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作过这样的预言：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件大事，一件是美国高科技的发展，另一件就是中国的城市化。

　　据统计，最近10年间，中国落户小城镇的农村人口已超过1亿；平均每年新增小城镇800个左右，迁往小城镇的农村人口1000万人。“城镇化”运动正在影响着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农业社会构成，并将由此带来数亿农民的生存环境的转移。这无疑是中国经济中值得关注的热点之一。

　　一、城镇化发展的现状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城镇化水平在18%左右，2003年底城镇化水平达到40.5%，25年时间内增长了20多个百分点，是世界同期城镇化平均增长速度的两倍多。全国城镇人口由不足2亿增加到5.24亿。从城镇数量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建制镇为2176个，乡52534个，镇乡比例为1∶24，到2001年，建制镇数量增长了近10倍，达20374个，而乡的数量则下降了近3倍，为19341个，建制镇数量首次超过乡数量。

　　促进中国城镇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一是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加快了城镇的工业化进程和服务业的增长，奠定了城镇化的物质基础；二是部分农民以打工的方式进入城镇，造成城镇人口增多和建设规模扩大；三是按照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互补原则进行的乡镇合并，使镇的数量相对增多；四是乡镇企业从原来分散于各自然乡的布局逐渐向城镇集中，促进了城镇的发展。

上海，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也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

　　虽然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举世瞩目，但与世界平均水平（48%）和发达国家水平（75%）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同时，中国的城镇化还具有区域差异明显、长期滞后于工业化两个特点。

　　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经济梯度，西部地区（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土地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71%，2002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8%，但国内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的19%。与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相对应，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从城镇布局看，全国现有660个城市，其中有43.5%%分布在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两个地区共计为56.5%。从城镇化水平看，2000年东部城镇化率为44.6%，西部为27.7%。虽然近20多年来全国城镇化速度都有了明显的加快，但西部地区的城镇化速度仍滞后于东部，从1982年到2000年，东部城镇化率上升了22个百分点，西部只上升了12个百分点。

中国东部重要的港口城市青岛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业以年均14%的速度增长，而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仅0.62个百分点，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反差进一步拉大。这种态势直到最近几年才发生变化，2002年城镇化率达到39.1%，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44.4%，差距缩小为5.3个百分点。但认真分析，仍有较大问题，因为工业在GDP中的比重相对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上升所致，从第二、三产业比重与城镇化水平的对比看，2002年中国二、三产业占GDP比重为84.7%，而城镇化水平却不足40%。

　　城镇化的滞后，给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内在矛盾，成为制约当前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目前国内需求不足，很大程度上和农村消费市场难以启动有关，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滞后是导致农村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

　　二、探索中国式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中国的城镇化，经历了十多年的探索，才从滞后状态转向较快发展。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曾试行过优先发展小城镇的战略，以图推进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由农村向城市的大量转移。当时的主要考虑是，吸纳农村人口，现有大城市容量有限，新建中等城市代价过高，而建立和发展小城镇能“化整为零”，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果。据当初测算，如果有5万个建制镇，平均每个镇吸纳2000人，就可转移1亿农村人口。

　　在这种策略下，中国的小城镇从1978年的2176座猛增到2000年的20312座，年均增设820多座。后来的实践证明，盲目发展小城镇难以达到预期的成效。据1996年末统计，全国有1.4万多个建制镇，每镇平均人口4520人，其中务工经商的非农业人口只有2072人，全国总共不足3000万人。这与当初的设想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而且，当时的乡镇企业有92%是建在自然村里，被称作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离土不离乡”的分散经营，使企业的商品化低，企业的发展与城市发展相脱节，难以带来理想的效益，有的还给基层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同时，依然维持实行的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也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实践告诉人们，不以农民变市民为城市化推进方式，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状况就不能得到根本的改变。而这一认识，也是后来试行农业人口户籍改革的主要原因。

