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自办教会，主要指在组织上脱离西方差会的控制、在经济上不接受差会的财政援助，由中国教牧人员独立自主创办的教会。限于历史条件，中国教徒在中国教会中一直处于无权无地位状态，但在19世纪中叶，已经出现了中国基督徒力图自立办教的事例。

    广州有位名陈梦南的读书人，接触了基督教后独自研究圣经，仰慕教理已久，但因为按教会规矩，受礼时必须有长老牧师按手在他头顶祝祷，使他一直未下决心受浸加入教会。陈梦南认为：自己身为堂堂中国儒生，怎好由外国人在头上摩顶祝祷？后来听说在肇庆有一位中国教士，他便搭乘小船费了多天来到肇庆，请这位中国教士为他施行圣礼。受浸礼之后，陈梦南又认为既然基督教是天道，那么该当如同中天之日，在外国是外国的，在中国即为中国的，中国信徒理当自己建立教会，自己传教。1872年，他在一些广州教徒和海外粤籍侨民帮助下租屋设教堂。第二年他还创立了“粤东广肇华人宣道会”，定先前的教堂为华人宣道堂。这个广肇宣道会全由华人自立自理，后来发展到40余座教堂。

1992年11月21日，广州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欣光合唱团在演唱

“快乐崇拜歌”，庆祝该会建会80周年。成立于1912年的广州

基督教女青年会，是一个以社会服务为主要工作的基督教团体

    山东长老会登州文会馆首届学生邹立文等人，毕业以后参加圣经翻译和教会文字工作。1885年，他们邀约以后几届毕业同学40余人，创办山东酬恩布道会（后演变为山东基督教自立会），宣布脱离美国长老会而独立，自订会章。规定入会者要捐资该会的传教活动和办学活动，虽则他们工资微薄，但都能踊跃认捐。教堂由同学担任义务教员，因而所需开支不大。他们还在潍县、烟台等地开办义务小学和平民夜校等。酬恩布道会后来还出了有名的青年学生布道家丁立美和独立汉译新约圣经的王宣忱。

    20世纪以后，中华民族反帝爱国斗争日益高涨的形势推动了自立教会的发展。创办自立教会从中国基督徒个别的自发行为发展成为一个教会运动，不少原属外国差会系统的教会宣布自立自养，自立教会几乎同时在华南、华东及京津等各地区产生，自立运动开始得到迅猛发展。

英国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伦西博士一行，应中国对外友协和

中国基督教协会的邀请，1983年12月2日至17日到上海、

杭州、西安和北京进行了友好访问。图为伦西博士在

上海参加国际礼拜堂的主日礼拜，受到基督教信徒的欢迎

    山东是义和团的发源地，山东的基督徒在义和团起义中被杀近百人，财产受损严重，民众的排外和反教使中国信徒受到巨大震撼。19世纪末20世纪初，山东的自立教会开始涌现，其中影响较大的为青岛长老会信徒刘寿山等人组织的自立会。早在1901年，刘寿山就与一些信徒一起发起组织自立会，自行设立会所举行礼拜，对外布道，但人数较少，起色不大。辛亥革命后，刘寿山等认为社会形势对其有利，倡议教会同人办理自立会，并提出除去依赖性质，唤起自立精神，组织完全纯粹之自立教会。他们的自立倡议得到了积极响应，1913年青岛、济南、烟台、潍坊等地代表齐集济南开会，决议成立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会。为表示与西差会断绝的决心，自立会呈请山东督办拨给土地建立教堂，得到山东政要的支持，拨地给教会使用，并批准永免地租。信徒集体捐银一万元，在该地块造教堂，1915年竣工后，在堂内召开了“山东中华基督教会”成立大会。山东自立会信徒文化层次较高，且有较丰厚的财力实行自养，如青岛中华基督教会拥有3个礼拜堂，教友263名，90%的教友识字，财产约1.9万元，教友常年捐款达2500元，足够支付教堂全部经常费用。①与此同时，其他教派的信徒也创办了一些自立机构。各地自立教会还兴办了医院、学校、安老院等附属事业，自立教会的发展呈现一定规模。

