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对中国经济在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和实现社会进步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作出客观的评价，最好的方式是亲临中国而不是透过媒体记者的眼睛。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到访过中国的海外人士，不管抱有什么政治见解，无不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变化感到惊诧。正是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将中国经济推上了市场化的轨道。中国从此开始进入经济增长的快车道。

　　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现状

　　无论根据GDP的增长速度还是贸易份额的提高能力来衡量，中国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显眼、最具活力的经济之一。1978－200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个记录在世界经济中是罕见的。经过25年的增长，中国的GDP在2003年上升到1.4万多亿美元。

　　作为世界上目前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在过去25年约为每年6%－7%，低于GDP总量增长率差不多2个百分点。按现有汇率计算，人均GDP水平从1978年的不足100美元提高到了超过1000美元的水平。不过，这个数字是依照当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水平（1∶8.27）计算的。经济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1978年以后一直是处于贬值中，人民币的贬值势必低估了中国当前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

　　一种可以避免汇价影响的估计方法即“购买力平价法”经常被用来重新估算中国的GDP和人均GDP。这个方法的基本原理是，1个美元的购买力在美国和在中国是相同的。按照“购买力平价”，世界银行曾估计，中国2000年的GDP超过了5万亿美元，几乎是美国的一半，居世界第二位。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这个估计来计算的话，那么中国现在的人均国民收入应该至少在4000美元以上。这意味着，中国现在的人均国民收入实际约为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16%，而不是按当前汇率计算的3%。但即使如此，16%还只相当于日本上世纪40年代末、中国台湾60年代中和韩国70年代初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份额。

北京夜景

　　这就是说，在经济总量上赶上美国、日本和其他少数发达国家的时间，要比在人均国民收入上快得多。按照汇率法，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保守估计，中国的GDP将在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12年超过德国。10年前，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1993）》中也预测，如果中国、日本和美国分别保持它们各自在1980－1991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即9.4%、4.2%和2.6%），中国将在2035年前后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如果依照“购买力平价”来重新估计，那么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赶上最发达经济的时间还会大大缩短。例如，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劳伦斯·萨莫斯博士在1993年就预测说，如果中美两国各自维持过去14年的增长趋势不变的话，那么到2015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而在人均GDP方面，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中国与经济发达国家之间也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一个简单的推测是，假设美国人均GDP从现在起每年保持2%的增长率，而中国人均GDP保持6%的增长率，那么要在2040年以后，中国的人均GDP水平才可能达到美国的一半。而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最近研究，从经济起飞到实现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韩国和中国台湾花了差不多35年的时间，日本则用去了17年。这就是说，中国在赶上最发达经济的人均收入水平方面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二、中国的经济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果从1978年开始的农业集体耕作体制的逐步瓦解算起，已经有25年的历史了。在这25年的时间里，农业改革和工业改革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的，而对外部门的改革以及在宏观层次上的其他改革，包括对外汇、外资和贸易部门的改革，则在90年代以后开始。有些改革进展比较顺利和迅速，但有些改革则相当的复杂和缓慢，尤其是金融部门和国有企业部门的改革，至今仍然步履艰难，尽管政府已经加快了对这两个部门的改革速度。

