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有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如下：“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同时受到国内外多重势力的压迫。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为纪念他们而建的。
1945年，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要求走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道路。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依仗美国的支持，置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于不顾，撕毁了国共两党的协定，以及其它有利于国内和平和人民民主的协议和一切停战协议，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如开国领袖毛泽东所说，这标志着“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在此之前的100多年里，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控制，由自己当家作主，根据中国的利益和国际法准则来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一直是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新中国自成立那一天起，就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维护本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矗立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建立新型外交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恢复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为此，毛泽东主席早在建国前夕就作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决策，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奠定了基础。
“另起炉灶”，指的是抛弃旧中国的外交关系、传统和习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把一切驻在旧中国的各国外交使节都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承认他们的外交官资格；主张一切愿意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应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建立新的关系。
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具函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送达世界各国政府，表示新中国愿与各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2日，新中国和苏联建交。苏联是第一个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图为当年10月16日苏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前排右六）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后合影。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意思是不急于解决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承认和建交问题，而首先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残余势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根据上述决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新中国外交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走向国际社会。在建国之日，毛泽东主席向世界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周恩来外长将此公告正式函告世界各国政府。来自世界各国的反应是复杂多样的。
1950年5月，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印度是当时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曾公开宣布站到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新中国一成立，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采取了鲜明的支持态度。因此，中国没有经过谈判即与它们很快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与新中国互派大使的国家。此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阿尔巴尼亚、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相继与中国建交。稍后，中国与南斯拉夫于1955年1月正式建交。
按一般国际惯例，两国政府互致承认电文，即是建交开始。新中国所以要同许多国家先谈判后建交，主要因为当时有一些国家仍然支持退缩在台湾的国民党集团或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坚持，建交前必须派代表同中国就建交进行谈判，对方明确、澄清对国民党集团态度后，方能磋商建交日期和互换使节。
1950年6月，瑞典首任驻华大使阿马斯顿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后宾主交谈。瑞典是西方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中国政府坚持凡同自己建交的国家必须同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并将各该国管辖地区内属于中国的财产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49年末到1950年初，同中国邻近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阿富汗、印度尼西亚、尼泊尔相继承认新中国。1950年1月到3月，英国、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和荷兰等国也都先后承认新中国。由于这些国家在上述问题上表现不同，谈判的进程和结果也就不一。大多数谈判进行得较顺利，双方很快就达成建交协议，互换使节。但也有少数国家谈判拖了几年，最后达成的协议还只是“半建交”，即互设代表处。如英国，主要出于尽可能保留其在华利益的考虑，较快地表示承认新中国、愿意建交，但又不愿意完全断绝同国民党集团的关系，同时在联合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持不明确态度，因此直到1954年才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
截至1956年底，新中国同26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英国、荷兰建立了代办级的“半建交”关系。中国同这些国家进行友好合作，开展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同未建交的国家也广泛开展了民间友好来往。
从19世纪中叶起，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各种侵略手段，同中国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许多特权。它们不仅占据中国领土，掠取赔款，强辟通商口岸，划分“势力范围”，而且攫取了在华驻军权、领土租借权、设立租界权、内河航行权、海关管理权、自由传教权、领事裁判权和自由经营权等许多特权，控制和影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为了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势力和影响，新中国在建国前后，采取了种种措施。
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被一一取消。驻在中国领土上的美国军队和英国军舰被迫全部撤走，除台湾地区外的美国在华军事基地被全部收回。
全国解放时，北京、天津、上海尚留有的原来供帝国主义国家驻军用的兵营及其房地产，新中国予以收回、征用。
对外国侨民进行登记，加强管理。外国侨民必须遵守新中国的法律，凡守法者，予以保护，有不法行为者，依法处理。对外国侨民持有的武器、电台，要求其进行登记和封存。关于外国人出入境和在中国居留、旅行，新中国亦制定了管理办法。不允许外国侵犯中国的司法权。这样，帝国主义在中国残余的领事裁判权被彻底取消。
收回了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内河航行权。外轮一般不许驶入中国内河，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并经中国政府批准，才能驶入长江，但必须悬挂中国国旗，在指定码头停泊，遵守中国一切法令并封闭其武器和电讯、摄影、测绘等设备。
