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政府在着手进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启动了对外开放。经过20多年，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已经比邻近的东亚开放经济处于与中国同样发展水平时还要高。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互促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议定书正式生效，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中国经济从此进入一个全面开放的新阶段。
一、中国从内向经济向外向经济的转变
（一）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历史上同世界各国有广泛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载入史册的“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例证。但是从16世纪起，逐渐衰落的明朝（1368－1644年）开始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特别是到了清朝（1644－1911年），采取了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施行“海禁”，即禁止船只、人员、货物的出入，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几百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困落后；而在这二三百年内，西欧各国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国际市场的开辟，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中国经济的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仍然很少。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领导人总结过去的经验，深切地认识到闭关自守只会阻碍和损害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为东亚地区日本和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四小龙”等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整个经济的高速度成长的经验所吸引，决定采取对外开放的方针。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对外开放采取了出口导向战略，主要在于发挥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通过来料加工、来件装备、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形式出口创汇。
2001年12月，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正式生效，中国经济进入全面开放的新阶段。中国原本就是作为WTO前身的关贸总协定的创始成员方。1986年，中国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创始成员方地位的申请。这一行动本身，就意味着中国进一步向世界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决心。在2001年正式获准加入世贸组织以前15年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在多方面采取措施，例如大幅度降低了关税壁垒、废止进口配额、完善法律和执法系统，使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深圳经济特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一定程度地接受全球化的规则。同时，大幅度降低关税与取消非关税壁垒，导致对战略性行业的贸易保护程度大幅降低。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减少对外国投资的限制，中国将创造一个更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吸引国际上的资本、技术、人才来中国聚集，建设开放型的经济。
（二）对外开放的空间演进
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走过一条渐进式推进的道路。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确定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后，就开始以区域性开放为主线加以实施。这就是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以沿海地区为战略重点，分阶段、分层次地逐步推进的。
位于中俄边境的内蒙古满洲里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也是首批沿边开放城市之一。
交易会上外商洽谈订货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从少数几个沿海城市开始构建对外开放基地。当时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中国幅员广大，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制度，要在短时期内形成国内市场并全面实行对外开放，和国际市场对接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汲取了其他国家建立特区的经验，利用中国深圳等沿海城市毗邻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众多的优势，营造市场经济的环境，吸引外商投资、技术和管理能力，大力发展外向型产业。
——1980年5月，中国政府决定对广东和福建两省实行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1980年8月，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区域性外向型经济形式”。国家对特区各类企业的自用货物免征进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对于国外进口的商品，实行减半征收进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特区自产的商品在区内销售，也减半征收工商统一税。
——1984年5月，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包括防城港)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给予外资企业与经济特区相类似的某些优惠待遇。
——1985年2月，确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的厦、漳、泉三角地区，以及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列为经济开放地区。
——1988年4月，决定兴办海南经济特区。