　　（一）农业部门的改革

　　1978年，中国政府开始了经济改革的计划。但是，中国的改革是在缺乏一个事先设计好的蓝图的情况下开始的。

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平衡、丰年有余。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中国农村一直实行集体耕作制度（“生产队”和“人民公社”制度）。在70年代中后期，一些农村地区开始出现将土地分包到户的大胆行为。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18位农民秘密实行土地的分包，迅速改变了长期粮食短缺的困境，赢得了当地农民的支持。到1984年，全国99%的村实行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耕作制度，这意味着原来的“生产队”和“人民公社”制度实际上已经瓦解。不过，由于农村地区的这种自发式的制度创新不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来设计和推行的，因此，在80年代初，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中央政府要不断地去认识和了解来自广大农村地区的变化，并在1984年决定撤消人民公社制度，承认以家庭为单位的耕作制度为农村的基本制度。为了将这个制度合法化，中央政府通过文件的形式承认了农民的这个创新，并把这个制度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这一新的制度安排下，集体的土地按照长期（最初是15年，后来延长到30年）租约被分配给了农户，农户则承诺每年向政府缴纳固定的粮食税，并按约将其收成的一部分出售给政府。更为重要的是，农户在这种新的制度下有权对耕作模式做出自己的决策，农户还拥有选择投入品（包括劳动）等更多的权利。为了配合这个耕作制度的变革，农产品的市场也于80年代初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化和发展空间，这使得农户能够为其成果获得较之以前更高的价格和收益；与此同时，政府也提高了农产品的征购价格，尤其是棉花和其他非粮食作物，农民的真实收入获得了连续数年的高速增长。

　　农业部门的这个制度变革、农产品市场的自由化和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放松，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增长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粮食和其他农业产品产量迅速增长。到198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超过了1万亿斤的历史记录，终于从一个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转变成粮食净出口国。农业的这个制度变革也导致了农村工业部门的大规模扩张：农民收入的增长推动了非农产业的发展，大量剩余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了出来，进入了农村的工业部门，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非农产业吸纳了农业1/5的人口。

　　（二）工业部门的改革

　　与农村和农业的变革过程类似，工业改革的一些基本内容最初也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一些地方自主推行的、旨在改善国有企业绩效的局部尝试。不过，从全局来说，中国的大规模工业改革始于1984年。从此，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的政策，以期通过渐进的市场化和制度变迁来增进国有工业部门的生产并改善其生产力。

　　在改革之前，中国的工业部门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国有企业受中央和地方计划的制约与管制。因此，工业的改革首先表现为“放权”和“让利”。通过在经济意义上的“放权让利”，国有企业拥有了许多生产自主权，企业可以改变生产的组合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为了进一步改善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允许国有企业分享利润，也就是说，企业利润的很大一部分可以由企业自己支配和使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中央计划仍然存在，但受计划控制的投入品和产出品的比重都大大下降了。一种被称为“价格双轨制”的过渡安排在这个时候逐步形成。在双轨制下，“计划外”的产出开始在企业之间的自由交易市场上以高于计划价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

2003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1. 35 亿人，实现增加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

　　工业部门改革的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面临的约束得到了改变。改革时期，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性市场结构逐步确立，由地方政府推动的企业“进入”过程被加快了。在计划控制之外，地方性的小企业迅速成长和壮大。它们使改革后中国工业部门中的非国有部门迅速扩张，成为改革后期工业增长的另一支主力军。如表2.1所示，由于农村的工业化，乡镇企业开始迅速崛起，使中国的工业部门获得了超常的扩张能量。1979－1992年，乡镇企业的数目以年平均26.6%以上的速度增长，对工业增长的贡献份额从1980年的约10%上升到1994年的42%左右。与此同时，正如图2.1显示的那样，在工业部门中，国有工业产值的份额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增长而趋于下降。

　　更为重要的是，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发展和增长促进了市场的竞争，对改善国有部门的效率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应该说，在工业部门的改革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的管理和经营机制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分配制度的变化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引发的竞争，使国有企业在生产决策和生产效率上有了明显的改善。大量的实证研究都发现，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有了积极的增长。但是，正如表2.2表明的那样，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国有企业的效率改善不如乡镇企业或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那么显著。

　　由于在竞争中难敌非国有企业，加上国有企业承担了职工的社会福利和退休工人的社会保障等，国有企业的赢利能力在80年代末迅速恶化，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到1996年以后，中国的国有企业部门甚至出现全行业的亏损状态，依靠国家的银行信贷和拖欠款来艰难维持。这意味着，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没有成功，还需要从根本上来解决国有企业的赢利能力问题。为此，中国政府在1994年以后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变革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将国有资产从大量竞争性领域退出的战略性重组政策，为后来国有企业的大规模重组和民营化铺平了道路。