    ① 《中华归主》（中），第818页。

    以京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亦成为自立教会发展的重点。1902年天津长老会信徒仲子凤等人联合伦敦会、公理会、圣道会、美以美会的信徒筹备成立自立教会，遭到传教士甘霖和宝复礼的阻挠，被迫停顿。几年后又有信徒再次提倡。1908年伦敦会信徒张芝庭倡议成立“自立会福音堂”，1910年由公理会信徒徐汇川、张伯苓联络各公会教友成立“中国基督教会”，发展信徒600多人。此外，在广东、香港、福建等南方一些省市，也出现了一批努力于自立自养的教会。如广东自1903年始，就陆续出现了广州兴华浸信自理会，广州救世自立浸信会，广州长老会自立会等自立教会。在那时，即使没有完全自立的教会，也在原有的教会名称前冠以“中华”或“中国”的字样，以表示与差会划清界限和自立的决心。

    1903年，上海高风池、谢洪赉、宋耀如、俞国桢等13位基督徒出于对“教案迭起士民侧目”的忧虑，首先发起成立了“中国基督徒会”，以“爱国爱人之心，联络中国基督徒合为一群，提倡中国信徒宜在本国传道”①。他们创办了《基督徒报》，宣传自立的意义，得到香港、北京、天津、宁波、太原等地基督徒的响应，并在这些省市成立了支会，为推进自立运动作了积极的舆论准备。

    ① 《中西教会报》1903年，总91期。

    在此基础上，俞国桢于1906年在上海创立了“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俞国桢少年时代在杭州长老会办的育英书院读书时信了基督教，毕业后在宁波、杭州等地教书兼传教。1894年来上海，接替即将回国度假的传教士范约翰，任虹口长老会堂牧师。俞国桢因反对将“保教一款，列入不平等条约”，成为“中国基督徒会”的发起人之一，由于他经常因教堂的经费问题同外国传教士发生矛盾，1903年时便在信徒的支持下宣布经济自养，并将所在教堂名称改为闸北自立长老会堂。1906年又独树自立旗帜，邀集了“具有爱国爱教爱人思想的信徒，创立耶稣教自立会”。俞国桢创办自立会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传福音，他认为，因为本地教会与西方差会的关系，使教外的人误认为信教使人不爱国，损害了教会的声誉，只有自立才能消除这种误会。他不但提倡教会自立，还提出教会联合。1910年俞国桢联合了江浙等地响应并愿意自立的教会，在上海闸北成立中国耶稣教自立总会，浙江镇海、定海、永嘉，福建莆田，广东南澳及湖北、湖南等地先后有自立教会成立。辛亥革命以后俞国桢的自立会发展迅速，1915年他在上海闸北堂附近另外租屋建立自立会所。1920年耶稣教自立会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有130位代表出席，时有自立教会80多处，以后逐年增加，1921年150余处，1922年180余处，1923年290余处，到1924年，自立总会已有分会330多处，信徒2万多人。

    这一时期自立教会之所以纷纷涌现，除了社会环境的影响外，亦与基督教内人才和经济条件相对成熟有关。基督教进入中国半个多世纪以后，已出现了一批中国的领袖人才。20世纪初期，虽然中国教会的领导权仍被外国传教士和差会所控制，但中国教牧人员队伍也开始发展壮大。据《中华归主》统计，1907年中国召开第一次基督教全国大会时，参加会议的1000人全部是外国传教士，没有一名中国教牧人员。而到1913年大会时，150名代表中中国代表占了三分之一。到1919年中华归主会议时，中国代表已占半数。①中国教会领袖已开始承担了部分教会工作，在中国教会领袖人才比较集中的地方，教会的领导权已部分转入到中国人手中。其中一部分爱国的宗教领袖人物已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并有能力领导中国信徒创办自立教会。这些教会领袖人才的成长，为自立运动的开展准备了人才条件。

