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基督教协会的统计，在全部1600万基督徒中，农村信徒占了70%。这与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差不多。我长期生活在大城市，但说真的，我对城市里的宗教生活没有太多的印象。虽然常常从一些教堂前经过，但对我说来，它们更像古迹，或者说更像异国风情建筑的展示。我很少意识到，教堂里的信徒们正在做什么。我身边的很多人同我一样，都有这样的感觉。但在乡村的几次经历，让我改变了印象。
一次是在苏州附近的一个小镇同里。小镇很美，是江南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样子小镇人的生活富足而闲适。这一切似乎在证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一点没错。在小镇停留的那一晚，下了半夜的雨。我住在老乡家的木阁楼上，大约天刚亮的时候，于将醒未醒之际，听到忽远忽近的声音，像是学生在集体晨读，但声音分明是中老年人的。我在迷迷糊糊中又睡了一会儿。下楼的时候，有水烟自河上浮起，空气像被洗了一样。小镇醒了，但很安静。我沿街巷走去，经过一处大门前，门檐上有一个木制的十字架。我明白了，我听到的是诵经的声音。
云南乡村的一处佛教寺庙
云南茨中天主教堂内祷告的信徒
小镇没有教堂，只有一个简易的聚会点，由当地一位居民贡献出来，供基督徒们活动之用。据统计资料，像这样的基督徒聚会点，在中国共有3万多处。
同里地处中国东部平原，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我所到的另一个地方赛岭，就很偏远闭塞了。赛岭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高黎贡山腹地，是一个傈僳族聚居的自然村。村里的大多数妇女和儿童不懂汉语，通向村子的简易公路是在政府的帮助下修通的。我有些不敢相信村长的话：赛岭村的基督教徒能捧着《圣经》唱那些优美的赞美诗。
村长带着我翻过最后一个山头，走完泥泞的山路，在炊烟升起的大山里，最先跃入眼帘的是一幢两层小木楼，那便是村里的基督教堂了，外观比较破旧。我甚至开始怀疑，到底有多少村民会经常到这里来。
天色渐暗，歌声从教堂里飘了出来。我听不懂傈僳语，但被优美的歌声吸引着。我叫上村长，向小木楼走去。爬上狭窄的楼梯，我一下子站住了：教堂里黑压压的一大群人，人人手捧《圣经》；过道从人群中间穿过，左边是妇女，右边是男人；教堂课桌的后面有一位老人，正指挥着教徒唱歌。村长翻译说，歌曲的名字叫《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歌词大意为：我们是迷途的羔羊，请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我们最重要的人的鲜血已经流出去了，是他替我们去死，这个救世主是谁，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啊！你究竟在哪里？他就在天堂里为我们祈祷……
歌声结束，“阿门”的祈祷声宣布礼拜课的开始。执事长讲述着《圣经》中的故事，手中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串串的符号——傈僳文字。昏暗的灯光下，有的教徒正忙着记笔记。转过头，我看清了身旁人们捧着的《圣经》，是傈僳文版本，全书共1000多页。
执事长讲完，教徒便纷纷登台讲话，时间长短不一。“这是怎么回事？”我问村长。村长说：“教徒发表各自的心得体会，人人都有发言的权利。”
礼拜课快要结束的时候，执事长单独唱了一首赞美诗，这是惯例。接着便是当晚的主持人唱赞歌，所有的教徒都有成为主持人的权利，可以主动报名，可以临时推选，也可以由执事长临时指定。最后是全体教徒在主持人的带领下合唱赞美诗。最后一首赞美诗唱完后，是长时间的沉默。沉默中一个浑厚的男中音从教堂中响起，所有教徒起立肃默，男教徒用打开的《圣经》掩住脸，女教徒双手合抱于胸前闭紧双眼，看得出他们是在向上帝忏悔。村长说，每次礼拜课都是在向上帝的忏悔中结束的。
后来，我又去了离赛岭村几百公里远的碧罗雪山下，那里有一个怒族和藏族居住的村落——白汉村。全村60多户人家，80%都信教。当地民风十分淳朴，依旧保留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古风。
1904年，一位法国传教士把天主教带到这里来。村里的教堂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还保留着原来的模样。其间，虽有些损毁，但是在政府的帮助下得以修复。我转了一圈，发现教堂比村民们的住房还要好。
云南茨中的百年天主教教堂
阿麦是教堂的管理员，也是白汉村颇受尊敬的人物。早晨7点，阿麦就赶到村里的天主教堂，用钟声召唤人们前来晨祷诵经。白汉村的教友们早晚都要诵经，这是他们每天必做的事情。由于比较偏僻，我去的那一年，也就是1996年，白汉村还没有通上电，夜晚村民们就在烛光中祈祷。每逢星期天，全村人都要聚在一起做礼拜，跟过节一样，整个村子沉浸在一片宁静、和谐、安详的氛围之中。
赛岭和白汉这两个村所在的云南省，共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在全国居第一。差不多国内所有的宗教，包括原始宗教，这里都有。至于信仰哪种宗教、有多少宗教徒，以及信仰程度如何，则因民族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