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感谢中国收藏家协会、浙江省电视台、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杭州市上城区政府在风景优美的杭州，举办了第六届全国民间收藏文化研讨会暨中国·浙江古玩艺术品收藏博览会。感谢浙江省收藏家协会等有关单位为这次会议所付出的努力与辛劳，才让我们来自全国各省市的收藏协会聚集一堂，进行收藏文化的研讨与交流。每年一届，轮流坐庄，年年不漏，作为一个民间组织，真不容易!今天又是个特殊的日子，是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来召开这次大会，更具有特殊意义。

　　在当今盛世，为民间收藏提供了一个宽松和谐、丰富多彩的舞台。搞收藏是幸运的，可为自己，也为国家发现和收藏散布于民间各地的文化遗产和艺术财富。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功的收藏家，又是十分艰辛的。这不仅需要丰厚的资金与实力，需要渊博的知识与眼识，更需要一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与勇气。需要建立在一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与事业心甚至勇于奉献与牺牲的基础上，才能大舍大得而有所作为。1999年我向国家捐出我三十多年所收藏的价值8000多万的23O0件藏品已七年之久，但至今还让人大惑不解，表示怀疑，问过无数个为什么。如从市场经济的规律看，从财富操作的角度看，我的确是疯子，起码是傻子。但从人生价值，从收藏的文化意义、社会影响及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却千值万值。所获得的是一笔金钱所无法比拟的精神财富。

　　人的一生，就是从无到有而最终又回归到无的一生。是在不断获得又不断舍弃、不断调整而求得平衡的一生。所以什么事情都要讲个“度”，少了不行，多了不好。房子多了、难得打扫；车子多了、难得保养；钱多了、难得保管，并常常担惊受怕；老婆多了，更加麻烦，得装疯卖傻、四处招架。甚至太长寿也不好，一个上百岁的老人曾对我：吃不得、动不得、耳聋眼瞎，活着不光苦自己、还拖累别人、但又死不了。所以国外发明“安乐死”也许真的有道理。

　　我的收藏也是如此。开始意外得到一二件作为摆设把玩，后来玩出系列用来展览，但最后疯狂痴迷、走火入魔，藏品整整堆满了两间大库房，就玩不动了，玩的是变卖家产、筹集资金；玩的是每天关着门如数家珍般的悄悄点数、深怕少了一件，而还是被盗，不得已只得花钱请保安。每次下乡出差或回内地开会，也放心不下藏品，如同自己孩子般牵肠挂肚，就连睡觉也不踏实，常常梦见家里失火，藏品被盗而半夜惊醒。这样，不仅是经济上付出太多，而且在精神上不得安宁。所以时时想求得解脱，换种活法。

　　原因之二：通过展览及有关活动，受到感动，唤起良知。

　　那是在90年，我产生了创办全国第一个西藏私立博物馆的想法，于是节衣缩食，倾其所有整整奋斗了五年，藏品数量与日俱增，但我的健康状况却与日俱下，终于在95年回成都住进了医院，就在此期间，我被一家新加坡投巨资兴建的“西南日月城”招聘为艺术总监，配备了车子、房子及女秘书，并承接了一个艺术工程。于是我回到拉萨准备内调，同时拿出我400件藏品办了一个告别西藏的“民俗宗教藏品展”，但就是通过这次展览中所发生的两件事感动和教育了我。

　　一件是这次展览闭幕前，自治区政府次仁卓嘎副主席观展后觉得很重要，于是她亲自拿着请柬，让自治区有关领导都前来参观并在现场召开了“叶星生在藏三十四年艺术珍藏汇报会”，会上就对我的收藏及对西藏民间文化的抢救、保护给予高度评价。尤其是巴桑副书记所给予的鼓励：“叶星生几十年坚持不懈，其毅力非凡，他所做的这项工作不仅是他个人的事业，而是属于整个民族的事业，希望有关部门给予关心、帮助和支持。”而让我激动不已、深感党和政府对我的信任与厚爱。

　　另一件事是撤展那天，一位年过80的藏族老阿妈带着小孙女，在展品面前来回转悠并用颤抖的老手，一会摸摸这个，一会弄弄那个，嘴里还喃喃对小孙女说：“这是我爷爷小时候用过的，这是我奶奶穿过的……”老人很老了，却忘不了爷爷奶奶，并想通过这些器皿、衣物来追溯过去的历史，去寻觅祖辈的影子，也希望小孙女不要忘记，其场景感人至深。让我认识到：这才是他们祖祖辈辈用血汗孕育出来的“孩子”，是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引以为豪的精神财富!他们比我更需要。我想，如果我的行为能和西藏120万藏族人民的利益连在一起，能为他们撑腰打气，能让收藏发挥巨大的作用，那真是上天赐予我的福份，也是对西藏这片高天厚土最好的回报。于是我赶紧退掉了成都所给予的优越条件，又重新回到我魂牵梦萦的西藏。

