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张艺谋本人就是一部中国当下的电影史。这个说法不仅道出了张艺谋在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商业大潮接轨中的作用，还表明，他的每一部电影都有一种中国电影发展的符号意义。

　　良好的电影嗅觉，几乎从不停顿的艺术与商业上的双重设计，使张艺谋成为一位擅长艺术与商业双重博弈的高手。他步步为营，稳健弄潮，尽管国内外的批评声音不断，他却很少失败。

　　张艺谋最早的声望来自国外。他的《红高粱》获得1987年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是中国第一部走出国门并荣获国际顶级电影节大奖的影片。当时中国观众还不能完整地接受他那些表达人性特殊境况的主题，以及独有的粗犷与阴郁相交织的视觉美学。其后的《菊豆》（1990年43届戛纳电影节路易斯·布努埃尔特别奖）、《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年48届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讲的都是中国式畸形婚恋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发生在中国历史与社会动荡时期。在战争、革命或者独自封闭的环境中，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加在彼此身上的伦理、道德已显得腐朽、脆弱，生命自身强大的生长力与破坏力总在表达着原始、本能。

　　张艺谋在20年前引起国际关注，让外国人惊奇于印象中封闭、僵化的中国，竟然有这么炽烈的人性故事，有这么写意的独特视觉。张艺谋的电影，展现了一个几十年都不曾出现在世界眼睛里的中国。这个中国，散发着一股幽暗的气息，却又时时有酒液的炽烈；有荒凉的土坡，也有精致的院落、雕花的门窗；电影中的男女都有悖常理，却在各自的命运里燃烧。

　　中国观众对张艺谋议论纷纷，很多人认为他的电影所展现的中国，是变态的，是为了迎合西方人而刻意扭曲的，却较少有人注意到他电影语言的独创性。张艺谋在20世纪90年代转入当代题材，大约与观众的这些质疑与不满有关。

　　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1992年49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与《一个都不能少》（1999年56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探讨的问题，分别是当下中国人极其关注的法律与教育问题: 秋菊要为被村长打伤的丈夫讨一个说法；乡村的小代课老师要找回一个逃学的孩子。张艺谋以熟练、真实的叙述手法，讲看似轻松的故事，却有着深刻的内涵。他对于中国乡村风情与文化的了解，渗透到这两部片子的每个镜头里。许多镜头由于是实拍，有极其逼真的效果。非专业演员的本色演出，使电影在叙述故事时兼具了记录的功能。这些电影，都带有很多世界著名导演的影响痕迹，比如伊朗导演阿巴斯。所以有影评人说，张艺谋是一个天才的学习者与摹仿者。

　　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世纪交替之际，伴随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商业化艺术渐渐成为主流，大制作、豪华班底成为许多艺术形式的变革方向。张艺谋介入了歌剧《图兰朵》的制作中，担任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艺术指导，担任桂林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总导演。这些涉及其他艺术领域，看似剑走偏锋的表达方式，都可以看作是张艺谋准备商业大片的插曲与调剂。

　　终于，强势资本的介入，以及中国台湾旅美导演李安的功夫片《卧虎藏龙》在奥斯卡获奖，让要把豪华功夫片进行到底的另一个张艺谋诞生了。

　　从2002年《英雄》、2004年《十面埋伏》到2006年《满城尽带黄金甲》，张艺谋已走上了牵引资本运转之路。镜头的丰富、置景的豪华、演员选择与故事设计的商业性，让人感觉中国电影在造一艘艘与好莱坞电影相仿的航空母舰。每一部电影推向市场，运用的是好莱坞的推广模式，尽管观众的批评常多过褒奖，商业上却总是盆满钵满。张艺谋被人指责是投资人的赚钱机与收银台。这也改变着许多中国人对电影的看法——电影在全球化的今天，首先是一个应时而出的商品，被院线买账是第一道理。张艺谋面对商业所作出的妥协，也在无形中为艺术电影被边缘化的命运提供了佐证。

　　从一名艺术导演变为商业导演，张艺谋证明的是商业、资本的铁血与无情。一个好导演以文化为自己谋身份，但根本上又必须以票房谋生存。从这个意义而言，张艺谋成功了，也失败了；失败了，却又成功了。

《红高粱》剧情简介

　　故事发生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抗战初期，“我”奶奶，山东高密县某村一个美丽的姑娘九儿，被贪财的父亲嫁给有麻风病的烧酒坊主李大头。九儿无奈，只好揣着一把剪刀上了花轿。当花轿经过一片高粱地时，遇上了劫路的土匪，危急时刻，“我”爷爷，轿夫余占鳌率众杀了土匪，救了九儿，两人产生了情谊。后来李大头被杀，九儿成了烧酒坊的女掌柜，余占鳌则上门当了伙计。经过一番波折，两人终于成为夫妻，生下“我”爹豆官。他们经营的酿酒作坊也酿出了远近闻名的高粱酒。不久，日本侵略军进村了，他们极其野蛮的法西斯行径，激起了村民们强烈的仇恨和反抗情绪。在九儿和余占鳌的带领下，烧酒坊的伙计们用自制的土枪、土炮在高粱地里伏击日军军车。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日军的一辆军车被炸毁，但九儿和伙计们也牺牲殆尽，只剩下“我”爷爷余占鳌和“我”爹——九岁的豆官。

