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里，“基督教”一词有两重含义：一指广义的，即凡信奉耶稣为救世主的所有教派，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派别以及其他一些小教派，在英语中为Christianity；一是专指新教，即英语Protestantism。
与佛教和伊斯兰教相比，基督教（Christianity）传入中国的道路较为坎坷。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的一支，是聂斯托利派，时为公元7世纪，当时称作景教。在西安碑林，有一块景教士于781年所立的石碑，记述了他们在唐朝受到的礼遇。9世纪中期，唐皇帝下令“灭佛”，景教受到牵连，绝迹于内地。
天主教是在元朝（1279－1368）传入中国的。1294年，方济各会传教士约翰·孟高维诺（1247－1328）奉罗马教皇之命抵达大都(今北京)，元朝准许其在京城设立教堂，发给国家俸禄。元代，天主教徒主要是一些蒙古贵族、来华外国商人等。1368年，随着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的覆灭，天主教也在中原绝迹了。
上海浦东天主教教堂
修院内
16世纪，天主教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再度传入中国。其中，为在华传教奠定基业的是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1554年，葡萄牙人把澳门变为一个固定据点后，澳门渐成远东天主教传教中心。1582年，利玛窦奉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1538－1606）之命到澳门学习中文。在此之前，范礼安曾审度情势，对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作了调整，取消原先在宗教仪式中强制推行西方习俗和使用拉丁语的做法，转而注重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知识，适应中国的民族习俗。
1583年，利玛窦进入广东。他不仅广泛结交官员和文人，而且连生活起居也都中国化了。起初，他削发僧服，自称“西僧”，后来又脱掉袈裟，留须蓄发，改穿儒服。因为，他发现中国真正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在传教的同时，利玛窦努力学习和翻译儒学经典，著书立说。
在中国活动多年后，利玛窦认识到，天主教要在中国生根开花，必须得到皇帝的恩准。因此，他利用一切机会争取皇帝的赞许。1601年，利玛窦到达北京，向皇帝献上天主图像、圣母像、天主经、报时自鸣钟、雅琴等。自此，他为宫廷修理时钟，定居北京。朝廷还因他在天文、地理方面的广博知识，授予官职，并获准开堂传教。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试图将儒家思想和天主教教义加以调和，他们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和礼俗，并以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助其传教，使得天主教终于在中国立足。1610年，当利玛窦去世的时候，领洗的中国教徒达到了2000多人。
除耶稣会外，天主教其他修会也都纷纷进入中国。1637年，中国天主教教徒人数达到4万多人。至1661年，中国15个省除云南和贵州之外，都有了天主教活动的踪迹。
17世纪中叶，法国的传教机构随法国的殖民势力来到亚洲。罗马教廷决定在中国推行代牧制，将原来划归葡萄牙保教权势力范围的中国传教区，分成若干代牧区，分头委托给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传教士代牧。三大殖民国家为争夺亚洲和在华传教势力范围互相角逐，各不相让。
青岛的天主教堂
北京若瑟修女院的修女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尊孔和祭祖是由来已久的礼仪和习俗。利玛窦适应中国当时的这一国情，对中国教徒参加祭孔和祭祖等，持宽容态度，不加禁止。虽然当时耶稣会内部也有意见分歧，但还未发生激烈的争论。在西班牙和法国的传教机构进入中国后，争论逐渐激化。主要争论的地方在欧洲。这就是天主教史上所称的“中国礼仪之争”。
对于这场将决定中国天主教命运的争论，罗马教廷的立场起先摇摆不定，后来最终接受了部分西班牙、法国传教士的主张。1704年，罗马教皇严禁中国教徒行中国礼仪，并派特使到中国来执行教令。这样，在礼仪之争问题上，罗马教会同中国政府发生交涉并最终导致冲突。
由于罗马教廷一直坚持严禁中国礼仪的立场，1720年，康熙帝下令禁止天主教传播。此后各朝皆令禁教，时间长达百余年。
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参加祭祖祭孔的仪式，使教会失去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加深了中国精英文化与天主教文化的隔阂。尽管仍有一些传教士前往中国传教，但这些活动基本上是处在非法的地下状态。至19世纪初，中国天主教徒人数从18世纪初的30万人，下降到20万人。
1840年，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中国的门户，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罗马教廷依赖西方殖民国家的传教机构在中国内地开展传教活动。在不平等条约的政治庇护下，天主教成为在中国政府治外的具有殖民地教会性质的外国教会。西方传教士还把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扩大到中国教徒。
圣诞夜，上海一教堂举行的弥撒。
1844年，在中法《黄埔条约》中，规定法国人可在5个通商口岸建造教堂，中国地方官员有义务加以保护。同年12月，清政府在法国的压力下宣布对天主教放禁。1858年，在中法《天津条约》中，清政府同意外国传教士可以到中国内地传教。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规定，赔还过去没收的天主教教产；当时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在中文本中还私自添进“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为后来天主教会在内地广置产业、霸占田地伪造了条约根据。
这些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法国在中国取得全面保护天主教的政治特权，其保护范围从外国传教士到一般教徒，从收回教产扩大到置产。罗马教廷为此与葡萄牙政府进行了10多年的外交谈判，最后于1856年，双方同意取消葡萄牙保教权下属的北京教区和南京教区，改为法国的传教区。19世纪80年代后，德国和意大利也在中国获得了对本国传教士同样的保护权。
