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是普世的宗教，19世纪伴随着欧美国家的殖民扩张而掀起的世界宣教运动，使基督教强行进入到亚洲非洲等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浸透着浓厚西方文化色彩的基督教在传入的同时，也遇到同各民族文化的冲突和抵制。在中国，连续不断的教案，义和团运动及非基督教运动，使一部分传教士和中国的基督教领袖开始从文化的角度考虑传教事业的得失。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基督教无论在思想、组织、礼仪等各方面，与中国的本土文化格格不入，甚至相互抵触，这种文化的隔阂阻碍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因此，去掉西洋色彩的本色化运动不仅为中国教会领袖所力倡，在早期传教士中也有人提出过本色化口号，并试着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来解释基督教，但由于文化差异难以消除，总显得不伦不类。
1910年在英国爱丁堡举行的世界宣教会议，是基督教普世运动的一个转折点。这次会议认为由“各差会单独活动而能够完成宣教使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应开始重视世界各传教地区教会的作用，推行本色教会运动。 1913年穆德亲自来华部署研究在中国的传教计划。在访问了广州、上海、济南、北京和汉口等六个城市后，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有120位教会领袖参加的基督教全国大会，研究部署在中国的调查计划。根据教会面临的形势，会议提出应促使中国信徒承担起传教的责任，“使华信徒知传教事业极为重大，仅恃少数西宣教师之力为不足。职责所在，各当奋勉，以图教会自立，自行布道，以养成其自行发展之能力。”①
① 司德敷：《调查中国宣教事业之露布》，《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8)，第5期，第174页。
1922年5月穆德在参加了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议后再次来上海，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基督教全国大会”。这次会议共有70多个在华差会的代表1200人参加，其中外籍传教士和中国教职人员各占一半。大会的主题是“中国教会”，重点讨论了中国的传教、教育、出版、慈善、妇女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本色教会”的主张，认为中国教会的前途在“合一、本色、成圣三端”。会议决定结束“中华续行委办会”的任务，通过成立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选出两位中国基督教人士余日章和诚静怡分别任会长及总干事。由余日章和诚静怡领导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旨在更有力地推行本色教会运动。虽然协进会把推进本色教会运动作为其主要任务之一，且它的会长和总干事都是中国人，但它仍然摆脱不了被外国差会和传教士控制的局面，实际上还是各国差会在华的一个联合机构，它的所有委员会的负责人都是传教士，各种会议都用英语进行，报告、讨论、记录都是英语。由此可见，在外国传教士控制下所推进的本色运动，只能使之流于形式，或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境。
20年代面对社会上的种种反教思潮，本色教会成为中国基督教谋求出路的当务之急，中国教会的本色化之路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推进，力倡本色教会运动的只能是中国的基督教领袖。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诚静怡、赵紫宸、吴雷川、王治心、谢扶雅等一批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开始著文探索中国教会的本色化之路。他们都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对基督教信仰持较理性的态度，热心于从基督教中寻求救国之道，对基督教的洋教色彩深感不安，理所当然地成为本色运动的积极推进者。
任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的诚静怡，对本色教会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当今举国皆闻的‘本色教会’四字，也是协进会所提倡。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①他的意思有二层，一是中国信徒自负责任，即实行教会自立自养自传，无论在行政上经济上教牧上，都以中国信徒为主体，外国传教士退于次要地位。第二个任务就是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吸取中国文化的精华，使基督教尽可能去掉洋教的色彩，被中国民众所认可。
① 诚静怡：《协进会对于教会之贡献》，《真光杂志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
在中国教会领袖中，赵紫宸是对本色化谈论较多且较系统的人。赵紫宸中英文俱佳，能用古文、白话文、英文写作，对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诗词、戏曲及书法等方面造诣颇深，擅长以中国传统文化形式来表达基督教神学。他以小说对话形式写的《基督教哲学》（1926年）、把历史、传记与文学融合在一起的《耶稣传》（1935年）、及神学代表作《基督教进解》（1943年）等著作深得好评，他还写作诗歌、祈祷文、赞美诗等。在教会本色化过程中，他强调立足于中国文化土壤，认为应根据中国人的思想来接受福音，这件事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解决。赵紫宸认为中国基督教应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他为本色教会所构画的前景是这样的：“本色的教会要把基督教和中国古文化所孕育的一切真理化合为一，使中国基督徒底宗教生活和经验合乎国土国风。……经过了若干时期，本色的教会在经济方面，完全由中国人挹注；在管理方面，完全由中国人操持；在组织方面，完全要适应中国人底禀赋；在神学方面，完全要任中国思想自由的膏腴润泽。若不能把这几件事办到，本色的教会，就不是完备的了。”①
① 赵紫宸：《本色教会的商榷》，《青年进步》，第七十六册(1924.10)，第9页。
中国教会重视学术，
这是1993年7月在大连举行的一次研讨会
广州东山礼拜堂
20年代以来，中国教会关于本色化的讨论非常热烈，《文社月刊》、《生命》、《青年进步》、《真光》等刊物发表了许多文章，不仅指出了中国教会本色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且提出了具体的设想，为本色教会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