《大红灯笼高高挂》剧情简介

　　刚读了半年大学的颂莲被继母嫁给乔佐千做第四房太太。四位太太分别住在乔府大院的四个院落。谁住的小院门前当夜挂上了大红灯笼，乔老爷当夜就宠幸那位太太。大太太肥胖臃肿，在颂莲眼里已经有一百岁了；二太太甜言蜜语，却是笑里藏刀的蝎子心肠；三太太曾是戏班名旦，性情刁钻，后来与乔府医生高先生偷情，被二太太告发，在楼台上的小屋里被害身亡。

　　新来乍到的颂莲很快陷入了妻妾间的明争暗斗中。她想用假怀孕来博得老爷的宠幸，不想却被一直觊觎着姨太太位置的丫环雁儿识破。乔佐千得知真相后，下令将颂莲院前的灯笼套上黑布，不得再点燃。失去宠幸的颂莲最终疯了。第二年，乔府大院又娶进了第五位太太。

《菊豆》剧情简介

　　20世纪中叶中国江南一个农村，染坊老板杨金山为了传宗接代，续弦娶了年轻姑娘菊豆为妻。杨金山的侄子，年近四十而尚未娶亲的杨天青，对菊豆产生了同情和异性的好奇，他时常偷看年轻的婶子洗澡。一日杨金山外出，天青和菊豆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不久，他们的孩子天白出世了。杨金山不明真相，认为天白是自己的后代而欣喜若狂。

　　杨金山突然中风下身瘫痪，他终于知道了菊豆与天青的私情，想要报复，却力不从心。后来，在和天白玩耍时，杨金山不幸掉进染池淹死。按家族的规矩，天青要搬出染房，他和菊豆只得偷偷到野外幽会。不久村里传出闲言碎语，被长大的天白听见，尽管知道了天青是自己的生父，他还是对天青充满了敌视和仇恨。

　　菊豆和天青在地窖里重温旧梦，因缺少空气而窒息。天白把昏迷的生父扔进了染池。绝望的菊豆一把火点着了染房，十多年的恩恩怨怨在烈火中化为灰烬。

　　年轻一代导演的代表贾樟柯，以倡导触及真实生活和小人物生存状态被国际电影界认可。没有了张艺谋商业大片的英雄武士、帝王将相，也没有空洞的对白和对视听刺激的强烈关注，贾樟柯的电影展现了中国当代人生活的真实质地，尤其是在社会发生急剧变革时期人的境况、感受。他最受好评的影片是早期作品《小武》（1998年48届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奖）。其后的电影被媒体评论为相对沉闷、乏味与指向不清晰，尽管这些电影都可以看成是《小武》的延伸。可以说，贾樟柯是一个围绕一个圆心固执地画圆的人。

　　《小武》是一部生动、鲜活的带有记录色彩的剧情片，讲的是中国西北某县城一个不良少年的故事。这部电影叙述客观、冷静、不动声色，有一种明显的感情投射，形成了贾樟柯其后一直延续的风格。他的《站台》（2000年57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世界》，以及2006年获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三峡好人》，都成为欧洲电影同行与影评人的话题焦点。贾樟柯的电影在艺术风格上平实、迟滞，剧情中小人物的生存环境甚至困境，被生动地揭示出来。从这个角度而言，贾樟柯的人道凝视和关注，与为制造商业奇迹而在电影里一味追求大场面、大制作相比，是对电影艺术的捍卫。

　　不过，从全球范围来看，艺术电影、个人化的电影、关注人道的电影，都遭受了来自好莱坞影片的严重冲击。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曾预言好莱坞神话必败。而今30年过去，所有欧洲电影大师创造的充满深刻内涵与形式创新的电影，已经作为历史被绝大多数人遗忘，好莱坞几乎已经一统天下。

　　时代在逼使导演们失去自我，金钱又没有灵魂。张艺谋似乎深谙此道，贾樟柯以及与他境遇相近的导演对此并不认同。中国艺术电影的明天，也许值得期待，只要这些还没被商业“驯服”的原创者还在。

《小武》剧情简介

　　小武是个扒手，自称是干手艺活的。他去找以前的“战友”小勇玩，小勇已经是县里著名的企业家，两人在屋里坐了半天，话却寥寥无几。小勇结婚时，小武遵照以前的承诺送去礼钱，却被小勇嫌钱来路不正而退回。

　　小武去唱歌，认识了歌女胡梅梅。小武经常陪她逛街、打电话，可没多久便被胡梅梅抛弃。小武回到了家，家里所有人都不接受他。他经常在拆建的破败的县城里晃荡，终于被父亲赶出家门。

　　在一次例行“工作”时，小武被警察抓获后铐在电线杆上。街上的行人冷漠地看着他，他冷漠地看着街上的行人。

《三峡好人》剧情简介

　　山西煤矿工人韩三明，16年前买回了一个四川媳妇，媳妇刚怀孕，就被公安局解救回去了。16年天各一方之后，三明去三峡地区寻找他的孩子和前妻。因为三峡工程的缘故，前妻家所在的县城早已被淹没在水底。费尽周折地寻找和等待后，他终于见到了前妻。两人在长江边相会，最终决定重新在一起生活。

　　女护士沈红从山西太原来到三峡，寻找她两年未归的做生意的丈夫。在寻找的过程中，她逐渐明白，丈夫大概已经有了新的生活。当她找到丈夫时，两人在三峡大坝前相拥相抱，舞后黯然分手，决定离婚。

　　老县城已经淹没，新县城还未盖好，一些该拿起的要拿起，一些该舍弃的要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