民营经济正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图为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的移动电话生产线。

　　（三）贸易部门的改革

　　“开放政策”是中国1978年经济改革策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积极努力地开放了门户，在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方面作出了显著的努力。从贸易额来说，今天中国的贸易额已经接近9000亿美元，贸易占GDP的比重超过了60%。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贸易部门的扩张。

　　在20世纪80年代初，长期与世界市场相隔离的国内市场开始重新与外部市场建立联系，这主要是通过贸易部门的改革和扩张来实现的。贸易部门的改革主要有：（1）打破国有贸易企业的行政垄断和主导地位，放松对企业进入贸易部门的限制；（2）在贸易企业内部引入“承包责任制”，使贸易企业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贸易活动；（3）逐步降低进口关税和撤消大量的许可证管制；（4）进出口商品的国内价格逐步与国际价格接轨，同时通过更大程度上让市场力量决定人民币的汇率（1994年完成人民币汇率的基本市场化进程），建立起了一个现实的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机制。

　　在贸易部门的改革和扩张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特区的建立对中国的贸易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79年《合资企业法》的通过和80年代四大经济特区的建设，大大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开放和外向经济的发展。从贸易本身来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成为与国有企业并驾齐驱的出口主力军，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和经济特区为引入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管理模式、经验和人才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世界500 强公司中已有400 多家在中国投资。

　　大多数外资是在1992年以后加速进入中国的，其中来自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其他地区的华人资本占了一半之多。近年来外资以每年500亿美元的规模流入中国，中国实际利用的外资规模累计高达5000亿美元。截至2004年5月，中国历年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8万多家，其中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部门。由于外资的持续流入，中国的贸易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大大下降，制成品的比重持续上升，高达90%以上。而在制成品的贸易中，加工贸易的比重占一半以上。在加工贸易中，70%以上是外资企业完成的。因此，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贸易扩张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外资的流入使中国在资本帐户上保持了持续的顺差，而贸易的发展也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使中国的经常项目保持了顺差，结果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很快，达到了4000多亿美元，给人民币带来了一定的升值压力。但是，随着中国在2001年底正式成为WTO的成员，中国的市场开放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贸易的赢余会逐步减少。同时，为了国内经济的宏观稳定的利益，人民币的汇率政策将朝着提高灵活性方面逐步迈进。

　　（四）金融部门的改革

　　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1952－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几乎成了唯一的银行部门。1979年随着中国农业银行的重建和中国银行的独立化，中国正规金融部门的改革进程正式拉开了序幕。

　　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正在实施股份制改造试点，以最终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

　　一方面着力恢复和组建银行机构，重建银行体系，特别是恢复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角色；另一方面政府对金融部门的管制逐步放松，这个自由化的进程促进了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和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使中国的金融市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金融工具的多样化对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需求，经济改革，特别是国有工业部门的改革，也为20世纪90年代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在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政府的货币制度（包括利率决定的机制和政策）也开始为适应新的经济环境而发生变迁。在正规金融部门改革的同时，非正规金融部门，特别是民间信贷随着非国有部门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民间金融部门的发展不仅对正规金融部门的市场化进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直接推动了非国有部门的增长。

不断壮大的股民队伍

　　但是，由于中国维持着40%的国民储蓄率，许多银行的问题不太容易被察觉到，因此，总体来说，中国银行部门的改革速度非常缓慢。迄今为止，主要的金融活动仍然是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完成的。70%以上的信贷集中在这四大银行身上，而且绝大多数的贷款是发放给了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的赢利能力恶化，再加上1993年的宏观紧缩，四大商业银行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给银行部门的改革背上了沉重的包袱。1997年的亚洲金融动荡之后，中国商业银行改革的策略开始更多地考虑到了降低银行的金融风险和建立良好的治理结构等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有了显著的下降（见图2.3）。于是从2003年开始，中国商业银行的所有制改革和重组活动加速了，政府希望首先完成四大商业银行的所有制改革，即股份制改造和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并能在海内外资本市场上市。

