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中大规模的流血教案对基督教会来说，既受到沉重挫折，也使他们清醒。鉴于惨痛的教训，不少传教士和教会人士对自身的行径也作了反省和检讨，正视了自身的问题，并力图改弦更张，消除中国人民的不满，重新树立基督教的社会形象。

    西方传教士自己也承认，基督教受和约的保护，颇涉政治嫌疑，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反对。为此，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指出，“基督教要想在中国取得立足之地，必先得到人民的承认、景仰、赞成与接受。”①他承认外界对传教士过分热衷于政治和诉讼的批评是“公正的”，教会必须对此加以反省。另一位美国传教士卜舫济（F.L.Hawks）在论述到外国传教士参与八国联军在京津的军事行动时也说，“在回答这项指控时，我们至少担心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们是要服罪的。基督教传教士参与这种政治干涉，也不是没有罪过的。”②庚子事变后，英美政府和基督教内部对教会和传教士涉足政治和外交领域的活动作了相应的限制，英国驻华公使馆根据英国政府的训令，于1903年发出“通报”，禁止各地传教士直接到官府为教徒诉讼等事出面干涉，避免再引起教案，如有必需去找官府时，须由各地领事负责与中国官府交涉。德国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也提出，传教士不得从事宣传基督教和知识以外的工作，违者予以处罚和驱逐。而传教士本身，也认识到入教者中一些人的素质不够高，对插手他们纠纷持较谨慎的态度。由此，各地民教冲突大为减少，教案风波也逐渐平息。

    ① 《中华归主》（上），第87页。

    ②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顾卫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第353页。

    义和团运动还使在华传教士逐渐认识到，要消除中国人对外国人和传教士的仇恨和排斥情绪，以前的传教方法也有改革的必要。在19世纪，绝大多数传教士采取传统的“直接布道”的方式传教，以宣讲教义、巡回布道、散发宗教宣传品等手段，吸引人们信教。最为典型的是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和他领导的内地会。这种传教方式所吸引的信徒大多是社会中下层群众，甚至包括不少老弱无依，乞求救济的“吃教者”，虽然教徒人数有所增长，社会影响却不大，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人士对基督教普遍持鄙视和排斥的态度。20世纪以后，一些传教士通过自己艰难的传教经历开始认识到，光靠直接布道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改变传教方法，有些人主张办教育，积极参与社会，以此来改革社会和改变人心。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就是一个典型，他曾受聘于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事翻译西书和教授英文的工作，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他发现以这种启迪民智进而改造中国文化并引导中国人皈依上帝的方式更容易被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所接受，便热心办教育、出版等事业。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亦是如此，积极从事教育、出版和赈灾等活动。义和团运动后，有些持“自由派”观点的传教士建议美国政府加紧培养亲美的知识分子，利用庚子赔款把更多青年学生送到美国去留学，及在中国开办学校等。1906年，明恩溥在美国报业托拉斯《展望》杂志老板艾博特陪同下，到白宫向罗斯福总统汇报了中国的政治形势，认为防止义和团运动再次爆发的最好办法是传播基督教和设立教会学校，并建议退还一部分清政府赔款用以开办学校，他的建议受到罗斯福总统的重视，认为是极好的建议。后来，美国政府果然用一部分赔款办起了清华大学，而李提摩太在山西也利用庚子赔款迫令山西巡抚岑春煊办起了山西大学。与此同时，英美的传教机构加紧派遣传教士来华办学校、医院及慈善事业，20世纪以来中国的教会大学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明显进步。教会大学传授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客观上适应了中国人民求变革，求富强的需要。教会学校中的宗教教育也使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基督教，或即使不信教，对基督教也有好感，教会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