    ① 《中华归主》（上），第90页。

1988年4月16日上午，美国著名基督教

福音派领袖葛培理牧师携夫人游览北京天坛

    教会自立的基础是自养，没有经济来源，自立只能是一句空话。当时中国社会的民族工业已有所发展，基督教内一批爱国的实业家和商人成为教会自养的中坚。如青岛自立会创办者刘寿山本人就是一个从事房地产业、建筑业的实业家，在创办山东自立会过程中，出巨资帮助教会。还有另一位王元德长老，曾在华北创办公司、汽车商行等事业，在经济上给教会以大量资助。①青岛中华基督教会教友常年捐款达2500元，足够支付教堂的经常费用。自立教会大多在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一方面这些地区的教会领袖和信徒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另一方面有较可靠的经济来源。南方香港、广东、福建等地的自立会大多依靠华侨支持，经济上不成问题。事实证明，当一些自立教会在经济上发生困难以后，往往难以坚持自立目标，面临解体或与差会恢复关系的窘境。上海闸北堂在失去一部分富裕信徒的支持后，经济上便陷于困境，连《圣报》的印刷费都捉襟见肘，多次被迫停刊，教会自立难以坚持下去。

    ①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90页。

    这一时期的自立教会仍处于自发分散的状态，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原教派背景各不相同，对自立的理解存在差异，自立教会在处理与原差会的关系上也是不同的。一部分教会停止了与差会的联系，完全脱离差会而自立。这些教会多数都与外国传教士发生过冲突，自立行动受到传教士的阻挠，便毅然切断联系宣布
自立。如山东刘寿山等人在济南筹备自立会时，受到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莫约翰的反对，并以撤走传教士相威胁，但教徒的自立行动得到当地政府支持，自立教会才得以发展。浙江原属内地会的自立教会，福建原属圣公会的自立教会，都停止了与原差会的关系而加入“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

    另一种自立教会着重于自养自治，他们虽然也在组织上宣布脱离差会，但与原来所属的差会仍保持着较好的联系或从属关系。这些教会宣布自立更重要的是出于宗教原因而非政治原因。他们认为，由中国人自己来办教会，可以更好地得到非基督教徒同胞的认同，更有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这些自立教会与原差会的关系犹如师生，如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的一位领袖刘滋堂所说：“本会虽属自立，自养，然与西差会之宣教师毫无冲突。我们敬西差会之教士，尊如师长，得其协助指导亦颇不甚少。”①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在1920年通过的决议中声明：“凡非因适当理由而与差会切断关系的教会，自立教会全国总会一概不加以承认。”②

    ① 刘滋堂：《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三期(1936)，第24页。

    ② 《中华归主》中册，第817页。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反帝斗争日趋高涨，不少爱国信徒也投入运动，尤其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使中国基督教的许多团体和教徒逐渐提高了爱国觉悟，认识了帝国主义侵略真相。他们为基督教被称为“洋教”，基督徒被称为“洋奴”而感到羞愧，表示要和帝国主义划清界线，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中的保教特权。各地教会纷纷发表宣言，提出反帝，废约，收回教权，脱离差会，成立自立教会等要求。1926年国民革命进入高潮，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外国传教士纷纷逃离，教会自立运动更加发展。一时教会自立浪潮遍及全国，大革命时期全国出现的自立教会达600多处。

山东青岛海滨的礼拜堂

    这一时期自立教会的最大特点是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不平等条约中的保教条款结合在一起。20世纪20年代以来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侵略中国，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流血惨案，使富有正义感的爱国教徒与全国人民一道起而反对。1925年基督教知名人士王治心等发起废约运动，组织“中华基督徒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得到各地爱国教徒的纷纷响应，南昌、广州、丹阳、滁县、吴兴、衡山等地都成立了分会。广州还召开了“中华基督徒废除不平等条约大会”，要求教会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脱离关系，并联合各界开展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基督教自立运动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顺应了历史发展，达到了高潮。但也必须看到，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推动自立教会运动发展的主要是一股政治热情，反帝决心，或是寻求国人认同，保护教会生存的举措。教会自身在组织上、经济上、宗教上的准备是不足的。自立教会运动活跃的地方，都是革命的中心区域，大多数自立教会的成立是受了革命潮流的影响。因此，当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革命遇到挫折，形势转向低潮时，自立运动便销声匿迹。大革命时期出现的600多处自立教会，有的停顿，有的解散，有的复归差会领导，到1935年只剩下200多处。①

    ① 庞子贤：《自立教会调查录》、《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三期(1936)，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