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的努力下，天主教终于在中国立足。到他去世的时候，天主教在中国已经有了四处教堂，分别在北京、南京、南昌、韶州，欧洲神父13人，中国修士7人，领洗的中国教徒达到了2000人。利玛窦临死之前曾对庞迪我、熊三拔以及中国修士游文辉、钟鸣仁说：“我给你们打开了一扇大门，从这座门进去，可以建立许多大功劳。”①

    ① 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第19页，知识出版社，1987年。

徐光启像

    利玛窦等传教士尊重中国文化的态度，博得了包括达官、名士在内的士大夫阶层的好感，他们为天主教在华传播提供各种便利条件，有的还为天主教思想所吸引，最终受洗成为了最早的一批中国天主教徒，其中最有名的当推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他们对于中国天主教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被称为明朝天主教的三大柱石。

    徐光启（1562—1633年），上海县徐家汇人。早年曾看到过《山海舆地全图》，对利玛窦十分仰慕。1600年春，徐光启在南京见到利玛窦，相谈甚欢，利玛窦向他讲解天主教教理。1603年，徐光启在南京接连8天研究了利玛窦所著《天主实义》，由罗如望神父施洗入教，取圣名“保禄”。1604年，徐光启参加会试，考中进士，随后进翰林院为翰林庶吉士，官拜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几何原本》书影

    徐光启是一位注重经世致用之学的士大夫，也是最早主动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1605年秋，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成为中西科技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徐光启每天下午三、四点钟来到利玛窦家中，利玛窦“口传，”徐光启“笔受”，历时一年有余，终于将《几何原本》的前六卷译毕刊行。《几何原本》的中文翻译水准相当之高，所创造的一套平面几何的基本用语沿用至今，如点、线、直线、平面、曲线等。尤其是它将几何学严谨的推理方法介绍给中国，为它在的中国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士大夫对于《几何原本》评价甚高。利玛窦去世后，万历皇帝要赐地安葬，有人提出异议，时任礼部侍郎的叶向高答曰：“子见自古外人来我中国者，未有钦赐葬地者，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玛窦乎？他且勿论,只观其所著《几何原本》一书,发古人之所未发,功在万世,仅此一事，即当钦赐葬地。”①

    明末奉教的士大夫接受天主教思想，大抵走的是将儒教思想和天主教教理融会贯通的路子。徐光启在《辩学章疏》中写道：天主教“能令人为善必真，去恶必净，盖所言上主生育拯救之恩，赏善罚恶之理，明白真切，足以耸动人心”，因此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就正佛法”，概括说起来就是“补儒易佛”（《泰西水法序》）。

    与徐光启同时的李之藻和杨廷筠也是当时著名的中国天主教徒。李之藻（1565－1630年），字振之，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594年中举，1598年中进士，曾任工部水司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河道工部郎中、广东布政使、光禄寺少卿等职。1611年受洗，取教名良(Leo)。李之藻很早就向利玛窦学习天文，地理和数学等自然科学，还与利玛窦先后合译并出版了《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圜容较义》等著作。晚年编辑刻印了中国天主教最早的一部天主教丛书《天学初函》（1628年）。这部丛书收集了传教士和中国天主教徒撰写、翻译的西方科学和天主教著作共计20种，分“理”（宗教）和“器”两篇，在当时流行一时。

    ① 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转引自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第28页，知识出版社，1987年。

    李之藻也是从中国儒学思想为出发点理解天主教的。为此，他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东海西海，心同理同”①。他称传教士的学问为“天学”，它与儒家学说并无抵触：“知天、事天，不诡六经之旨……性命根宗，义畅旨玄，得未曾有。”②对于天学中“微及性命根宗”部分，也就是天主教理，李之藻更是从儒家修身事亲的角度加以诠释。他在《天主实义重刻序》中写道：“即知即事，事天事亲同一事，而天其事之大原也。……利先生学术，一本事天，谭天之所以为天甚晰。” ③

    杨廷筠（1557－1627年），仁和人，1592年中进士，1598年升任监察御史，后因官场失意，称病告归。居家讲学期间，对佛教产生强烈兴趣。从传教士郭居静和金尼阁那里接触到天主教后受洗，取教名弥额尔。由佛入耶之后的杨廷筠表现出了强烈的宗教热情。佛教徒专门写文章批评他，杨廷筠一一予以反驳，留下甚多护教、传教著作，如《代疑篇》、《代疑续篇》，流传甚广。杨廷筠也认为天主教和儒家思想是可以融会贯通的。只是他认为儒家思想早已失传，而今利玛窦带来西学，“以万物本乎天，天惟一主，主惟一尊，此理至正至明，与吾经典一一吻合。”④中国士大夫中领洗成为天主教徒的还有不少。比如，王徵（1571－1644年），陕西泾阳人氏，从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与传教士邓玉函（1576－1630年）合译《远西奇器图说》，为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力学和机械学专著。韩霖，陕西绛州人，1621年中举，从徐光启习兵法，受徐的影响而受洗入教。此外，李应试、金声、陈于阶、韩云、韩霞、张庚、瞿式夔、瞿式毂、瞿氏耜、李天经、李祖白、张星曜、诸际南、丁允泰等，都是明末清初有名的中国士大夫天主教徒。

    ① 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转引自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第110页，知识出版社，1987年。

    ② 李之藻：《刻天学初函题辞》转自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86页 中华书局1989年。

    ③ 《利玛窦中文著译集》（朱维铮主编），第9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④ 《利玛窦中文著译集》（朱维铮主编），第20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这批中国士大夫对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也作出了重大贡献。首先，他们翻译引介西方科学著作，成为中国历史上较早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其次，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关系为天主教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提供了种种便利。正是在他们的引介和推动下，天主教很快在各地建立了一些中心和根据地。比如，1607年，徐光启因父亲去世，回藉守制三年，路过南京，邀请郭居静神父到上海开教，在其住宅建立教堂，其家人、亲友和仆役受洗者50余人，以后又有150余人入教。这是上海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徒，以后人数屡有增加，到17世纪中叶已达3000人。1661年，在上海主持教务的潘国光神父(1607－1671年)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说，这里每年有200人入教，是江南地区天主教发展最迅速的地区。由此可见，中国天主教之所以能够在明末兴起，除西方传教士采取了一条比较能够为中国社会和文化心理所接受的传教策略之外，也与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拥有一批天主教徒、他们愿意为中国天主教事业奉献有密切的联系。

    17世纪上半叶，中国天主教教徒主要集中在北京和江南地区，1627年教徒人数达13000，10年后增至40000。江西、浙江、江南、山东、陕西、山西和直隶诸省均有分布。到1661年，中国15个省除云南和贵州之外，都有了天主教活动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