大连的发展，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注入了活力。

　　通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中国政府认识到，第一，低水平的城市化只能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体系中的一个跛足，它难以改变农村人口比重大、国内消费需求不旺以及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缺少活力等状况。其次，中国农产品供给已由长期短缺转变为阶段性平衡有余，农民过多和农民收入过低已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突出问题；城镇化过程中，应逐步实现农村人口生存环境向城镇的完全转移，这既减少了农村人口，也可调剂和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此二者是紧密关联、互为促进的。中国政府提出：“提高城镇化水平，转移农村人口，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是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对此，2000年政府的一份规划报告曾作了这样的安排：通过推行城市化战略，打破城乡的体制障碍，建立城乡合理的人口转移机制和制度，在15年的时间内将2.5亿农民变成城镇人口，那么，到2015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就可达到45%－50%，使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基本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相协调。

　　可以认为，这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的一条正确思路。当然，中国政府也意识到城市规模过度膨胀必然会带来额外的代价。回顾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大都带来了生态严重破坏、资源过度利用、城市文化遗产被破坏以及空气严重污染等问题。有鉴于此，中国要探索一条城市与生态、城市与农村、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可持续道路，避免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三、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世界银行专家尤素福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有10%是从城镇化进程中获得的。

改革开放后快速的经济发展，使中国城镇建设步伐加快。到2002年底，中国设区城市660个，其中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71个，5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279个，50万以下人口的城市210个，建制镇20600个，基本上形成了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共同发展的格局。

　　城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上海、北京等十大城市土地面积仅占全国的1%，人口只占全国的5.7%，但十大城市2003年共实现生产总值28459.8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24.4%。从发展速度来看，2003年十大城市生产总值均保持了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全国平均增速。

　　城镇数量增多、规模扩张、经济发展，为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提供了条件。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数量猛增，1982年为3000万，到1997年已突破1亿大关。有关部门预计，未来5至10年中，流动人口数量将以平均每年500万的速度增长，2005年将达到1.3亿，2010年将接近1.6亿。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不仅使农村农业生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有所增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且使进城民工收入显著增长，并学到了技术，接受了现代观念，许多民工回乡创业，又解决了当地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因此，城镇化不单单是城镇的发展过程，也是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及理念现代化的过程。

　　在未来，城镇化将继续为中国经济保持快速、稳健、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划，在2015年之前，将由农村向城镇转移2.5亿人口。专家测算，如果这些新市民的消费支出达到目前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平均水平，可增加6000多亿的消费需求；这些农业人口的转移，将使留在农村的人口收入增加30%左右，这部分增加收入若全部用于消费，可增加消费支出5000多亿。两项相加，带动最终消费支出总计1万亿元以上，平均每年700多亿元，可以使经济增长提高0.85个百分点。此外，2.5亿农民进入城市，必然带动现有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一批新城市的建设，产生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投资需求。若按人均增加3万元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投资计算，2.5亿新市民将带动7万多亿元的投资需求，平均每年5000亿元。显然，城镇化将真正促发中国潜在市场价值的实现。

　　四、中心城市和大都市区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中心城市产业、人口、信息、技术、资本高度集中，它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指挥中心、调节中枢、服务中心，对带动周边中小城镇和地区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北京繁华的商业区王府井

　　中心城市根据影响的区域范围的大小，可分为不同的层次。有学者认为中国中心城市的发展方向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应发展成为具有国际水平的中心城市主要有上海、北京、香港，其中上海市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最大的港口、贸易中心、科技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香港是国际性贸易中心和自由港，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技术、信息中心。第二层次是发展天津、广州、哈尔滨、西安、武汉、重庆、沈阳等跨省区的经济中心城市，这些城市占据着有利的经济地理位置，并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服务功能，除了为本省（市）服务外，还从多方面联系和支援全国或附近省区的经济建设。第三层次是省域中心城市。

　　很多经济学者认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未来国际经济竞争将更主要地依赖具有多种功能的大都市区。

