1602年开始动工，耗时35年，为远东最宏伟壮观的教堂。澳门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充当着向中国内地传播天主教的跳板，那些准备到中国去的传教士通常在澳门的神学院里进修中国语言和文化，然后赴内地传教。当传教士被中国政府驱逐，大多也是遣送至澳门。有的传教士在澳门蛰伏一时，伺机再度潜入内地，也有的由澳门返回欧洲。不少传教士死后就埋葬在了澳门。

    ①费成康：《澳门四百年》，第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大三巴牌坊是澳门具有代表性的名胜古迹，它的前身为大三巴教堂的前壁，

其正名是圣保罗教堂。教堂始建于1602年，至1637年竣工，

为当时远东最大一座天主教堂，1835年被一场大火夷为平地，

仅剩教堂前的68级石阶和花岗岩建成的前壁，因貌似中国的牌坊而被命名（三巴是译音）

    最初，澳门的教士都认为，西方文化远远高过中国文化。澳门为数不多的中国天主教徒被迫操葡萄牙语，取葡萄牙名字，彻底割断与中国文化的联系。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1538－1606年）开始意识到要改变这种无视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他主张，既然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文明国家，到中国去的传教士应入境随俗，必须精通汉语，能够用汉语与中国百姓士绅交往，启发他们了解并接受基督教的道理。他安排了罗明坚（1543-1607年）、利玛窦、巴范济等（1551－1662年）耶稣会士于1582年到澳门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1580年，罗明坚随葡商进入广州。他彬彬有礼的举止、明白流利的汉语赢得了当地官员好感，获准其在接待暹逻贡使的驿馆里居住。

利玛窦像

    然而，执行耶稣会的这种传教策略并将其发扬光大的，是意大利籍的利玛窦（1552－1610年）神父。由于他的努力，天主教事业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158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一起赴肇庆，在西门外崇宁塔边造了一幢欧式建筑，用作教堂，知府王泮亲题匾额“仙花寺”。利玛窦把欧洲带来的一张地图以中文标注，名《山海舆地全图》，张挂在客厅里面，并公开展示各种天文仪器，吸引了很多中国士绅前来参观。他们就乘机向中国人讲解天主教理，刻印若干天主教要理书籍，分赠来客。

广东潮阳县古溪乡天主教堂由新老两堂连接而成。

老教堂建于1882年，新教堂连接于老教堂之后，建于1910年前后

    为了更好地向中国人传扬基督福音，利玛窦连生活起居也都中国化了。起初，他削发僧服，自称“西僧”，后来又脱掉袈裟，改穿儒服。因为，他发现中国真正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欲使天主教广布华夏，首先要结交士大夫阶层，通过他们再接触到统治阶层，以便自上而下地将中国基督教化。为此，利玛窦在中国人瞿太素帮助之下学习中国儒学经典，熟读四书五经，自称“西儒”，在与人交谈时常常引经据典，令周围的中国士绅啧啧称奇。他在南京、南昌辗转传教，结交政府官员、王公贵族和士大夫，密切关注中国政治形势，以便寻找机会进京。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终于在瞿太素的帮助下得到路票前往北京。进京之后，利玛窦向朝廷呈递了一份奏章，称自己是景仰“天朝声教文物”的“大西洋陪臣”，没有提到他的传教目的，从此留在了北京传教。

    1603年，范礼安对于利玛窦等在中国的传教工作表示满意，决定增加经费并派遣更多的传教士来华传教。到1604年,北京有利玛窦、庞迪我、费奇观(1571-1649年),南京有罗如望(1566-1607年)、黎宁石(1572－1640年)、王丰肃(1566-1640年)、林斐理，南昌有李玛诺，韶州有龙华民(1559-1654年)、杜禄茂(1572-1609年)，他们分别主持当地教务，隶属于耶稣会中国传教区，接受区长利玛窦的领导。1605年，利玛窦在宣武门购置“北京会院”，即今北京南堂前身，终日与公卿士大夫交往。这时北京地区有200余人领洗入教，不少是朝廷高官。1610年5月，勤勉操劳的利玛窦因病去世，年仅59岁。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于他们走了一条本地化或者“中国化”的道路。他们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和礼俗，认为“儒家的道理没有任何与天主教道理相冲突的地方”①。 他们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在传播西洋科学和文化的同时，传播天主教。这样的传教策略被清朝康熙皇帝称之为“利玛窦规矩”，现代研究天主教史的中外学者也将其概括为传教士的“适应政策”。②

    ① 转引自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第51页，东方出版社，1994年。

    ② 张铠：《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第8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徐光启和利玛窦像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活动是一次相当成功的中西文化交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向中国介绍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和思维方式。他用汉语著译的作品甚多，涉及天文、历算、地理、数学、几何、力学、逻辑、音乐、伦理乃至记忆术等学科，在中国留下“著书多格言，结交皆名士”的美誉。二、试图将儒家思想和天主教教义加以调和。利玛窦曾著《天主实义》，把中国古代经典《周颂》中的“上帝”、“天”解释为“天主”，说“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 ①他较多采用了能为中国士大夫认同的道德论证法证明上帝的存在：“吾不待学之能，为良能也。进天下万国有自然之诚情，莫相告而皆敬一上尊；” ②同样，为了迎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传统念，利玛窦对“三位一体”、“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及复活”等启示真理讲得很少。这招来了后人的批评，说他向中国人介绍的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宗教，或许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利玛窦的做法在士大夫中间获得了共鸣却是事实。著名的士大夫教徒徐光启就是因为《天主实义》对于道德原则的论证细密严谨而领洗的。三、利玛窦还通过信件和传教报告，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人文思想、历史文化、社会风貌以及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经历，尤其是1615年出版的拉丁文著作《耶稣会利玛窦神父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风靡一时，并被译为法、德、西、意多国文字。事实上，《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的出版以及其他传教士从中国发回欧洲的大量传教报告和通信，大大加深了欧洲学术界对于中国的认识，对于正处在启蒙时期理讲得很少。这招来了后人的批评，说他向中国人介绍的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宗教，或许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利玛窦的做法在士大夫中间获得了共鸣却是事实。著名的士大夫教徒徐光启就是因为《天主实义》对于道德原则的论证细密严谨而领洗的。三、利玛窦还通过信件和传教报告，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人文思想、历史文化、社会风貌以及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经历，尤其是1615年出版的拉丁文著作《耶稣会利玛窦神父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风靡一时，并被译为法、德、西、意多国文字。事实上，《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的出版以及其他传教士从中国发回欧洲的大量传教报告和通信，大大加深了欧洲学术界对于中国的认识，对于正处在启蒙时期的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未得到上帝启示、凭着自然理性就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物质繁荣，文化昌盛，这样一个被理想化的中国形象在欧洲思想家（如德国莱布尼兹和沃尔夫、法国伏尔泰）心目中树立了起来，成为他们崇尚理性，批判社会和思想的有力思想武器。

    ① 《天主实义》,转引自《利玛窦中文著译集》(朱维铮主编),第2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② 《天主实义》,同上,第9页。

《天主实义》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