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天主教的发展也非一帆风顺。从中国社会的外部环境看，中国朝野对于天主教仍存有戒备和疑虑心理。从天主教内部来看，在教务发展的同时酝酿着一场深刻的危机。当时在修会内部、修会与修会之间，对于中国的主流文化即儒家文化的宗教性在认识上产生分歧，逐渐演化为一场旷日持久的“中国礼仪”之争。对于这场将决定中国天主教命运的争论，罗马教廷的立场起先摇摆不定，继而又断然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孔和祭祖等礼俗，最终导致清王朝的百年禁教。

    礼仪之争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中国人的祭祖、祭孔活动，其性质究竟是宗教还是习俗。二是造物主应该用何种译名为好。争论从耶稣会内部展开，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派否认祭祖、祭孔含有宗教成分，中国天主教徒也可以参加，当时通用的造物主译名“上帝”、“天”、“天主”等，可继续使用；以龙华民为首的一派则认为，此类仪式正是为基督教所反对的偶像崇拜，应当坚决拒绝。对于造物主的译名，则主张一律使用拉丁文音译，作陡斯（Deus）。1628年，中外耶稣会士在嘉定召开会议，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不把祭祖祭孔当成偶像崇拜，认为祭祖与十诫的“当孝敬父母”是一回事。

山东胡庄露德圣母堂是中国两大天主教圣地之一，现已修缮一新。

露德圣母堂坐落在山东省平阴县胡庄村以西的尖山山顶上，始建于1895年

    1632年，方济各会士利安当和多明我会士黎玉范进入福建传教，礼仪之争在天主教各修会之间再度爆发。他们目睹当地祭祖和葬礼风俗之盛，为耶稣会士艾儒略神父允许中国教友进祠堂、入孔庙祭拜而震惊不已。黎玉范于1643年回到罗马，向教皇呈递了17项针对耶稣会的指控。于是罗马教廷于1645年9月12日宣布禁止用“上帝”称呼造物主、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罗马的命令引起在华耶稣会士的不安。1651年他们委派卫匡国（1614—1661年）专程赶赴罗马，向教廷圣职部提交报告。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在1656年3月23日颁令，中国礼仪纯属文化活动，不是偶像崇拜，只要不违反天主教基本信仰，中国教徒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参加祭孔祀祖的活动，可以和非基督教徒一同参加祭祀亡灵的活动，甚至可以在有迷信成分的仪式中参加助祭，只要他声明自己的信仰。

    历狱期间被软禁在广州的传教士于1667年12月16日召开了“广州会议”，就涉及中国教务的42个问题作出决议，遵守教宗1656年有利于耶稣会的命令。除利安当和另外一名传教士外，所有与会者都在决议上签名表示同意。但是，在广州会议上签名同意的多明我会会长闵明我，潜往欧洲，指责中国礼仪为异端，攻击耶稣会士容忍中国礼仪的立场，再次挑起礼仪之争。

    1687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阎当被任命升为宗座代牧。他于1693年3月26日颁布一封牧函，严禁中国礼仪。但是，在华耶稣会士感到禁止中国礼仪将不利于传教事业，就在1692年派李明返回法国并到罗马为中国传教政策进行申述和辩解。当时欧洲各修会和学术界正掀起与耶稣会的大论战，在天主教会内部，有不少人反对耶稣会。因此巴黎大学的神学家1700年10月发表一份宣言，支持阎当，反对中国礼仪。

    耶稣会士一边向罗马教廷辩解，一边也把欧洲发生礼仪之争的事捅到康熙那里。1700年11月19日，康熙表示赞同耶稣会在中国礼仪上的观点：“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

1997年12月24日圣诞夜，

北京天主教宣武门教堂举行望子夜弥撒，上千名教民在教堂一同欢度圣诞节

    1704年11月20日，教宗克雷芒十一世批准圣职部决议，严禁中国教徒行中国礼仪并派多罗主教（1667—1710年）为特使，到中国来执行教令。这样，在礼仪之争问题上罗马教会同中国政府发生交涉并最终导致冲突。

    康熙十分关注传教士在华的活动并将其看成内部事务，认为必须加以管束，便在1706年12月31日下了一道旨意：在中国传教的西洋教士必向内务府申请印票，写明不回欧洲，凡是拒绝领票者一律驱逐出境。到1715年，陆续有48名传教士领取了印票，其中耶稣会士29人，方济各会士9人①。对于这些传教士，康熙对他们多有安抚：“尔等有凭据，地方官晓得你们来历，百姓自然喜欢入教②。”

    ① 转引自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第7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② 同上书第71页。

广西涠洲岛上的天主教堂，建于1869年，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教堂墙壁全用海滩岩砌成，

钟楼为哥特式建筑，雄伟壮观，现已成为中外游客观光游览的胜景之一

    多罗在南京得知康熙旨意后就发布牧函，公布教宗关于中国礼仪的禁令。教宗克雷芒十一世又于1715年3月15日公布《自登基之日》（Ex illa die）通谕，对于多罗的牧函表示支持，要求所有在华传教士和神职人员在巡视员、宗座代牧或者主教面前宣誓坚决遵守。康熙获得教宗克雷芒十一世的禁约后，大为震怒，决定在中国全面禁止天主教。他在禁约上亲加朱批：“览此告示，只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人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此后，罗马教廷一直坚持严禁中国礼仪的立场。1742年，教宗本笃十四世（1740—1758年在位）发布一篇通谕《从上主圣意》，饬令在华传教士，严行禁止中国礼仪，违反者立即调回欧洲接受处罚。直到1942年罗马教廷方才解除执行了近250年的禁令，在中国礼仪问题上，回到了原先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的立场上。

    礼仪之争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延续时间漫长、涉及范围广，并且造成了严重后果。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参加祭祖祭孔的仪式，直接导致康熙晚年禁止天主教传播，此后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各朝历行禁教，时间长达百余年。尽管罗马教廷以后不断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内地传教，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天主教传教活动基本上是处在非法的地下状态。

    自1721年康熙全面禁止天主教到1858年咸丰在洋枪洋炮下准许自由传教为止共138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天主教可以用百年禁教概括。

17世纪40年代，西方传教士开始踏进上海，天主教和基督教各种派系的教堂建筑逐渐繁衍。

这是著名的徐家汇天主教堂。它是一座哥特式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