至此，中国沿海地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总体布局基本形成。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不仅直接促进了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对全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区域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和巨大的推动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四沿战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1)沿海，是指侧重发展从渤海湾到北部湾的整个沿海地区；(2)沿边，是指重点发展新疆、内蒙古和黑龙江的边境地区，以加强与独联体各国的经贸交流，发展云南和广西的边境地区，开通通往南亚和东南亚的商路；(3)沿江，是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着重推动重庆以下长江流域的全面开发开放，以此贯通东西，辐射南北；(4)沿路，是作为连接欧亚“大陆桥”的一部分，在中国境内从东部港口至新疆阿尔泰山口这段铁路的沿线地区。
20世纪90年代国内各地区的对外开放，是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的：
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是全国吸引外资最活跃、资本密集程度最高的地区。
首先，是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逐步把长江两岸建成中国继沿海以后的又一条大的开放带。这是90年代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最具有战略意义的事件。中国政府于1990年4月做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战略决策。在上海浦东开发展开以后，1993年决定对芜湖、九江、武汉、岳阳、重庆5市也实行沿海开放城市政策。这样，以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为龙头，强化龙头的巨大辐射带动作用；同时也使长江流域的最大产业密集带，在龙头的带动下，有可能迅速腾飞。
其次，是加速内陆省区的开放步伐，进一步开放内地沿边城市，推动内陆省区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于1993年决定开放合肥、南昌、长沙、成都、郑州、太原、西安、兰州、西宁、贵阳、银川等11个省会城市，同时又把沿边沿海省份的4个省会城市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和石家庄作为开放城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为上述省份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这样，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三）经济特区的发展前景
从经济特区开始，对外开放政策逐渐推进的战略，适应了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过程中政府管理能力和国内体制的要求，实现了开放政策从局部向全国的顺利推进。特殊经济区在开放与改革过程中，起到了“窗口”与“试验田”的作用，成为中国利用外资、增加出口的基地，同时也成为建设现代产业特别是现代制造业的基地。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的建立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继续对特殊经济区内的企业给予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不利于形成平等竞争的国内统一大市场，也不利于缩小沿海与内地的差距。中国政府承诺，加入WTO后将不再在特殊经济区实行有悖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WTO原则的政策。这就意味着，特区政策必须进行调整，经济特区的功能，将从主要依赖税收等优惠政策变为率先进行制度创新来赢得新的竞争优势。
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一）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增长与特点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能使中国获得宝贵的资本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它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在数百年发展中积累起来的管理经验，以及海外市场和竞争压力。所有这些，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合资企业的中外技术人员
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优惠措施大力引进外资，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2003年12月底，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65277家，合同外商投资总额9431.30亿美元，实际投入外资5014.71亿美元。1993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10年位列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第一名，2002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20世纪90年代中期外商直接投资出现的新趋势是：国际大财团、跨国公司投资增长很快，在进入中国的外资中比重有所提高。据统计，全球5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中在中国拥有投资项目的已经超过400家。跨国公司已在中国设立各类研发中心近400家。由于大型跨国公司投资比重的上升和资本、技术密集型项目的增加，外商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大大增加，使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外商投资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聚集，使这些地区成为对国际市场有重大影响的IT产业集群，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IT产品生产国。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开放地区范围较小，土地使用费和劳动力比较便宜，国家又在企业所得税方面给予优惠，对低层次的小型投资有较大的吸引力。随着对外开放的范围不断扩大、国内经济发展和加入国际经贸组织，先行开放地区的这些优势正在弱化。今后这些地区需要充分发挥地理位置、投资环境、基础设施、零部件供应、服务体系、人才素质、科技水平、政府的办事效率等方面的功能优势，把经营规模大、技术水平高的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吸引过来；而具有土地、劳动等优势的内地地区则要吸引中小型投资。
