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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
 
   引 言
   第一章 早期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第二章 20世纪初期的传教高潮与教会复兴
   第三章 基督教自立运动和本色化运动
   第四章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
   第五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基督教
 
一、早期来华传教士

    从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开始,基督教开始叩响了中国的大门。但在当时,中国的清朝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且对天主教“礼仪之争”后下达的禁教令还没有解除,禁止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因此,传教士无法以合法的身份进入中国。这一时期,传教士只能在中国的香港、澳门、广州及南洋等地徘徊,为进入中国作积极的准备。

    基督教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是英国伦敦传教会的马礼逊(R.Morrison,1782—1834年),他于1807年从美国搭乘“三叉戟号”商船,历经4个月的海上航程,于1807年9月4日到达澳门,三日后进入广州。马礼逊为了取得在澳门和广州的合法居留权,长期隐瞒其传教士身份,在英商垄断的东印度公司当译员。他一面学习中文,一面翻译《圣经》和编撰《汉英字典》。由于深?入中国内陆传教十分困难,马礼逊于1813 年向伦敦传教会建议,以印度以东地域为传教范围,组成恒河外传教会,还提出“恒河外传教会计划”,内容包括办学校、出刊物,联合其他差会传教士共同布道等。那时马礼逊一部分时间在广州,应付东印度公司方面的业务,一部分时间从事翻译圣经和传教工作。他以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为根据地,开展传教活动,主要在澳门及南洋的华人中间传教,同时,他在广州家里进行布道。马礼逊于1814年秘密发展了中国第一个基督教徒蔡高,于1823年按立了第一个中国牧师梁发。作为“恒河外传教会计划”,在马礼逊的倡导和参与下,1818年在马六甲兴建了英华书院,既向来华的欧洲人教授中文,又向华人教授英语。同时,伦敦会传教士还在南洋地区创办了几份中文期刊。马礼逊在中国期间,还被任命为英国政府特使阿美士德的翻译,参加了与清政府的谈判,虽然历时一年的外交谈判未有结果,但马礼逊仍借助北上的机会,了解中国内地的情况。他的表现深得英国政府的赞赏,去世前被任命为英国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的秘书兼翻译。马礼逊的两个儿子马儒翰(J.R.Morrison)、马理生(M.C.Morrison),后来也定居中国。一个参与中英《南京条约》的谈判,后来任香港殖民政府的立法委员;另一个担任过英国驻广州的领事。

 

 

马礼逊是基督教第一个

来华的西方传教士,

这是他和中国助手梁发等

在翻译圣经

    马礼逊为传教写了不少布道小册子,特别是1813年译出《圣经·新约》,1819年在米怜的协助下,译完了《圣经·旧约》,马礼逊将他译的圣经定名为《神天圣书》。

    美国第一个来华的是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C. Bridgman,1801--1861),他于1830年到达广州后,住在美国商馆内,在马礼逊和梁发的帮助下开始学习中文。裨治文所从事的主要是翻译、出版、教育等方面的工作。裨治文办了英文版的《中国丛报》,专门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政治、历史和人文情况,他还翻译了《美利坚合众国志略》等历史地理书籍,把西方的人文和科技知识介绍给中国。鸦片战争后,美国政府派特使顾盛来华,强迫中国政府与之签订《中美望厦条约》,裨治文担任了美国政府使团的秘书和翻译,参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鸦片战争结束后,裨治文迁居上海,担任上海文理学会第一任会长,该学会在上海设立了图书馆、博物馆,图书馆有大量藏书,闻名远东。1861年裨治文因患痢疾在上海去世。

    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又译郭实腊,K.F.A.Gutzlaff orCharles Gutzlaff,1803——1851)于1827年到达爪哇,向当地的华侨学习闽、粤方言,在医院中布道时还学了一些医药知识。1828年郭士立经新加坡去暹罗,继续在华侨中活动和学习中文。1829年他前往马六甲,接受伦敦会的津贴,协助伦敦会工作。1831年他到广州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译员。在传教活动方面,郭士立翻译了一些分卷《圣经》和布道小册子,还写了一些介绍东西方文化的书册,如《中国史略》、《开放的中国》、《英国史》等,尤其以创办的《东西洋每月统纪传》杂志为最有名。1844年他出资成立了一个名为汉会(又称福汉会)的组织,最多时达千余人。郭士立虽然也翻译了一些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写了介绍东西方文化的书,但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更感兴趣,曾多次乘坐中国货船或东印度公司的侦察船到中国沿海城市,刺探情报,为殖民主义侵略效劳。1831年他第一次在中国沿海进行侦察,带了海图、测绘仪器和传福音的书刊等,一身中国水手打扮,登上贩运鸦片的“顺利号”货船。他一路沿海岸北上,历经厦门、台湾、宁波、上海,直至天津。 1832年2月,他乘坐由东印度公司的胡夏米统领的“阿美士德号”侦察船,第二次沿原路线北上,这次不仅到了朝鲜和日本,还深入长江以内的吴淞、宝山等地。回来后他写道:“这一切我已调查清楚,希望商人和传教士重视这些有利可图的地方。”第三次北上是1832年10月,他乘坐大鸦片商查顿直接提供的走私快船“赛尔富号”,径直到达东北的奉天,直到第二年4月底才返澳门。后来郭士立出版了一本《1831-1833年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实际上他的沿海侦察活动有十次之多。1840年郭士立还直接参加了鸦片战争,担任英军司令官的翻译和向导,直接为英国侵略军效力。

    这一时期来华的传教士还有: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米怜(W.Milne)、麦都思(W.H.Medhurst)、雒魏林(W.Lockhart)、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卫三畏(S.W.Williams)、伯驾(PeterParker)、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W.J.Boon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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