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部落近十年来在中国成蓬勃之势，体现的是独立制作的精神。对于一个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密切的社会而言，个人作为主体制造影像，具有的意义是特殊的。个人写本子、选择演员、布置灯光与场景、拍摄、剪辑，并担当发行，可以摆脱外在的操控，还原艺术表达“我手写我心”的初衷。能让每个拍摄者通过影像表达自己内心的渴望，这一进步是新时代对于草根导演的奖赏。

　　旧有的国家办电影厂的机制正在解体，许多毕业于电影学院的学生最先进入DV部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这一新兴传达方式的领头羊。一些篇幅不长的小片频频亮相于欧美与亚洲的电影节，并不时有获奖的消息传出，更坚定了这一部落扩大与发展的决心。各种带有实验与先锋色彩的短片，成为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小资”青年相互传播的新宠。

　　除贾樟柯作为DV一族中最为成功的导演外，一批并未被媒体关注到的电影导演，正成为地下影像明星。

　　王超199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曾担任过著名导演陈凯歌的助手，是《荆轲刺秦王》的副导演。他于2001年拍摄的《安阳婴儿》一片，成为DV电影的传奇。在一年时间内，《安阳婴儿》分别获得戛纳、纽约、芝加哥、贝尔福等十几个电影节的大奖。

　　《安阳婴儿》讲的是一个弃婴的故事。围绕这个弃婴，不同人物轮番出现，收养弃婴的工人与后来出现的妓女、黑社会老大，为孩子的归属你争我夺，最终发生了凶杀。这个看似黑暗的故事，动人之处是展现了一个生命所必须面对的残酷环境，这个环境在主流电影里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

　　DV部落的可贵，在于他们的指向。这一指向是真诚、真实的，也是无情的。拍摄者们努力撕去生存之上温情的面纱，还原生命这个沉重主题原有的质地与分量。由于触及的更多是脆弱、受辱、受损的底层人物，他们无保障的挣扎，让“生命”这个词汇具有了张力。而面对这种真实，DV创作者们表达上的粗陋，手法的单调，甚至在节奏、叙述方式上的失当或不准确，都成为次要的问题了。

　　DV群落创作的核心词汇是“记录”。许多DV电影选择的人物都是较少为大众关注的特殊群体。如导演蒋志拍摄的纪录片《食指》，对准的是一个长期居住在精神病院的诗人；阿富、陶征的纪录片《山城棒棒》，拍摄的是重庆这座山城特有的职业者——挑夫；英未来的《盒子》，讲述的是女同性恋者的故事。

　　看似庞大的DV群落，一直面临着能否存活及脱颖而出的严峻考验。DV群落制作的片子，在消费社会的娱乐文化里，能否被当代人接受，能否避开自生自灭的恶性循环，在注意力经济时代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DV群落制作的纪录片大多具有时效性，一旦不能及时引起人们的关注，就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淹没。比如吴文光的片子《江湖》，拍摄的是一个民间歌舞团的故事。当影像被广大受众见到时，流动歌舞团现象早已消失在大多数人的视野之外，《江湖》于是成了记录这种特殊文化与生活的绝传。朱传明的《北京弹匠》，拍的是湖南人在北京弹棉套的经历，这些弹匠在今天的北京已经无迹可寻。朱传明与吴文光的记录，如同在时代发生巨变时对于魔镜某一棱面的反射，还尚未提升到更高、更稳定的视点，把流动歌舞团与弹匠这类对象作为文化标本进行深入的解读。这些片子的生动性已经足够，但作者的态度与指向，对于人物与生活的解读，常常被素材淹没掉了。很多DV影像仅仅是素材与习作，还不能完完整整地成为立得住、站得稳的作品。

　　DV群落拍摄的带剧情的片子，大多在剪辑与表达上不够流畅，演员也较生涩。有的片子观念先行；有的过于青春气与学生味；一些带有探索性的片子显得只有挑衅的意味，缺乏深层的内涵。现在DV导演们该静下心来，真正地问问自己想说什么，而不是继续用一大堆话去表达一个看似复杂而实际上简单的意思。

　　具有设计性，有明确指向，在看似粗陋的形式里有自己的美学追求与闪光点，这才是DV导演的及格水准。影像世界的残酷搏杀，已经到了DV导演与院线导演对阵的时候。搏杀的武器必须精良、有力，否则，DV导演们会因自己过分自我而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