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中国人现在对筒子楼依然记忆犹新，尤其是中年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很多都曾经有过在筒子楼里居住的经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筒子楼”是这样解释的：中间是长长的过道，两边是住房的楼房。这种楼房的结构像个筒子，俗称筒子楼。

　　北京海淀区被誉为“中国的硅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里就一直是全国高等院校和高科技企业最集中的地区。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这些著名高校中，现今年龄在50岁以下的大学老师，无论是教授，还是副教授、讲师，几乎都与筒子楼有过“不解之缘”。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东南隅，还能找到两栋典型的筒子楼，它们的名字叫东风楼。

　　东风楼几乎可以说是这所大学现存的建筑中历史最长者。如今的东风楼已经被整修一新，成了学生宿舍。过去东风楼里居住的，几乎全都是学校教学、科研任务最繁重的中青年教师。没有人能说清在这几栋楼里，生活过多少知名的专家、学者。

　　43岁的李世银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 1987年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他现在和妻子、孩子一家三口住在一套两居室房子里。在搬进现在的房子之前，他们一直住在东风楼334号，那是一间不到12平方米的房间。

　　据李世银介绍，这些筒子楼大约是20世纪60年代的产物，刚开始是当教室用的，后来改成宿舍。所以许多房间之间的木头隔板是后来加的，隔板很薄，平时在家说话从来都不敢高声，稍微大点声左邻右舍就听得清清楚楚。

　　李世银说：“1998年以前，留校的老师绝大多数都有一段住筒子楼的经历。学校单元房少，大家都要排队，排不到就只能住在这个筒子楼里慢慢等。排队得按进校的校龄、工龄、职称、家庭人数等等很多因素综合在一起打分，要排很长时间。即使住筒子楼也要排队，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并不是说你一结婚就能住进来。”

　　东风楼每层中间是一条100多米长、2米宽的过道，过道两侧是40多间房子，房间面积最小的10.5平方米，最大的也不过13平方米。房间的结构非常简单，一扇门，正对着一扇窗，别的什么也没有。没有厨房，人们要么吃食堂，自己不开伙，要么在过道放一个小的煤球炉或煤气罐做饭。更没有浴室，洗澡得拿着澡票上学校的澡堂，或者去外面的公共澡堂。厕所是公用的，一层楼两个，这头是女厕所，那头是男厕所。

　　“我的孩子是搬了家以后生的。因为当时我就感觉这儿环境不太好，对孩子成长不利，所以就只好晚要孩子。”李世银说，“但是很多七八岁的小孩，甚至十多岁的孩子都在这里面住。学校里的很多小孩都是在筒子楼里长大的。”

　　筒子楼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出现的，它的历史贯穿了此后的半个世纪。在计划经济时代，住筒子楼成了很多“单位人”一生中必须经历的阶段。

　　多数筒子楼其实就是单位的青年职工宿舍，和学生宿舍十分相似。最大的不同在于，学生宿舍一般要住5－8个人，筒子楼一间房通常只住2个人。这个空间两位同屋可以共同布置，如果喜欢有自己的小天地，就可以在中间挂个帘，或者利用家具的组合将房间一分为二，也可以像学生时代一样，只在自己床周围挂一幅布帘。如果两位同屋都同时处在恋爱季节，通常就会商量一个互惠互利的守则，每周有几个小时把空间让给对方，让出的人不得不在外边漫无目的地游荡。也有因此把关系搞僵的，这种两败俱伤的局面会影响当事人在单位同事面前的形象，所以得学会求同存异，化解矛盾。这也是筒子楼教给很多年轻人的第一项生活、工作本领。

　　年轻人住筒子楼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至于住多久，要看运气。因为这得看所在的单位如何，也许单位一两年内就赶上分房，也许五年八年也难见下文。总之人们得学习老黄牛的耐心和侦查员的机警，密切注视单位的分房动向，时刻准备加入分房大战。于是筒子楼对人们来说就有了特殊的意义，至少它是很多人由一个不谙世事的青年，成长为一名单位“老人”的见证者。

　　由于住在筒子楼的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所以筒子楼更像是办公室的延伸。没准你的同屋就坐在你办公桌对面，这样一天二十四小时内你的所有举动都有可能被他尽收眼底。如果你有说梦话的嗜好那就更惨了，你将毫无隐私可言。

　　住筒子楼的结局大多是经过望眼欲穿的等待，终于等来了单元房，可以高高兴兴地把它让给更年轻的新人。于是，筒子楼里的故事在不同人的生活中继续演绎着相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