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商投资主要采取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形式。后来，外商独资有所增加，目前，独资已经成为外商来华投资的首要形式。2002年，已经批准的外商独资企业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的65%、合同投资额的69%和实际投资额的60%。此外，其他投资形式，如BOT融资、证券融资等也相继引进。一般说来，外商投资可以根据自愿采取独资、合资等各种形式。政府制定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只在世贸协议允许的范围内对某些服务领域和个别制造业的外商投资股比例作了限制性规定。
外商直接投资的一种新的方式，是参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国在对国有企业制度进行改革时，首先采取的措施是明晰产权。按照界定产权时采取的不同方式，改革可以采用“就地改造”的办法，即在保持现有产权结构大体不变的条件下进行产权界定，划分股份，建立公司制度；也可以进行“引资改造”，即引入国内外新的资本来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混合所有制公司，或新投资者控股或独资公司。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和分布
从投资来源地看，东亚地区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最重要的来源地。中国香港特区一直居于首位，来源于香港的外商投资，既有香港企业和个人的投资，也有不少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或个人以香港为跳板进入中国。
从东亚地区来华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多是为了利用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并且产品也以出口到其传统的市场为主。因此，随着大量外商直接投资从东亚其他地区转移到中国，在贸易上形成了引人注目的“三角贸易”现象，即中国大陆大量从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进口投入品，在华组装加工后，再出口到美国、欧洲等发达市场。东亚这些经济体以往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变为中国对美国的大量贸易顺差，2001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与此同时，这些东亚经济体又对中国产生大量贸易顺差。
从行业分布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截至2002年末，制造业投资占外商投资企业数的70%、投资总额的58%和注册资本的62%；服务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第一产业投资所占比例很低，占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的比重不到2%。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具有发展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即生产要素成本低、国内产业配套能力较强；另一方面，中国长期对外资进入服务领域进行严格控制。
从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看，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2002年沿海12个省区市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87.43%。主要原因在于，沿海地区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地区，投资环境相对比较完善，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基础较好。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多年的率先开放，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投资环境的差别越来越大，内陆地区在基础设施、制度环境、观念和产品配套能力等诸多方面越来越落后于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在沿海地区，不利于缩小国内地区发展的差距。
（三）中国努力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世界开放格局的形成加强了国家之间吸引外资的竞争。国际资源势必将会发生新的变化。中国必须以改善投资环境、改进政府服务为重点，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调整，才能吸引更多技术水平比较高的项目前来投资创业。
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发展，是吸引外资政策的重点由“优惠”向“公平”转移，着力于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逐步实现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的外资政策是以优惠为中心的，这在当时完全必要，因为当时外商对中国的投资环境不熟悉，对开放政策心存疑虑，而中国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条件也较为落后，特别是对外资企业有许多限制和收费上的歧视，因此在开放的领域必须以税收等优惠措施吸引外商。现在中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潜力也越来越为外商所认识，优惠政策的吸引力逐渐减弱，外商更注重的是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国民待遇。而跨国公司将是中国今后外商投资的主体，他们重视的是长远投资收益，优惠政策并不是他们投资的主要目的。从1995年开始，中国对外资的收费和税收政策进行了调整，如废止工商统一税，征收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取消外资企业免税进口小汽车优惠，汇率并轨，等等。多数外商认为这为各类企业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税赋环境，将有利于吸收更多的外资。
众多世界品牌已进入中国。
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并不意味着立即取消对外国公民投资的一切限制和取消对本国幼稚工业的一切保护。近年来，中国政府根据国际惯例制订了一系列的政策，以便增加中国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和规范各方面的行为，鼓励外资进入和把它们引入正常的轨道。
2001年以来，中国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的承诺，先后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企业法》，取消了对外商投资企业在外销比例、本地含量、外汇平衡、技术转移和设立研发机构的要求，为在上述方面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
