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金元时期门户分立、新说续出之风，医学理论的研究在明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较之于金元四大家分别将疾病归结为一个终极之因，明代医家张景岳（1563—1640）以《易》统释医学，更显示出“太极—阴阳”为宇宙生成、发展之根本道理的味道。

张景岳画像

    早于张景岳的明代医家薛己（1487—1559），在继承李杲脾胃论的基础上，更重视脾肾双补，六味地黄丸、八味地黄丸皆为其常用之品，尤其是“补中益气汤”与“地黄丸”合用，更充分体现了对于先、后天的同等重视。而生活于16至17世纪之间的赵献可，则常以六味、八味地黄丸通治各病。他虽然推重薛己，但在医理上已发展到只谈先天之本“肾”，而不谈后天之本“脾胃”了。

    张景岳在理论上主张“医易同源”，珍视元阴、元阳，反对金元四大家中的刘完素和朱震亨以寒凉药攻伐肾阳。针对朱氏“阳常有余，阴恒不足”的说法，提出了“阳非有余”、“人体虚多实少”等观点，主张温补肾阳，并据此创制“左归丸”（补左肾之元阴）、“右归丸”（补右肾之元阳）。

明代医家李时珍采药图

    从这些医家理论学说的共性，即可略知以探讨“道体”（存在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之上，根本的、终极的原理和道理）为核心的宋明理学对明代医学具有如何重要的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