陕西省西安市，历史上曾是13个王朝的首都，现为西部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

2004年，深圳市宣布将全市户籍人口改为城市居民，成为中国首个无农村、无农民的城市。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相继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天津、大连、青岛为中心的环渤海城市群，以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宁波等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等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三大都市区成功地推动了这些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三大都市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2.4%，人口占10%。1999年，三大都市区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5%，容纳了全国绝大部分新增的劳动力就业。

　　三大城市群经济的飞速发展，充分体现出都市区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显示出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的集聚效应、规模效应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发展潜能。将三大城市群打造成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平台，这是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必然面临的历史选择。

　　三大都市区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地位仍将继续上升。有专家估计，其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将分别上升到占全国的1/7和2/5以上，更有专家估计，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将有2/3的财富向这三大都市区集中。

　　未来20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也是以积聚为主的城镇化加速时期，除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城市群外，再形成若干个不同层次、规模的都市密集区具有必然性。有专家认为，在华北、华中、西南等地区还将形成新的、以一个或多个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密集区；在东部沿海，从南到北将会新形成福建沿海、山东半岛、辽中南等城镇密集区；华中以武汉为中心，西南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城镇密集区也有可能形成。

　　这些大都市区将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中心和技术、制度创新中心，以及现代制造业基地。它们将有力地促进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不仅对中国经济也将对亚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五、中国实施城镇化战略任重道远

　　世界城镇化发展的规律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达到30%左右时，城镇化进程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世界银行对全球133个国家的统计资料表明，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高到1000－1500美元、经济步入中等发展中国家行列时，城镇化进程将加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40%－60%。根据这些指标判断，中国已经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

　　按照规划，中国的城镇化率每年将提高1个百分点，到2020年达到50%以上。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城镇人口的比重会有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也将逐渐扭转。

　　目前中国的一些省份正在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如果试点成功推行全国，将彻底打破以往中国户籍管理制度中的“二元结构”，即“农业户口”与“城镇居民户口”的区分，实施以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以合法固定住所或稳定生活来源为户口准迁条件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这项改革最大的意义是，中国农民被户籍锁在土地上的状况将从此成为历史。

政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举办的就业洽谈会。

　　除此之外，各级政府还采取了诸多措施，如深化土地流转的改革，实行城乡贯通的经济社会政策，继续完善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以推动农民到小城镇落户。

　　农村人口数量庞大、人均耕地少、工业发展起步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并不会轻松。斯蒂格利茨在作出前述预言的同时，也指出：“新世纪对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城市化。”而中国城市化的难点和重点，在于城镇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

户籍制度改革让更多的农村人口变为城市居民。

　　测算显示，目前农村绝对过剩的劳动力至少有1.5亿，转移这些人口需要建设百万人口规模的城镇150个。在较长时期内，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还会更为突出：随着农业要素的不断投入、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农业劳动生产率会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将不断减少；可耕地有限，而且有进一步减少的趋势，农业就业空间越来越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的发展遭遇结构性困难，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有所减弱；加入世贸组织后，短期内中国农产品不仅会面临国际市场的价格压力，使农民收入难以通过农业有较大幅度提高，而且进口农产品势必导致对国内农产品的需求减少，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进一步扩大；农村人口基数大，劳动力增长还将持续较长时期，据有关部门预测，未来10年全国农村每年还要新增劳动力600多万。

　　另一方面，在城镇，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企业改革加大力度，企业富余人员的隐性失业状态逐渐显性化，传统产业和国有企业大批职工下岗。2003年底，城镇登记失业人口达到800万人，如果加上未登记者，失业人员总量还要多。

　　因此，中国的城镇化面临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大学毕业生就业等多重压力。另外，随着科技的进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产业结构必须不断进行调整升级，产业升级总体上是以资本密集和知识密集为方向，这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使受教育水平低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市场变小。在现有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下，进一步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不容乐观。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