总之，中国政府承诺在以下方面采取得力措施，改善投资软环境：一是大力改善外商投资的政策法律环境，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保持外商投资政策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和可操作性，创造统一、稳定、透明、可预见的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二是维护和完善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坚决制止对外商投资企业乱收费、乱检查、乱摊派、乱罚款，打破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盗版行为，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制度。三是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四是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基础产业和配套产业。五是积极引导更多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六是进一步促进外商到中西部地区投资。
1995 -2003 年，机电产品连续9 年排名中国出口商品第一大类。
三、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发展对外贸易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中最基本的内容。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既得益于外贸体制的改革，也得益于来华外商直接投资的巨大进展。受对外开放从沿海到内地的空间演进战略的影响，中国沿海地区既是利用外资的主要基地，也是外贸发展的主要基地。
（一）外贸体制改革的进程
从1979年开始，中国对原有外贸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下的外贸体制向市场化的外贸体制的转轨。
1.改革外贸权
计划体制下，对外贸易由全国仅有的12家国家级的外贸总公司垄断经营。外贸经营权的高度垄断使中国的出口潜力得不到应有的发挥。为调动地方和工业部门发展外贸的积极性，中央政府逐步扩大了地方和生产部门的以下权力：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外贸经营权的审批权、对设立外资企业的审批权等。与此同时，扩大了企业的外贸经营权，除少数大宗的、有关国计民生和具有战略意义、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激烈的出口商品及有特殊要求的出口商品由外贸部所属外贸专业总公司经营外，其余商品由地方分公司和工业部门的外贸公司自主、放开经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开辟了有直接外贸经营权的口岸，按批准的经营范围开展业务。此外，批准成立了各工业部所属的外贸专业总公司，授予一批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以外贸自营权。进出口商品除少数由国家外贸公司统一经营，小部分受配额或许可证管理外，大部分均由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自行放开经营。
2003 年，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跃居世界第一。
2004年4月，中国修订了《对外贸易法》，新修订的外贸法规定，从2004年7月1日起，放开货物贸易和技术贸易的外贸经营权，将授权审批制改为依法登记制。
2.降低关税保护水平
1982年中国关税平均法定税率高达56%，1992年下降到43.2%，以后下调速度提高，2003年平均税率降到11%。在WTO过渡期末，中国的平均税率水平将达到与WTO其他发展中成员相当的水平。
3.逐步取消非关税壁垒
中国曾使用的非关税壁垒包括贸易权限制、进口配额、许可证、进口替代名录、特定商品进口招标要求，以及质量与安全标准等。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使用的配额、许可证是最重要的非关税壁垒，到80年代末许可证商品达到53类，占所有进口商品的比重高达46%。进入90年代，中国逐步减少许可证商品的种类，到90年代末，只有不到4%的应税进口商品受进口许可证的限制。在加入WTO的谈判中，中国政府承诺将取消所有进口配额和许可证，在加入WTO后2至4年内逐步取消对科学仪器、建筑设备、农业设备、医疗设备等四大类产品进口的强制性招标要求。
4.制定和建立各项有利于鼓励出口的制度与政策
主要包括：对外贸经营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给予一定的出口奖励基金；根据外贸的发展和国内物价变动情况对外汇汇率作了多次调整；对出口商品实行退还产品税(或增值税)的措施；为外贸企业和生产部门提供优惠出口信贷；实行出口收汇留成制度，等等。
（二）对外贸易的发展
1978－2003年的25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提高了41倍，相应于此，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也从开放之初的第32位，成为目前第4大贸易国，一些重要商品的进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员。
加工贸易的迅猛发展是贸易扩张的重要原因。过去25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贸易增长的平均速度。外贸高速增长的基本原因，除了中国经济规模扩张并由此导致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加工贸易的迅猛发展。从20世纪70年末开始，中国实行了“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备、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政策；80年代中后期，实行“大进大出”（大量进口、大量出口）的开放战略。由于这一战略适应了国际上产业转移的形势，发挥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80－2001年，加工贸易出口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9.4%，加工贸易进口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4.1%，加工贸易年均出口增长率与进口增长率分别比其他贸易方式高出19.8和13.8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对出口与进口的贡献率分别达到59.2%和41.5%。
随着对外贸易额的不断增长，中国的贸易依存度相应提高，2003年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达到60.4%，出口依存度达到31.1%。与国际上相比，第一，中国贸易依存度的提高是符合国际趋势的，世界平均的出口依存度从1970年的14%提高到1997年的约25%；第二，如果考虑到各国GDP构成的差异，中国制造业的外贸依存度低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远低于所谓的“小国开放经济”；第三，高比例的加工贸易使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数据高估了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第四，如果剔除汇率的影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贸易依存度，中国的开放程度(8.5%)只相当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8.4%)，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16.7%)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8.7%)。
四、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景