取消了帝国主义者对中国海关的管理权，撤销了原来由其控制的税务司，接管各地海关并进行了改革，颁布了新的规章制度。与此同时，由国家管制对外贸易，实行进出口许可证等制度。从此中国海关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
1960年9月，周恩来总理同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在《中几友好条约》上签字。几内亚于1959年10 月同中国建交，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颁布了《外汇管理暂行办法》，实行外汇管制，清除帝国主义国家操纵中国外汇管理和金融财政的特权。
收回全国解放时仍被帝国主义者占用的前“租界”公产，彻底取消其在前“租界”保留的各种特权。
对外国人拥有的企业和房地产，有计划、有步骤、有区别地给予正当解决。
对外国政府、私人和团体在中国兴办的文教事业，也进行了妥善处理。
这一系列措施维护和巩固了新中国的独立与主权，为同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开辟了道路。
坚持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最可宝贵的经验之一。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就强调，中国必须独立自主，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中国真正的独立和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决不能靠外国恩赐，主要靠中国人民努力争取。新中国从诞生第一天起，就将独立自主作为对外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特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独立自主的政策突出地反映在中美、中苏关系上。
从新中国建立到5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新生政权，为国家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奉行“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方针，着重加强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1950年，中国同苏联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缔约后的一段时期内，两国在政治上相互配合和支持，在经济、文化领域互助合作。毛泽东主席在条约签订一周年时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不但对新中国的建设有了极大的帮助，而且在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及世界和平与安全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之所以没敢放手把朝鲜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因素之一，是考虑到此条约的存在。中苏之间一度相当密切的经济合作，对新中国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也起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中国采取“一边倒”的方针政策，是当时形势下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是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作出的重大决策。新中国诞生之初，美国不甘心扶蒋反共政策的失败，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中国实行军事威胁、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虽逃到台湾，但仍然企图借助美国的力量反攻大陆。因此，如毛泽东所指出，“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必须加强和发展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实行“一边倒”战略方针时，是以独立自主为基础的。毛泽东、周恩来曾多次明确指出，对苏联不能有依赖之心，对苏联的经验不能盲从照搬，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用自己的腿走路。周恩来总理还说：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外援如有利于中国当然要，但不能依赖，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对兄弟国家，战略上虽是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
1950年2月，中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主席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出席签字仪式。这是新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
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时，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在相互关系中也应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图为访问苏联时，周恩来总理拜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5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的主导面是好的，但双方并不是没有分歧。其实，从谈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起，两国间就已经出现矛盾。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中贯彻平等的原则。当时中国不仅对苏联在中苏关系中不尊重平等原则的做法有所批评，要求纠正，而且对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50年代后期，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愈演愈烈。1958年，苏联连续提出两项损害中国主权的建议，即要在中国领土上建一座由中苏合资实际上由苏方控制的指挥潜艇的长波电台和建立共同潜艇舰队，显示出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企图。另外，苏联还想使中国在台湾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放弃原则，以服从其全球战略。对于这些要求，中国政府断然拒绝了。
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在动荡的世界局势中，各种国际力量经历了一个分化与改组的过程，苏联走上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为使自己处于主动有利的位置，美苏加强了对各自盟国的控制，从而加剧了两个阵营内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帝国主义阵营也矛盾重重。与此同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西方殖民体系逐步瓦解，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独立，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的诞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苏联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压制不同意见，而且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尤其是苏联不尊重中国主权、要中国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受制于它，服从其全球战略需要的事情不断发生，这就使中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激烈。
对于中苏两党之间存在的分歧，本应通过讨论加以解决，但苏联领导人却采取高压手段。1960年6月，赫鲁晓夫策划了“布加勒斯特会议”，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围攻，搞突然袭击。当中国共产党表示“宁可被辗得粉碎也不屈服”之后，苏联就进一步在国家关系方面对中国加大压力，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步骤。其中严重的是，1960年7月25日到9月1日，苏联撤走在华工作的全部1390名专家，撕毁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300多个专家合同，废除200多项科技合作项目，给中国建设造成严重困难和巨大损失。但中国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1960年9月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坦率地说：“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了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进行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
