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初，既受到来自清朝政府的种种限制，又不被中国的民众所了解，因而困难重重，成效甚微。为了打开局面，传教士不惜采用了不少非宗教手段，来帮助传教工作的开展，这一时期基督教传教士工作的主要特点是：
（1）在打开中国大门这一共同目标下，传教士、商人、外交官携手从事侵略活动。
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传教士一面为基督教会服务，一面为殖民主义侵略效力，身兼数职，在不同场合扮演不同角色。如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不仅多次混杂在中国水手中北上刺探情报，鸦片战争一打响，他就全身投入这场罪恶战争。他起先担任英侵略军司令官郭富的翻译和向导。1842年春，当英军攻占宁波和舟山以后，他接受任命为当地的行政长官。当英军入侵上海不久，他也随之而至，代表英军颁发安民告示，向上海知县勒索总数达30万银两的赎城费。同年6月，侵略军进攻镇江，因当地军民奋力抵抗，久攻不取，郭士立就亲自参加围城。中英议和时期，郭士立和马儒翰一同参与起草并签订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第二年他又担任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签订时的译员。19世纪30年代来中国的裨治文、伯驾等美国传教士，也发表了许多言论，鼓吹使用武力和煽动侵略战争。1834年底中英交恶时，在广州的全体英国商人向英王上书，狂妄要求英国政府派遣军队来中国逞威，要挟清政府开放宁波和厦门。那时裨治文连续在《中国丛报》上撰文，支持英侨呈书英王。他说：“如果各国不能说服它（指中国），那就强迫它走上一条使各国的权利和它的义务相一致的道路上来，”①将中国大门对侵略者敞开说成是中国的义务和外国的权利！裨治文又说：“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能同它以礼相待。”② 过了一年，中英对峙更紧，《中国丛报》登载一文，题为《与中国订约——一个迫切的重大要求》，文中明确主张以武力强迫中国签约。裨治文在为该文所加的按语中说，中国是个土地辽阔而又孱弱的国家，只需一个团的英国兵就可以打败中国几个省的军队。所以应该用大炮作为谈判的后盾。鸦片战争爆发后，裨治文又在《中国丛报》上编撰了大事记，专门介绍战争交火情况和政治交涉过程。文中甚至不加掩饰地宣称，“时间已到，中国必须屈服或挫败”。③与裨治文同时来华的雅裨理，此时也叫嚷发动战争是“上帝用来打开中国大门的手段”，④另一个在1854年来华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J. L. Nevins），在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也明确表态说，“不管这场战争正当不正当，它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用来开辟我们与中国关系的新纪元的”。⑤第一个来华当传教医生的伯驾也尽心竭力为美国政府效劳，鸦片战争交火的两年，正是伯驾返美度假时期。他在美国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性活动。1841年1月，他向美国国务院特别汇报了中国局势，郑重建议美国政府利用中英矛盾。他认为当前是美国插足其间从中攫利的好时机，认为“中国人对美国的信任可能要超出对任何其他国家”。伯驾的这份书面材料，引起国务卿的高度重视，立即派他去英国、法国，了解这两个国家的对华意图。伯驾在1842年12月第二次来华抵达广州，那时《南京条约》已经签订，广州等五个口岸的门户已经洞开。美国政府获悉《中英南京条约》的内容后，很快组成以顾盛为首的使团来华，要求与中国签订条约。顾盛于1844年2月抵达澳门后，当即任命裨治文与伯驾两人为使团的中文秘书。伯驾在《中美望厦条约》签定之后，索性放弃了传教工作，从事外交、政治活动10余年。他先是受命为美国驻华专使的秘书，1847年由于美国专使出缺，他被升格为驻华代办。1855年8月，美国总统正式任命伯驾为美国驻华全权委员，交给他转呈中国皇帝的国书。伯驾在1856年来广州莅任前，又专程分别前往英、法两国的外交机构进行磋商。抵达广州后又经常与英、法两国的驻华代表会谈，商定仍旧以武力作为谈判的后盾。
广东汕头市西堂新堂
① 《中国丛报》 1834年12月 第363页
② 《中国丛报》 1835年1月 第406页
③ 《中国丛报》 1840年5月 第2页
④ 《中国丛报》 1849年5月 第270页
⑤ 《中国丛报》 1849年5月，第175页。
（2）以行医办学为载体进行传教活动。