中国基督教倡导的本色教会运动的具体方向有三方面，即：自立、合一、本色。不少教会在上述三个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因而把本色教会运动推进了一步。
自立在推进教会本色化的年代里，原由差会控制的几个大宗派先后都冠以“中华”二字。1912年安立甘宗的各差会在上海成立了中华圣公会总会议。1920年信义宗各差会组成中华信义会大议会。美国南方卫斯理宗于1928年也改称为中华监理公会，长老会则联合伦敦会和公理会组成了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但总的说来，这些大公会的名称前虽冠以“中华”二字，其领导权仍在外国传教士手中，经济上也仍依靠各差会支持。对此中国教会领袖的心态也是矛盾的，作为普世教会运动的一部分，中国领袖既反对中国人受西差会庇护，不谋求独立，也反对中国基督徒另立教会，完全脱离差会而自立。他们认为最好的模式是由中国信徒负责管理教会的一切事工，但仍应与西教士合作，传教士在中国教会中仍有重要位置。 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实际上20年代大多数教会中信徒人数不多，财力薄弱，难以在经济上独立。而在中国传福音的西方传教士能通过差会给教会以经济上的支持，经济支持便意味着行政上的控制。因此虽然自立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但自立以后却难以坚持。难怪赵紫宸在《我对于创造中国基督教会的几个意见》中说：“若要中国基督教徒收受过来自己办去，经济人才两事俱感不足。”他在1927年指出本色教会没有取得理想成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创造一个本色的基督教会的组织”。①
合一。基督教的“因信称义”说，为教派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很大空间。世界基督教中教派林立，各自为政。当中国的门户打开以后，诸多宗派纷纷来华，自行传道。据王治心在《中国基督教史纲》中的统计，新教来华的差会和传教团体，有130多个。在中国基督徒看来，这种来自西方的宗派传统对他们毫无意义，对教会生活没有什么关系。非但如此，反而影响了教会的团结，影响了教会工作，这是他们感到不满意的。赵紫宸认为，心胸狭窄的宗派主义，在中国只会削弱教会，危害到教会的存在。在原则上，宗派若是表达信仰生活的多元化，他是绝不反对的。只是宗派间各持己见，在神学上争吵不已，以至教会的整体任务反而没有人注意，这是他感到不安的。②
① 赵紫宸：《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真理与生命》，第二卷第九、十期(1927) ，第249页。
② 赵紫宸：《中国教会的强点和弱点》，《生命》，第三册(1923.5)，第6页。
本色化运动中，教派联合成为中国基督徒的一致要求，有的把同一宗派的各教会统一为一大的团体，如圣公会各教会统一成立中华圣公会，还有长老总会，中华信义会等等。有的主张统一同一城市中的不同教派成立一大的组织，如成立广东和闽南中华基督教会等。有的主张不分教派，统一由中国人主持教会，如成立华北中华基督教会。有的主张不求形式统一而成立一讨论问题的组织，如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及各省市区的基督教协进会。还有主张以行业来划分的，如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博医会、卫生会等。上海还成立了专门从事向内地布道的组织中华国内布道会。
本色教会中规模最大的是中华基督教会。经过数年筹备，第一届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于1927年10月在上海举行，参加会议的88位代表中有66位是华人领袖，他们代表了12个教区和51个分区，会友数目超过12万，约占全国基督徒的三分之一。除了大部分代表来自长老宗外还有一些其它宗派的代表。会议一致选举诚静怡为会长，明确所有参加的成员必须放弃原有的宗派思想，本着“超越教派，合而为一”的原则，推动自养、自理、自传的本色教会运动，达到中国教会的全体合一。中华基督教会，是由中国信徒根据正宗的信仰，自动而组成的教会。不倡宗派，不分国界，唯求适合中国的国情，应付中国的需要。
具有民族风格建筑的广州河南堂
本色。基督教如何与中国文化融合，被中国人民所认可，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文化既有外在的形式，更有内在的精神。相比之下，形式上的变化和融合更容易些，有些地方建造的教堂采用了中国殿宇式的建筑，赞美诗也被谱上了民族曲调。1931年赵紫宸亲自撰写歌词，出版了一本中国教会赞美诗的小册子。1927年上海成立了一个“基督徒新团契”，为了创造本色教会的模式，以民族风格谱写了50多首新诗，并用民族乐器笙、笛、琵琶伴奏，信徒边唱边叩节拍，一付十分自得的样子。他们还改变了礼拜堂的摆设，把讲台挪到旁边，在教堂正中设立圣坛，圣坛前置铜炉，点沉香，礼拜时香烟袅袅，信徒在圣坛前跪拜祷告。讲道者身穿玄色圣衣，圆领对襟，一身中式打扮。在各地都有许多热心信徒，进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尝试。
云南澜沧县淘金村佤族教会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祭祖礼仪，也是一个敏感问题。如果像某些传教士所批评的是偶像崇拜，不许信徒祭祖，必然会使基督教脱离中国文化和绝大多数中国人。诚静怡提出一个折衷办法，即在指定时期，全体教友同往墓地，举行纪念礼拜。他认为这样既不与基督教义抵触，又适合国人心理，是基督教本色化的一种表现。
至于基督教如何与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相结合，是一个难度相当大的工作。王治心认为，对基督教形式上的改造，不过是友谊的握手，而不是血肉的化合。他认为中国的伦理、忍辱耐劳的精神、以义为利的行为表现，可以与西洋文化相弥补。①
① 王治心：《中国本色教会的讨论》，《青年进步》第七十九册，第14——15页。
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于1924年成立的“本色教会常备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本色化的若干研究课题：（1）研究中国文化中具有永久价值之各种要素如：家庭生活观念；孝亲敬祖；和平谦让之心理等。（2）调查我国各种宗教团体之近代运动。（3）调查“非教运动”的组织、理论、领袖。（4）研究国内独立教会之状况。（5）研究差会与中国教会之关系。（6）研究我国教会中各种礼俗。这是一份庞大而周密的调查计划，旨在知己知彼，对中国文化和宗教，非基督教运动的各种批评及基督教自身的方方面面有深入的了解，以寻找一种更恰当的中国人表达基督教信仰的方式。当然，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工作，需要不断的探索、实践，中国教会的本色化之路将相当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