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欧亚大陆板块相撞,而创出了世界第三极地——西藏。感谢上天让我来到西藏,这伸手就可抓住蓝天白云的地方。感谢这里的土地养育了一个伟大的民族——藏族。感谢藏族人民为人类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文化,而让我艰辛的醉倒了整整四十五年。
我的一生没什么可夸耀的,无金钱、无地位,而且至今无妻子无儿女。但我又常常爱夸耀,号称自己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并成天陪伴于左右。此时的我俨然一皇帝,起码也算是精神上的贵族。这一方面是为了扬长避短,显示我的实力,另一面也的确说出了自己的深情厚爱——我的西藏民间艺术珍藏。
我的第一件藏品是我13岁那年在西藏昌珠寺临摹壁画时,一位云游高僧送我的绿色陶罐,极具传奇色彩。第二次难忘的收藏,是1965年派我到社教工作组,住进一位以放牧为生的孤寡老人波查色家,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我俩相依为命,同吃同住同劳动近两年之久,临别时他将家中唯一的奢侈品——一件墨竹工卡官窑烧制的薄陶花瓶送我作纪念。虽然老阿爸早已去世,但这件花瓶陪我至今。而真正让我觉醒、唤起对民间文化抢救、保护意识是文化大革命。当时我亲眼目睹了在“破四旧”的呐喊声中,西藏的历史文明被撕成碎片,无数的色彩、线条、形体化为灰烬。我只怕这些宝物与我再见,于是冒着风险从废墟中翻出了唐卡残片,在炉膛里淘出了冒烟的经板,但为此我所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不 仅没收了全部“罪证”,还把我送进了“牛鬼蛇神”学习班。我哭了,当时我 才二十一岁!
而真正痴迷于收藏是我在85年完成了北京人民大会堂西藏厅七幅大型壁画小有名气,开始有了微薄收入后。我便跑到西藏的农村、牧区去发现、搜集流散于民间的宝物。于是出现了我在马棚羊圈里翻出“破铜烂铁”的情景;出现了我去林芝毛纺厂买毛线,结果抱回来的是两个旧陶罐的喜剧;出现了我和外宾同抢一块藏经板,结果因“囊中羞涩”还是被老外买走,而让我在八廓街“追魂”三天并痛苦失眠的悲剧。特别有戏剧性的是民间艺术对我的“拯救”而让我两次“大难不死”。一次是去林芝鲁朗林厂采风,抱着一大堆搜集来的民间纺织品得意洋洋地坐着一辆北京吉普返回拉萨,没想到路经色吉拉山顶时灾难发生了,汽车方向盘失灵,车子翻下山沟。当我从剧痛中醒来,看着身边的伙伴满脸鲜血,我便怀疑自己的手脚是否还存在,让我惊喜的是所有的纺织品全部散开并缠我一身而让我只受到皮肉之苦。另一件事是78年在展览馆轮到我值夜班,但当晚因加班编辑《西藏民间面具画册》,只得让别人替班。结果就在当晚,因盗贼入室偷展馆的金条,将熟睡的值班人员砸死,其现场惨不忍睹,我再次保住了小命。
90年因两次全国性的展览而让西藏民间艺术开始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一次是90年初在上海举办的“全国首届民间艺术博览会”,展出了我收藏的“面具艺术系列”而引起轰动,并获得全国唯一的个人“收藏奖”。第二次是90年9月亚运会艺术节期间,在北京民族宫展出了我300件民间艺术珍藏而美醉京华,“所展出的每件藏品展现着一种创造、一种智慧,将所展出的藏品连成一片便是藏民族一段辉煌的文明与历史”,其中由我首例发现珍藏的明代《孔予唐卡》印证了藏汉关系水乳交融,而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和文化部的表彰。
从对西藏民间艺术的追随、热爱到对这个民族的理解与崇敬,让我开始带着一种责任和爱心进行收藏,决心将这个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多保留些下来。但这需资金实力,而我却是一个仅靠微薄工资生活的穷文人。于是我只得节衣缩食,卖掉了一切可以卖的东西及全部绘画作品。看的是黑白电视,用的是文革前自制的家俱,睡的是用层板搭成的床,铺的塑胶地板已伤痕累累但仍舍不得丢掉,而是补补贴贴使用至今,过的绝对是贫困线以下的生活。正是这样不顾一切的整整奋斗了八年,我的藏品数量每年成倍递增,而我的健康状况却每日愈下,深感身心疲惫,力不从心,最后回成都住进了医院。
1999年初我作出了一项让世人震惊的决定,打算将我3O多年所收藏的2300件藏品捐给西藏!经文物局鉴定,其中一级文物22件、二级文物43件、三级文物100件。“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估量的西藏文化瑰宝”。我在给区党委的一封长信的开头写到:“经受过多少的不眠之夜,我逐渐清晰了多少年来萦绕在心中的一个愿望:将我视若生命的民间艺术珍藏,全部回报西藏这块抚育我成长的土地,报恩于厚爱于我的西藏人民。”
2月11日捐赠仪式在拉萨隆重举行,我难舍难分但义无返顾地在捐赠书上签上了我的名字。在一个寒冬的早上,在全部藏品运走之前,我焚香祈祷并为四十多箱藏品一一系上哈达,才让武警抬上军车。当车子开起来,哈达飘起来,我简直疯了!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撕裂感,让我不顾一切地迎着寒风、哭着喊着跟着军车追逐奔跑……事后我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到:画没有、家没有、陪伴我30多年的藏品也离开我了,我真的一无所有了。
艰辛的耕耘与付出,最终得到祖国、人民及国内外的理解和回报而让我云开雾散、星光灿烂。1998年我获得“美国联邦肯塔基克罗最高荣誉奖”,美方在致词中讲:“叶先生的行为可以纠正国外对西藏的一些偏见。证明中国与国民是尊重、保护藏族人民的权益和传统文化的,是尊重知识产权的。这对于维护中国的形象与尊严都具有积极的意义。”1999年在藏品捐赠仪式上,西藏自治区对我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不仅是一批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叶星生的高尚行为和对民族文化的突出贡献,将永远载入西藏文化发展的史册”。同年我在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与鼓励。2003年我将珍藏了十年之久的“马头明王珍珠堆绣唐卡”捐回色拉寺,而受到拉萨七大寺院480位高僧联合祝颂、祈祷并授予“色拉大乘洲·群则·嘉措”法位和金印,从而成为西藏宗教界获此殊荣的首位汉族艺术家。
一句话:我的生活、我的事业、我的思想、我的全部均受益于西藏民间艺术和我的收藏。而我的青春、我的热情、我的钱财、我的全部也抛洒于西藏的一草一木、大山大河而决无改悔。今生今世、来生来世都愿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因这条路通向天国,永无尽头。
叶星生 2006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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