行医办学是传播西方文明的一条重要途径，在传教初期，传教士的主要精力在站稳脚跟传教，他们用行医办学的方式，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打破中国人与他们的隔阂，拉近与中国人民的距离，赢得人们的信任和好感，是传教的辅助手段。美国的基督教传教史学者赖特烈认为医药传教的特殊作用在于，它能使中国人承认西医在科学上的价值，还能转变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偏见。中国第一个传教士医生是伯驾，他于1835年在广州办起了一所眼科医局，成功地医治了不少患者的眼疾，甚至开刀割瘤，使中国人了解了西医的“神奇”，亦大大提高了传教士的知名度。在上海，雒魏林偕同麦都思于1843年底在县城南门租民房设诊所，两年中诊治病人达1万多人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内地开办了多家医院，如上海的仁济医院（1861）、西门妇孺医院（1885）、汕头的福音医院（1867）、杭州的广济医院（1880）等。教会医院所吸收的新信徒人数远超过教堂的传教，推进了教会的工作。
如果说行医还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训练，只能由少数传教士来办的话，办学则成为多数传教士的选择。一开始，一些传教士夫妇是因陋就简地收儿童授课，内容主要是“主祷文”或“十条诫”等经文，既学习文化，又学习圣经。为招徕儿童，还供应午餐点心，甚至规定学习结束后可领10文铜钱作为荒废家务劳动的补偿。随着传教力量的加强，各差会都支持传教士创办专门的书院，如宁波的信义塾（1845年）、上海的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1853年）、福州的文山女塾（1854年）、毓英女校（1859年）、上海的清心书院（1860年）和清心女塾（1861年）等。据19世纪70年代统计，当时传教士所办学校约350所，学生约6000人。以后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且更正规化，19世纪后期中国著名的学校有：山东登州文会馆、河北潞河中学、上海圣约翰书院、上海中西书院、广州格致书院、上海中西女塾等。传教士所办学校按西方的教学方针和课程设置，在传授基督教信仰的同时也教授现代科学和文化知识，不仅吸收了一批基督教徒，也培养了一批社会有用之才。
( 3 ) 以传播西方知识来吸引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兴趣。
传教士来华之初，很重视以文字布道的方式来传播基督教。早期传教士马礼逊父子、米怜、麦都思、郭士立、裨治文等都曾翻译过汉语圣经。为集中各方力量，1843年英美传教士还组织成立了译经代表委员会，统一对圣经的翻译，于1859年和1862年相继出版了中文版的《新约》和《旧约》。但就传教而言，仅有圣经翻译是不够的，无论马礼逊还是郭士立以及其他传教士，他们都从事写作，或写布道用的单张小册子，或通过书刊读物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文化概况。早期传教士写了不少介绍西方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知识的小册子和书刊，如马礼逊和米怜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刊了《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免费向当地华人散发，它既向国人简单介绍了日心说，阐述日蚀、月蚀等科学知识，又将这一切原理归之于造物主的大能。1823年，麦都思创办了《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登载宗教、时事、史地、常识等，它办了3年共4卷。1828年至1829年麦都思和另一位传教士吉德合作创办了《天下新闻》，这是第一份用铅字印刷的中文月刊，出版地点在马六甲，刊载内容有新闻，各国历史和宗教等。郭士立于1833年至1838年主办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每期有郭士立亲自撰写的《古今万国纲鉴》和《犹太国史》等异国风情的连载，新闻报导又占重要地位，引发读者的兴趣。为了扩大影响，不少差会还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出版机构，其中较著名的有伦敦传教会的墨海书馆，长老会的美华印书馆，益智书会等。这些出版机构除了出版基督教宣传品外，还出版了不少介绍科学的读物，中国人所了解的代数、几何、物理、天文、地理知识，最早都是从这些出版物中获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