与此同时，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依仗殖民势力，还在中国谋取早已在西欧废除的中世纪教会诸侯的政治特权，一些地区的外国主教（代牧）取得了清廷官员的二品、三品顶戴。清政府在1899年被迫颁布《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正式承认天主教主教有相当于督抚、总本堂相当于司道、传教士相当于州县的政治地位，享受同等的政治礼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天主教修会纷纷返回中国。1900年，罗马教廷在中国设置的代牧区已有40个，其中属于法国各传教机构的有20个。教徒发展到74万人。
与此同时，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的冲突也最为剧烈，各地频频出现民众与西方传教士的冲突与纠纷，史称“教案”。其原因是很多的，最主要的是不平等条约使传教士拥有特权，享有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治外法权”。一些传教士以此为后盾，有恃无恐，强买土地，霸占田产，建教堂，设教区。有的则以战胜者自居，干预地方政事，藐视地方官员，包揽诉讼，一些地方竟出现了为打官司而入教的情况。而少数教民依仗教会势力，假借信主，为非作歹，甚至挟制官府。
1900年，中国爆发了席卷北方各省的义和团运动。它既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也是天主教、基督教同中国民众冲突积累半个世纪后的一次大爆发。天主教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到沉重打击，很多天主教教堂被毁，一些地方的教会组织几乎被完全摧毁。
义和团运动之后，天主教也意识到自身的问题。罗马教会为此发布禁令，禁止传教士不分是非曲直随意介入中国教徒的争讼，纵容包庇不轨教徒；禁止教会和传教士介入政治与外交活动。一些国家也改变了做法，例如法国驻华使馆照会中国政府，法国使馆自此以后只受理与法国传教士有关的案件，涉及其他国籍传教士的案件，由中国政府与有关国家使馆交涉。
平安夜，北京一天主教堂的子夜弥撒。
义和团运动以后，天主教在传教的同时，注重依靠办学、行医、兴办慈善事业等，扩大社会影响，很快有了大的发展。据1920年的普查统计，当时中国天主教徒为197万人，以后继续增长。到1940年，全国天主教徒共318.3万人，这一数字一直保持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其中很多教徒是由于家庭信教而从小受洗入教的。
从1840年到1949年，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天主教在中国虽然有了300多万教徒，但中国教会一直处在外国的世俗政权和传教士控制之下，教会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外国主教手里。
据教会材料统计，1903年，中国天主教会的外国神父为1075人，中国籍神父为499人；1949年，外国神父为6024人，中国神父为2155人。中国籍主教更是凤毛麟角。1946年，在中国20个总主教中，有17个是外国人；在137个主教区中，有110多个是外国人任主教的。众多的外国主教把中国教徒看成是他们的教民，要中国教徒完全服从他们。在当时，中国各地天主教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哪个国家的主教、神父所在的天主堂，就挂哪个国家的国旗。
苏北农村的天主教堂中，信徒们在听经。
教徒购买圣物。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人民反帝救国运动日益高涨，部分天主教徒也投身其中。他们对外国势力控制中国教会极为不满，主张尽快培养本国神职人员，进而实现教会自立。但这些行动很快遭到教会当局压制。在华的传教士，虽然也有少数支持并投入到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中，但更多的是禁止。例如，教徒中有人响应号召参加爱国集会或游行，传教士们就加以反对，不准他们参加。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政府制定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但是梵蒂冈拒不承认新中国，天主教会中的一些人坚持反共立场。他们借口新中国是无神论共产党领导的，散布有神无神势不两立、爱国爱教有矛盾等谬论；不准教徒拥护共产党，不准参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任何组织，如工会、妇联、青联等；不准参加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游行等等。更有甚者，有的还以神父的身份为掩护，收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送到境外，从事反华活动。
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内，为修生举行的祝圣神父仪式。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天主教徒必须作出走什么道路的抉择。
1950年11月29日，四川广元县王良佐神父和500余名天主教徒发表《三自爱国革新宣言》，呼吁中国天主教与帝国主义割断各方面的关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天主教会。这在广大教徒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也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支持。很快，其他一些地方的宗教界人士也相继发表了内容相似的宣言，并陆续建立起地方性天主教爱国团体。到1956年初，各地爱国团体已达200多个。1957年，中国天主教友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成立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后在1962年的第二届全国会议上更名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在天主教友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中，这样写道：“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教会的前途，中国天主教会必须彻底改变旧中国时代帝国主义带给我们教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实行独立自主，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己来办，在不违反祖国利益和独立尊严的前提下同梵蒂冈教廷保持纯宗教的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但必须彻底割断政治上、经济上和梵蒂冈教廷的关系。”