在核武器问题上，苏联既强调中国需要对付来自美国的核威胁，却又反对中国发展自己的核力量。苏联不仅撕毁有关技术援助协定，而且企图对中国进行控制，要中国依赖它的“核保护伞”，从而听命于它。1963年，中国政府在答复苏联政府的备忘录中指出：苏联的那一套是要“保持自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垄断地位”“，中国人民决不承认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大国垄断世界核力量，对别的国家任意发号施令的特权”。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次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终于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核力量。
中苏之间存在着边界问题，但在两国友好时期，中苏边境是安宁的。中苏关系恶化后，边界也开始多事。60年代，苏联不断挑起边境冲突，中国边防人员在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之后，苏联方面扬言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中国的核基地，对中国进行核讹诈。由于中国立场坚定，不为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迫使苏联不得不走向谈判桌，通过谈判来解决边界问题和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问题。
1969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机场会见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这次会谈使紧张的中苏关系有所缓和。随后，中苏恢复1964年开始举行、后因故中断的边界谈判。
1956年到1965年的十年间，是中国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建交国中除法国外都是亚非拉国家。图为1956年9月，毛泽东主席接受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呈递国书后与其谈话。
与此同时，美国仍继续推行其敌视中国的政策。它不仅保持其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军事存在，还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从南面威胁中国的安全。1965年3月，美国派出它的地面部队对越南南部直接进行侵略，并加紧对越南北方的海空袭击；与此同时，美国军用飞机不断侵入中国领空，投掷炸弹和发射导弹，打死打伤中国船员和解放军战士。美国报刊则大肆宣传在越南战争中将不再有朝鲜战争那样的“庇护所”，美国军队将实行“穷追”等等，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中国不畏强暴，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先后访问了亚非十三国。此行是中国同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里程碑。图为1964年1月周恩来访问马里时，受到凯塔总统的欢迎。
中国曾希望通过谈判缓和同美国和苏联的紧张关系，并为此作出了努力，但局面并未发生根本改变。面对美苏两方面的威胁，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第一个中间地带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二个中间地带是欧洲（包括东欧）、北美（加拿大）、大洋洲和日本。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战略是大力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依靠第一中间地带的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的国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苏“两霸”，反对它们到处侵略扩张、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威胁世界和平的霸权主义政策。
70年代，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在中国周围，苏联加强在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的军事部署，陈兵百万，并且支持越南当时的领导人侵柬反华，自己出兵占领阿富汗，从北面、南面和西面对中国形成军事包围之势。美国为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挑战，决定进行战略收缩，谋求从越南脱身，寻求同中国接近。这一时期，西欧、日本的经济迅速发展，亚非拉国家维护和争取独立的斗争取得重大胜利，成为反殖、反霸的主力军。针对这种形势，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即一条按照大致的纬度线连结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一条线”），并团结这条线以外的国家（“一大片”）。这实际上是一个“联合抗苏”的国际统一战线。
这是中国外交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对缓和中国面临的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保障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采取这种战略的情况下，中国从来没有牺牲自己的独立自主原则，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一直进行批评和斗争。
进入80年代后，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变化。苏联侵入阿富汗后国力减弱，从霸权的顶峰向下跌落。美国在医治越战创伤后国力增强，卡特在任后期和里根上台后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美苏争夺态势转入均衡、僵持阶段。西欧、日本崛起，发展中国家壮大，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开始显现。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在国内，从1978年开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71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这就是著名的“乒乓外交”。
1964年1月，中法建交，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法国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图为当年6月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向戴高乐总统递交国书后合影。
中国作为世界战略格局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同某一方建立战略关系都会影响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同时以战略关系划线，也使中国的外交活动失去了一些必要的灵活性和主动性。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进行了重调整。首先是改变了70年代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而采取的“一条线”战略，坚决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政策。1982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90年代，国际形势又有了深刻的变化。两极格局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进入了新旧格局转换的过渡时期。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两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但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借口“人权”等问题，以政治、军事、经济手段干涉他国内政的现象还很严重。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世界仍很不安宁。
面对新的形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并创造性地贯彻邓小平外交思想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积极谋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共同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更加鲜明，更具时代特色。独立自主政策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
坚持独立自主，就是坚定地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侵略和扩张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中国决不容忍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民族尊严受到任何侵犯，决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坚持一切从本国国情出发，完全自主地决定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政策。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和国际合作，但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国家，提高综合国力。