　　原因之三：是深感西藏民间文化遗产急需抢救、保护。我在西藏30多年，亲眼目睹了一些珍贵的文化遗产遭到破坏，尤其是在经济浪潮的驱使下，大量的历史实物、包括一些绝品、孤品流失海外而痛心疾首。我多次以我有限的收入与老外争夺市场；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写过“紧急呼吁”；曾住在山上临摹断垣残壁上的古老壁画……。但仅凭个人力量，势单力薄、无济于事。所以我萌发了藏品捐赠的想法，试图以个人的奉献与牺牲来影响和感召全社会对文化遗产进行抢救和保护的自觉行为。

　　以上三个主要原因、经过一个漫长的思想斗争过程、再加之其他因素，而最后促成了我1999年的藏品正式捐赠。捐赠行为虽义无反顾，但在情感上却生离死别，尤其是全部藏品即将离开我的那个寒冬的早晨，当二辆军车和荷枪实弹的武警来到我家门前，得知这批藏品要提前运走时，我默默地祈祷祝福，并给装满藏品的四十多件木箱一一系上哈达。当武警将全部箱子抬上了军车，当汽车开起来，哈达飘起来，我简直疯了。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撕裂感，让我失魂落魄地迎着寒风、流着热泪跟着军车追逐奔跑……。事后我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到：画没有、家没有、陪伴我30多年的藏品也没有了，我真的一无所有了。就这样我以巨大的煎熬来尽了一份我对民族的责任与爱心，来无怨无悔地履行了我的誓愿。其过程极为艰辛、痛苦，但结果云开雾散、星光灿烂。我的行为得到国内外高度的评价和丰厚的回报：1998年我获得“美国联邦肯塔基克罗最高荣誉奖”，美方在致词中讲“叶先生的行为可以纠正国外对西藏的一些偏见。证明中国与国民是尊重、保护藏族人民的权益和传统文化的，是尊重知识产权的。这对于维护中国的形象与尊严都具有积极的意义。”1999年西藏党委、政府对我的捐赠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同年在北京受到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全体常委亲切接见与鼓励；2003年我再次将珍藏了十年之久的“马头明王珍珠堆绣唐卡”捐回色拉寺，而受到拉萨七大寺院480位高僧联合祝颂并授予“色拉大乘洲·群则·嘉措”法位和金印，从而成为西藏历史上获此殊荣的首位汉族艺术家；2005年被英国剑桥名人传记中心评为2005年国际名人，并载入《21世纪2000位国际名人》一书；近期，又在11位候选人中，经网上投票及专家评审而获得“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奖”。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称赞这些民间文化守望者是“沉默的脊梁”，他们以舍我其谁的精神，把整个民族的文化使命放在自己背上。

　　我感触很深的是，藏品捐赠后，好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并在没有任何精神包袱的情况下，可以痛痛快快地安排自己、重新再来。昨天阎会长给我讲了一句印象很深的话：这几年我为协会做事是我从文物局退下来后活得最快乐的几年。他现在既无专车、又无金钱的东奔西跑，为的是什么?看来是一种精神力量，一种热爱、一颗对收藏文化的甘愿奉献之心。

　　其实人这一辈子要的就是精神与开心。看见十个亿万富翁，九个都活得心累。挣钱、花钱、攒钱都得绞尽脑汁，运转大钱更是担惊受怕；365天都活得紧张，只有结算那一天，才知输赢。收藏也是如此，如纯粹为了挣钱才搞收藏，准保患得患失、神经紧张而不得轻松。如为了文化、为了研究、为了赏心悦目来搞收藏，则少些压力，心平气和的来享受其过程、增长其知识。功到自然成，没准还能捡到个“金元宝”。所以财富是有限的、僵硬的、救人也害人，不可太贪。而精神与知识是无限的、运动的、可以不断探索和追求，这是一笔非物质的文化财富，带给您一个让您心情愉快、智慧腾飞的精神家园。在这方面我就是受益者。在西藏艰苦卓绝的情况下，孑然一身生活了40年，不仅没垮下，而且活得红光满面。这全靠我的精神家园、靠我所收藏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我的民间收藏来滋润我、提升我，    辛、贫穷，但只要守望着我的藏品、心里装着民间文化的灿烂、辉煌，我便吃得下、睡得着，永不知孤独寂寞。我带着感激的心情在“收藏随感中”写道：感谢欧亚大陆板块相撞，而创出了世界第三极地——西藏。感谢上天让我来到西藏，这伸手就可抓住蓝天白云的地方。感谢这里的土地养育了一个伟大的民族——藏族。感谢藏族人民为人类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文化，而让我艰辛的醉倒了整整四十年。

　　去年，我曾有幸应宁夏收藏间协会邀请，在宁夏人民大会堂作了一个收藏文化报告会，仅两天时间收益颇丰。临别时就对收藏文化的感悟写了一首打油诗，今天特送给各位代表作为互勉：收藏好比一条船，爱心扬起船上帆，需要知识来撑舵，艰辛划桨方向前。

　　祝收藏事业明天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