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 年以后，是基督教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无论是来华差会、传教士人数，还是中国的基督教徒人数，其增长速度，是以往所从未有过的。

    据统计基督教来华的差会，1900年有61个，到1906年增至67个，13年后的1919年就增加到130个，另外还有36个基督教团体独立经营的各种事业。①20年内差会增加了一倍多。世界基督教的绝大部分宗派和教派几乎都派出了差会来华，除了大宗派以外，不少在19世纪新形成的教派也开始派差会来华传教，这些教派大多来自美国，神学思想一般比较保守，如美国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于1901年来华，稍后神召会来华，门诺会于1911年到福建传教，英国五旬节教会于1912年到云南传教。此外，还有一些基督教的国际性或行业性组织也派传教士在中国建立传教组织，如救世军、五旬节圣洁会、邮政电讯基督徒协会等等。

    ① 《中华归主》（上）第89页。

    外国传教士1900年为1500人，1905年增至3445人，1914年是5400人，1919年为6636人，20年中增加4倍多。从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传教士来华较少，但美国传教士人数开始超出英国，比例从50%增加到60%，美国教会势力占据了绝对优势。1920年，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开设了693个传教点，1037个布道机构，其中83%为某一差会单独设立，65%的传教点仅有5名以下的传教士。大部分传教士集中于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福州、长沙、成都、济南等中心城市，这8个城市平均有100名以上的传教士，总共占传教士总数的26%。约有57%的传教士分布于沿海各省，只有17%的传教士在远离海岸的长江流域的内陆省份，传教活动呈现从沿海向内陆，中心城市向四周乡村辐射的状况。①

    ① 《剑桥中华民国史》（1），第179—181页。

    1900年时全国教徒8万人，1906年即增加到17万，6年之间增长一倍，为教徒发展最快时期。到1914年有教徒25万，1918年为35万，1920年总数达36万多，14年间又翻了一番。从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间，教徒总数增长了4.5倍。中国的教徒集中于沿海的城市和乡村，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和奉天7个沿海省份的基督教徒，占总数的71%。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学校中教徒数量有较大增长，1907年——1920年间，全国教徒人数增长105%，而教会学校学生人数增长322%，同时期教会学校教师人数增长374%。据青年会于1920年对133所教会学校的统计，学生中信徒约占49%，加上那些一般信仰基督而尚未加入教会的学生，总数可能超过50%，如再加上为数不少的毕业生，数量就更可观了。由于加入教会的信徒大部分来自教会学校，使基督教兴徒的素质有所提高，就受教育程度而言，全国平均每75人中仅有学生1人，而基督教团体中平均每3人中就有学生1人，能识字读经的信徒已大有人在，尤其在苏、粤、鲁、直四省，教会学校学生最多，基督教信徒的增加极快。①基督教徒的成分有所改变，社会地位有所提高，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先生和他的不少革命同志如陆皓东、陈少白等都信仰基督教。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是监理会的义务传道人，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的住所成为孙中山每次来沪从事秘密活动的场所。民国政府国会议员中，基督教徒达60余人，1912年广东省政府的任职人员中，基督徒占到65%。当时的驻德公使颜惠庆、农林总长陈振先、海军次长李和、参政院次长王正廷等均为基督教徒。在教育、医学等领域的高级人才中，也有不少人是基督徒。

    ① 《中华归主》（上），第103页。

1999年庆祝圣诞时，信徒们化妆表演节目

    在中国基督教徒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神职人员队伍开始形成，尤其是1907年以后，按立的中国神职人员逐渐增多，1906年按立的中国牧师为345人，到1919年增加到1065人，增长了约3倍。为培养传教人员，差会在各地开办了许多神学院校和圣经学校，据《中华归主》统计，到1920年全国有神学院校13所，男子圣经学校48所，女子圣经学校52所。神学院校为中国教会培养了不少传道人、教牧人员和上层领袖，其中约7%为大学程度，约25%中学毕业，其余2/3中，有的受过良好的旧教育并考取过功名，有的则毕业于初、高级小学，中国上层的教会领袖大都毕业于大学水平的神学院校。1907年传教士百年大会时，经教会选派的500名代表中，没有一个中国代表，但到1913年基督教全国大会时，115名代表中中国代表占了三分之一，到1919年中华归主会议时，中国代表已占半数，中国教会领袖已成为基督教事业中必不可少的力量。

    传教工作的开展，除了通过学校、医院、文字、出版等间接途径以外，直接对群众进行宣传和布道等直接传教的方法是更有效的途径。民国以后，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变化，中国民众对外国人不再感到陌生，尤其是英语基础好的大中学生可以直接与外国人对话；中国教牧人员所进行的传教布道更容易被群众接受，达到良好的效果。因此，布道事工又被重视，成为教会复兴的重要手段。

    学界的宣教工作主要由青年会组织进行，1911年后青年会数次邀请穆德（J. R. Mott）、艾迪（S. Eddy）等美国著名传教士来华在各大中城市进行大规模的群众布道，每次的出席者都达数千人。他们演说的对象绝大部分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布道时注意从科学与哲学问题入手，学术性较强。他们还针对当时中国青年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和救国问题进行宣讲，指出拯救中国的理想之道在于耶稣基督的能力。由于他的布道注意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青年特点，很受欢迎，往往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从1911年至1914年，艾迪曾四度来华布道，1914年来华后，在北京、天津、武昌、长沙、广州、福州、上海、南京等12个城市召开布道大会，听众达12万人次，有些人甚至跟随他的行踪，连听几场。听了他的布道后，有的人当场表示皈依基督教，有人愿意继续了解基督教，有人报名加入查经班。

    这段时期在中国教会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布道会、奋兴会，掀起了广泛的复兴运动。就地点而言有教堂布道，乡村布道，街头布道，学校布道，露天大布道等；就时间而言有布道周，主日布道，新春布道，圣诞布道等；就形式而言有个人布道，家庭布道，文字布道等；还有行业和特殊群体的布道，如军队、人力车夫、监狱等不同人群中布道。同时美国许多神学思想比较保守的或属灵的教会亦派出不少传教士来华，着重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传教，尤其以各种奋兴会和培灵会激发了群众的宗教狂热，在许多群众聚会的场合，不少信徒情绪高度亢奋，痛哭流涕，请求赦免；不少人认罪悔改，皈依基督。这些人悔改后更加热心地向他人宣教，带领周围群众信仰基督教，使宣教事业获得很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