坚持独立自主，就是在国际上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邓小平曾提出：中国不参加任何集团，不支持任何一国或一个集团去反对另一国或集团，不把自己绑到别人的战车上；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全面改善和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国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作出部署，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坚持独立自主，就是对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中国判断国际事务的是非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是否有利于发展各国友好合作、促进世界经济繁荣、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有利的，中国就支持；不利的，就反对。任何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违背国际关系准则的行为，中国都坚决反对。中国伸张正义，“讲公道话，办公道事”，坚决维护和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和正义要求。
坚持独立自主，就是在处理国家关系和国际问题时，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社会制度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好坏或亲疏，不受一时一事所左右，而是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作出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长远利益的决策。中国认为，世界是多样性的，各国人民有权根据本国的国情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战略。各国人民的信仰和价值观不同，彼此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而不应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各国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应当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发展互利合作。
坚持独立自主，就是不信邪，不怕鬼，不屈从于任何超级大国的压力。对于外国损害中国根本利益、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坚决斗争。
努力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同年底，中国大陆战事基本结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势力从大陆全面溃退，撤到台湾，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维持着一个政治架构。自此，台湾再次陷入与祖国大陆的分离状态之中。此外，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与澳门仍然分别被英国和葡萄牙占领。为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1987年10月，台湾当局开放台胞到祖国大陆探亲。图为登上长城的台胞。
1993年4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这是海峡两岸授权的民间机构最高负责人之间的首次会晤。
台湾是中国的第一大岛，总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现有人口约2300多万。台湾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相望，最窄处为130公里。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公然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同时还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政府这种继续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的错误政策，造成了台湾海峡地区的长期紧张对峙局势。台湾问题至今不能彻底解决，美国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74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等陪同下会见来访的英国前首相希思，宾主谈到香港问题。
在中国政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以后，解放台湾的计划被迫搁置。朝鲜停战后，1954年7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全国人民再次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表示不能承认美国军事干涉和占领台湾。1954年12月，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公然将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1955年1—2月间，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海战役，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开展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
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是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毛泽东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等政策主张，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两党对等谈判。1960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台湾只要回归祖国，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大权均由台湾当局掌握。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制约，这些设想未能付诸实施。但是，这些主张可以说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思想来源。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告台湾同胞书》中，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提出两岸尽快实现通航、通邮、通商。同年，邓小平访美时表示，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当局拥有它的权力，但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会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提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并可以保留军队。1984年，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至此“，一国两制”的基本思想已经形成。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指的就是实行“一国两制”，表明“一国两制”已载入中国的根本大法。
“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一国两制”的基础是一个中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不可分割，这是“一国两制”构想的政治前提和根本保证。“一国两制”的核心问题是祖国统一。
“一国两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即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作为国家主体的大陆地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两种制度长期共存，和平共处，相互支援，共同发展。
“一国两制”是指在中国国内两种制度可以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由宪法规定在台湾、香港、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地方政府除在外交、国防、宣战、媾和方面服从中央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都受法律保护。
“一国两制”的实施，台湾与香港、澳门有所不同，比香港、澳门条件更宽。作为中国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象征，中央政府向香港和澳门派驻军队；但台湾可以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派军队去。统一后，大陆不仅不派行政人员到台湾去，中央政府还要在全国性政权机构中留出一定比例的名额，让台湾各界人士参与国家管理。
