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开始，北京每年举办国际音乐节，除中国爱乐乐团、中国交响乐团等国内一流音乐团队推出自己的曲目外，还邀请世界级的指挥、乐队与歌剧团参加。音乐节以“国际水平、中国气派、北京特色”为主旨，致力于将北京打造为亚洲古典音乐的中心城市。

　　近十年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对国外一流音乐家的吸引力巨大。马泽尔带领纽约爱乐乐团、梅塔携维也纳爱乐乐团，指挥家小泽征尔、郑明勋，演奏家波里尼、阿什肯纳吉、帕尔曼、波戈莱里奇等，纷纷来到中国。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三大男高音联袂在故宫前高歌，张艺谋监制的普契尼歌剧《图兰朵》上演，以及莫斯科海利根歌剧院贝格歌剧《璐璐》在北京的亚洲首演，都是古典音乐在中国的轰动性事件。

　　老一代的中国乐迷更清楚地知道这些欧洲音乐诸神的到来意味着什么。几十年听觉世界的荒漠，终于有了一片片绿洲。“文革”时作为“封资修”被轰出艺术殿堂的古典音乐，在这片音乐教育原本就不充分的土地上，重新培土育苗。培养出一流的音乐家或音乐大师，是几代中国音乐人持续的憧憬。

　　这个梦想终于完成了。中国走向世界的音乐人才越来越多。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大提琴家王健。在1980年奥斯卡获奖影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伊萨克·斯特恩在中国》里，出现了孩童时期的王健拉琴的镜头。影片里的小王健是古典音乐在中国萌芽的象征，是未来的希望。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人们还穿着中山装，小心谨慎地陪着斯特恩这位美国小提琴大师。也就二十多年时间，当年瘦小的王健不负众望地成为了世界级的大提琴家。

　　王健的音乐之路，恰恰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在教学落后、资料匮乏的情况下，正是凭着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他最终成为了欧洲许多一流乐团的合作者。王健新近在保利金公司录制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有大师的气度与手笔，把容易拉得枯燥的曲目处理得干净、适度、精致，整体与局部平衡，音色清新、稳定。这张唱片奠定了王健世界一流演奏家的地位。

　　面对商业对古典音乐的冲击与诱惑，王健不为所动，依旧从古典大师的神殿里寻找灵魂层面的对话。他对所奏曲目的理解与处理渐臻化境，绝没有半丝做作以及向时尚的妥协。王健表现的对古典音乐原则性的恪守，也是许多欧洲一流大师所持的态度。在古典音乐在全球市场处于萎缩期的当下，王健的沉稳和自我痴迷，得到了国际音乐界人士的高度评价。

　　相比较于王健的内在，国内许多获奖的小提琴手在技术上堪称一流，触弦及音色处理华丽、流畅，尤其擅长演奏许多技术难度较高的作品。对这些乐手而言，解决技术难题的同时，内在精神气质的培养和文化底蕴的丰厚，是他们进一步提升的关键。

　　小提琴家吕思清与薛伟灌录过不少唱片，在演奏水准上达到相当层次，但随着古典音乐大市场的萎缩，并没开拓出更大更广的天地。为了挽回已经有些冷淡的古典音乐市场，策划人运用多种形式吸引乐迷的注意，例如一些意大利名琴被拿到中国来，让中国小提琴家一试身手，以此作为演奏会的卖点。但真正能激活这个市场的，还应当是新的曲目和新的表达。

　　北京每年的新年音乐会，是对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套裁，尽管水平不能与维也纳相比，但在市场上取得了良好回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曲目限定性极强，以施特劳斯家族创作的乐曲为主，音乐也相对轻快、简单。北京新年音乐会的曲目每年都在调整、变化，大多是仪式感强、活泼、激发情绪的作品。现今的音乐会上，欧洲大牌指挥、演奏家、歌唱家，与中国的指挥、演奏家、歌唱家各顶半边天的模式，使中国的新年音乐会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点。

　　中国的乐团与演奏家在艺术团体改制的大潮中，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冲击。改革首先在院团内部。院团改变了乐手终身制的做法，许多外籍人才开始进入院团。各个院团之间人员的流动也多于从前。但古典音乐作为比较高端的艺术形式，在娱乐化占据强势与主流的情况下，只有依靠政府或者企业支持作为后盾，才能生存下去。中国政府每年以较大的资金支持中国的交响乐团，很多古典音乐人藉此避开了商业的强大压力，可以静心策划曲目和提高演奏水平。

　　当前，进一步提高乐团的演奏水平，拥有超一流的演奏家作为票房保证，扩大受众的古典音乐知识，是中国古典音乐院团与演奏家们面临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