1949年前后，很多传教士自动撤离大陆，有的则因从事反华活动而被驱逐出境。全国137个教区，只有20余名主教，这严重影响着中国天主教活动的开展。1958年3月，湖北汉口和武昌两个教区分别选举董光清、袁文华神父为主教候选人，并电函罗马教廷，告知祝圣的日期，请求罗马批准。但罗马复电称，自选的主教是无效的，并重申1951年颁布的法令：一个主教无论出于何种礼仪或地位，祝圣一位未经圣座提名或核准者为主教，祝圣者和被祝圣者均要受“超级绝罚”。
一面是罗马教廷的禁令，一面是中国天主教徒正常宗教生活的需要，中国天主教会别无选择，只有自选自圣主教。由此，这一方式得以确定，延续至今。
半个多世纪以来，梵蒂冈始终保持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中国与梵蒂冈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在处理同梵蒂冈的关系问题上，中国的态度是：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愿意改善同梵蒂冈的关系。但必须符合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梵蒂冈必须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梵蒂冈不得以宗教事务为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首先是国家关系，只有在国家关系改善后才能谈宗教问题。无论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是否改善，中国政府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天主教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方针和自选自圣主教。
中国天主教会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并不是说要断绝与世界各国天主教会的联系和交往。实际上，自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全国各教区接待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教徒，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宗教领袖和天主教社会活动家；还邀请国外教会人士来华访问讲学。同时，中国天主教会也应邀派出访问团出访世界各地天主教会，参加国际神学研讨会，参加世界与宗教和平大会等。
教徒宗教生活中国天主教会在信仰上同世界各国天主教会是一致的，同属一个信仰，同行一个洗礼，都忠于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公教会。同世界各国天主教徒一样，中国的天主教徒也要为教宗祈祷。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是指在政治、经济、教会事务和管理方面，而不是在信仰方面。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天主教徒人数已由1949年的300余万，增加到现在的500万。各地举办的修女院有60余处，已发愿修女3000余人，初学修女1000余位。各教区印制发行的《圣经》达300余万册。有教堂、会所5600余处，自改革开放20年来，平均不到两天就有一座天主教堂修复开放或建成。
天主教团体中国天主教的全国性组织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
北京天主教的修女们在教会兴办的山区学校内辅导孩子们学习电脑。
复活节，北京一天主教堂的烛光礼。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英译为ChineseCatholicPatrioticAssociation）成立于1957年，为中国天主教神长教友组成的爱国爱教的群众团体。其宗旨为：团结全国神长教友，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协助教会贯彻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维护教会合法权益；开展社会服务，举办自养企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与国际天主教人士的友好交往等。最高权力机构为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会址设在北京。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英译为Bishop’sConferenceofChurchinChina）成立于1980年，为中国天主教的全国性教务领导机构，对外代表中国天主教教会。其主要任务是：研究、阐述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审批教区主教的选圣和教区划分、调整；设置牧灵职务，制定牧灵规章，宣扬基督福音；培养各种圣职人员等。主教团下设专门委员会，分别负责教务、修院教育、神学研究、海外联谊、圣教礼仪、经济开发和社会服务。
爱国会和主教团的关系是既互不隶属，各有分工，但又互相联系，密切配合。
神哲学院目前，中国天主教开办的大小修院共36所，其中大修院（神哲学院）12所。其中全国性修院1所，即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地方联合举办的修院5所，为上海佘山修院、沈阳神哲学院、中南神哲学院、四川省神哲学院、西安神哲学院；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会举办的修院6所，有河北省天主教神哲学院、北京市天主教神哲学院、山东济南圣神修院、吉林省神哲学院、内蒙古神哲学院和山西省神哲学院。
位于北京的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是唯一一所由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直接管理的全国性天主教修院。1983年建成，学制6年。根据规划，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是中国天主教的最高学府和神学研究中心，不仅担负着培养较高级人才的任务，而且也是中国天主教会神学研究的主要基地。
为学习与借鉴国外的神学思想与办教经验，中国天主教修院既派遣神职人员或修生到海外学习，同时不定期地邀请一些海外神学家或教授到中国的修院来短期授课，或开专题讲座等。
此外，中国天主教会还举办有神职人员灵修培训班、神职人员牧灵培训班、修院院长出国交流读书班、修女院负责人培训班、初学导师进修班、修院神师培训班,以及有关神职人员避静、灵修辅导和礼仪等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