“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长期不变，且有法律保证。中国政府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允许保留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解决台湾问题也是这个原则。邓小平说：“实际上，50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50年后也不会变。前50年是不能变，50年之后是不需要变。”
1995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了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精辟地阐述了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深刻内涵，提出了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其讲话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的一贯性、连续性和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发展，是解决台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图为中英两国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处理国际事务中的涉台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尊严以及和平统一大业。1988年以来，台湾当局以金钱为手段，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实质关系，谋求同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建立“邦交”，并不遗余力地企图挤进联合国和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台湾当局推行“务实外交”，意在谋求“独立的主权国家”地位，企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对这种分裂祖国的行径，中国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同沙特阿拉伯、韩国、南非等国建交后，台湾的所谓“邦交国”的影响大为缩小。1993年以来，台湾每年都收买一些国家，要求将所谓“台湾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中国政府已多次挫败台湾当局“重返联合国”和挤入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图谋，有力地遏制了台“过境外交”、“弹性外交”等各种名目的分裂活动，揭露了台湾当局在所谓“公投”问题上假借民主分裂祖国的真面目，赢得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从80年代初开始，台湾图谋扩大军火来源，分别于1981年和1991年、1992年从荷兰和法国购买高性能武器。对此，中国向荷、法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决定将中荷双方大使馆降格为代办处，要求法国关闭它在广州的总领事馆。与此同时，中国还采取了其它措施，促使上述两国承诺不再向台湾出售武器。最终，中国同荷兰、法国的正常关系得以恢复，并继续得到发展。
中国领导人多次重申，只要台湾当局明确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即可恢复对话和谈判，而且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通过平等谈判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图谋的。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国家无权干涉。如果放弃使用武力，只能使和平统一成为不可能。
“一国两制”的构想最初是针对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但首先成功地实践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
1987年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后，两国领导人举杯祝贺。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领土。19世纪，英国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强行霸占了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多次申明：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对于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暂时维持现状。
到20世纪80年代初，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但英国政府仍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提出“三个条约有效”论，企图通过延长新界租约，达到继续占领香港的目的。中国表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英国政府继而提出以主权换治权，也被中国驳回。最终，英国不得不作出让步，不再坚持英国对香港的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中英双方同意以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以“一国两制”的构想为基础，就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从1982年9月开始，经过为时两年22轮的艰苦谈判，1984年9月，中英两国政府就解决香港问题达成协议。同年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1985年5月27日，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从此生效。
中英联合声明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为了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中国政府对香港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并在50年内不予改变。根据中国宪法第31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享有高度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并保持财政独立。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香港将继续保持其自由港和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可以继续同各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有关的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英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受到照顾。简言之，就是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将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顺利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英国在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正式结束，香港进入了历史新纪元。
澳门于16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不承认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主张在条件成熟时，通过谈判解决澳门问题。1979年中葡建交时，双方就中国对澳门问题的基本立场达成原则谅解。双方重申，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萄牙政府管理，在适当的时候由中葡政府通过友好协商决定归还的时间和细节。
1984年9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结束后，澳门问题便提上了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从1986年6月开始，中葡两国就澳门问题举行了4轮谈判，历时8个多月，双方达成协议。1987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1988年1月15日，两国政府互换批准书，联合声明正式生效。
1999年12月19日，中葡双方成功举行了澳门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
香港、澳门的回归，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两大步。“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为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树立了范例，也为国与国之间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