　　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得比较晚。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成都和上海出现了企业发行的股票，但是1990年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才真正标志着资本市场的形成。现在中国有上海和深圳两家交易所，上市企业总数约为1300家，市值为5000多亿美元。由于市场不成熟，中国资本市场在过去10年的发展中出现过多次动荡，为此，政府对上市公司和市场本身的监管制度也在迅速建立和执行中。从资本市场本身的发展来说，培育机构投资者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正在改变着原来的社会保障体制，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应该有更多的专业机构来管理这些大规模的社会基金，同时，资本市场的开放也不可避免。

　　除了股票市场之外，债券市场几乎没有发展。一个突出的事实是，中国的企业资本结构中，企业债的比重微不足道，主要是依靠了银行的贷款。这样一个高度依赖中介负债的资本结构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企业有着超常的赢利能力，相反，这正是中国的企业缺乏赢利能力的证据。因为作为国有企业，它们受到了政府的保护，不得不依赖国家信用来获取国有银行的贷款才能支撑。这也是为什么银行部门的改革步履艰难的主要原因。但是，正如最近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随着国有企业的大规模重组和民营化的推进，银行的改革也就可以同步加速了。

　　三、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式及评价

　　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改革获得了成功。20多年来经济增长率保持了平均9%的速度，这甚至超过了战后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记录。

　　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中国的改革经历是令人费解的，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的生产增长是在其经济路径完全偏离了传统经济学开出的标准方案的情况下发生的。正如我们回顾与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在改革初期，中国国有企业仍然在一个传统的计划体制中运作，其工业的产出和价格依然受到国家计划的控制，直至进入90年代，来自私营部门的工业产出仍然只占总产出很小的比重；与此同时，在工业产出的增长中，传统国有部门始终是主要的贡献者之一。

　　199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出版了一部以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论文集。在文集中，主编以导言形式写下了这么一段话：“现在，时间的流逝足以使经济学界来聚集并评价不同过渡方式的经验。不管什么原因，两种改革方式之间生产反应的差异实在令人吃惊：中国的GDP在过去10年以平均8%以上的速度增长，而俄罗斯、中东欧在过去的4年却经历了15%到50%不等的生产下降。生产反应的这一差异使得比较这些国家的过渡经验，以寻求中国的经验可能为其他过渡经济提供的教训变得相当有价值。”

商品交易所

　　中国的改革方式是独特的呢？还是可借鉴的？这个问题自从激进改革的支持者们提出以来，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

　　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和胡永泰提出，中国的改革经验是“独特的”，无法在欧洲复制。他们认为，中国和前苏东地区是在非常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开始改革进程的。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度，而前苏东地区则已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

　　西方经济学家诺顿、麦金农等则反对萨克斯等人过分夸大结构因素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方式或改革策略仍是解释中国改革绩效的主要因素，尽管“初始条件”是不可忽略的因素。诺顿把中国改革方式的特点概括为9个方面：

　　1.两种协调机制（计划与市场）并存，并且以价格双轨制相配合，同一种产品，其官方决定的计划价格低于市场交易价格。

　　2.增长集中在市场轨道，使得经济逐步从计划外获得增长。

　　3.中央政府放松对工业部门的垄断以及新兴工业部门（非国有部门）相对自由的进入导致了国内竞争的加剧。

　　4.对于计划外的生产资料首先引进市场价格，然后对消费品进行类似的调整。

　　5.衡量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重要指标逐步从数量计划指标转变成赢利能力指标，从改善国有企业的效率来说，不断增强的竞争压力取代了大规模的私有化。