（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对外开放新的里程碑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对外开放方针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从1986年起就正式申请恢复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创始成员方的地位。自1948年GATT生效至1995年过渡到世界贸易组织(WTO)，其成员已发展到105个，成员之间的贸易额已占世界贸易额的90%。经过15年的艰难谈判，中国终于加入了WTO。中国为加入WTO而作的承诺，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开放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二是接受WTO的规则，按WTO规则修订中国的相关制度。中国加入WTO向国际国内社会进一步表明，建设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兑现加入WTO的承诺，将使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在开放市场方面，过去20多年，中国在单边或双边框架下，市场开放程度有明显的提高，但总体而言，市场保护的绝对水平依然偏高，不仅高于WTO的发达成员方，而且高于发展中成员方。加入WTO后，中国市场开放的程度总体上达到发展中成员的水平，但个别领域的开放度将超过发展中成员的平均水平，因此，从一个相对不开放的经济变成一个相对较开放的经济，市场开放的力度将是巨大的。从规则变化角度看，中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刚刚建立起来，但对于市场经济体制至为重要的一些改革，如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等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WTO规则所要求的，是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按照WTO规则推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是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一致的。
中国将在未来不到5年的时间内完成市场开放与修改规则的主要承诺。因此，与以往20多年的自主对外开放相比，自我把握开放进程的主动性与灵活性将大大降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如此大幅度的市场开放及制度调整，是前所未有的。
加入WTO既是中国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需要，也将有力地促进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从长远来看，是中国深化参与国际分工，在全球化进程中谋求发展的必经之途。但是，全面开放对政府的管理与调整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政府不能制定正确的战略，加强调整能力，很可能在开放过程中，未得其利，先受其害，对此，中国必须有充分的准备。
奥运会、世博会、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带来的商机，吸引了更多外商前来中国投资。
（二）认真履行入世承诺
加入WTO之后，中国政府认真兑现承诺，通过加快改革，积极应对挑战，化挑战为改革与发展的机遇。
西部正成为外商新一轮投资的热土。图为英特尔公司与四川省成都市的投资签约仪式。
首先，按照WTO的规则和中国的承诺，修改法律法规，在废止了一批与世贸规则和中国政府对外承诺不一致的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同时，还制定了许多适应加入世贸组织要求的司法解释。国务院的30个部委清理了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的部门规章2300件，其中废止的830件，修订的325件。地方政府清理了地方法规19万多件。
其次，各级行政机关全面清理了审批项目。其中中央政府所属部门清理行政审批项目4159项。
再次，降低贸易保护水平。根据加入WTO协议，从2002年1月1日起，降低了5300多个税号商品的进口关税，平均关税由15.3%降低为12%。其中农产品的平均关税由18%降低到15.8%，工业品平均关税由14.7%降低到11.3%。2003年，中国的平均关税进一步降低为11%。
最后，放宽服务贸易领域外商投资市场准入限制。在零售领域，2002年批准建立8家合资公司，它们将开设28个店铺。在银行领域，截至2003年底，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62家外资银行在华设立了191家营业性机构，其中84家已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中国在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时，已取消了外资银行办理外汇业务的客户限制；至2003年，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已扩大至13个城市。在保险领域，到2003年底，共有37家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设立了67个营业机构。同时，外资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和经营区域进一步扩大。
中国认真兑现承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世贸组织对中国过渡期贸易政策进行了17项审议。审议的结果表明，中国实现“入世”承诺的总的情况良好。
从加入WTO之后两年的情况看，由于主动应对，原来预期的严重后果并没有发生，相反，却把冲击变成了推动经济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发展进出口的强大力量。银行业、汽车业等原来被认为将面临较大冲击的行业，均加快了改革、改组的步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成就。农业利用国际市场大宗农产品因自然灾害减产的时机，避免了进口的冲击，同时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加大开拓国际市场力度。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异常活跃，在全球贸易增长仅1%的形势下，中国2002年进出口总额增长达到20%，成为世界第五位的贸易大国。利用外资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引资国。2003年，进出口总额再创新高，达8512.1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37.1%，成为世界第四大贸易国。
2003年底，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的采访时强调指出，“在所有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中国是最开放的国家之一，或者可以说，是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他还说，“在过去25年来，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如此迅速地提高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作用”，“与80年代鼎盛时期的日本相比，目前的中国市场更为开放。”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