　　6.允许中国经济不断偏离计划约束，这种偏离最初从落后贫穷地区和“经济特区”开始。

　　7.最初的宏观稳定化不是通过市场而是通过计划实现的。

　　8.整个改革过程中宏观波动不断持续，对经济的长期市场化助了一臂之力。

　　9.在改革过程中，公共部门的储蓄不断增加，从而使储蓄和投资得以维持较高水平。

　　对于中国之谜，一些经济学家从中国的双轨过渡模式，特别是在传统国有部门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方式中找到了答案。他们认为，中国的渐进主义的改革方式是中国的过渡经济避免“通胀”的最主要原因，而这个做法也应该能在其他过渡经济中被采纳。根据他们的分析，以价格双轨制（即保留价格的一定控制）为特征的渐进改革方式，在下列过渡初期条件下对于控制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是十分必要的：一是当企业的预算约束仍十分软化时；二是当非国有部门或新兴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能力尚未充分发展的时候。存在这样两个条件时，完全迅速的价格自由化必然使国有企业去“过度”地争夺短缺的生产资料（包括外汇），从而迅速“哄抬”物价总水平。

　　四、来自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

　　在《过渡中的经济：亚洲的经验》一文中，拉纳和帕兹把以中国模式为代表的亚洲地区的过渡经济所采纳的改革方式称为“亚细亚方式”，认为这种方式与前苏联和东欧所采纳的标准方式（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荐的“大爆炸”方式）有显著的区别。从改革顺序上说，“亚细亚方式”是先从微观入手，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制度改革等微观领域的改革先于财政、货币和外贸等宏观改革，而“大爆炸”方式却是以宏观领域的改革为突破口的“宏观优先”的改革方式。

加速中的城市节奏

　　拉纳和帕兹认为，相对而言，亚洲的转轨经济与东欧和前苏联的转轨经济所具有的不同业绩与它们对改革战略的设计和改革的秩序有关。在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大爆炸”式的改革主要包含以下内容：快速的私有化、迅速解除对价格控制、完全的贸易自由化。改革被认为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一个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成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下，改革方式的设计和改革的顺序变得无关紧要了。相反，在中国，改革一开始就带有渐进、演进的特征，关于改革顺序的问题成为极为关键的政策选择。

　　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时，目标是“改善”生产和供给，减轻计划体制下的“贫穷”。在农业方面，通过“家庭承包责任制”逐步取代“人民公社制”，通过逐步放开农产品市场等政策，改善了农业生产的激励机制，使农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8%以上（直到80年代中期）。在工业方面，一方面通过“放权让利”改善国有部门的生产力，另一方面鼓励新兴部门（非国有部门）在“计划外”发展起来。而财政改革、货币改革与外贸改革等等“宏观”改革是在1994年才正式开始的。

　　中国这种以微观优先的改革方式较之欧洲宏观优先的改革方式相对成功，主要是因为微观优先的改革重在发展相对有效的商品市场，改善市场环境，通过改善企业的激励机制来改善生产和供给，保持经济在转型中的增长格局。它同时也因为避免剧烈的制度和社会变革而成为社会成本较小的一种改革方式。

　　正是从成本角度出发，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渐进改革比激进改革可行。在中国国内经济学界，改革的成本与收益也是经济学家经常用来支持渐进改革方式的基本论点。有经济学家指出，在理论上，经济改革可以有两种推进方式：一种方式是在制度变革中不触及既有的利益格局，而通过改进交易环境使效率提高；另一种方式是通过调整既得利益格局形成新的制度均衡，其中，一部分利益集团会受到损害。由于预期在改革中利益将要受损的社会集团必然对这种改革采取抑制行动，从而将会加大改革的摩擦和震荡；而着眼于做大蛋糕的渐进式改革则可以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扩大资源总量，从而扩大可供在各个利益集团间进行分配的份额，把改革成本和风险控制在了尽可能小的范围内。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