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许多正义之士挺身而出救助犹太难民；但也有不少国家，特别是几乎所有的欧美发达国家，都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回顾那一段历史，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人民在这场善与恶的搏斗中作出了正确的抉择。中国的有识之士尽全力援救犹太难民；当“文明世界”将犹太人拒之门外之时，中国的上海是全球唯一向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大城市。从1933年到1941年，上海一市先后接纳了3万多名来自德国及德占各国的犹太难民，除了其中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2.5万名左右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他们的临时家园，仅后一个数字就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
纳粹和他们的帮凶不仅在欧洲杀害了600万犹太人，而且也威胁着欧洲以外的犹太 人，包括中国犹太社团的生存。1942年7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8个月，纳粹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梅辛格上校来到上海，向日本当局提出了屠杀犹太人的“上海最后解决”方案。虽然该方案因德日之间的分歧及其他种种复杂因素未能实施，但日本当局宣布建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居住区”，强令所有欧洲犹太难民迁入该区。纳粹德国不断施压及日本当局面临失败更趋疯狂，使犹太难民和整个上海犹太社团几度面临险境，然而由于其自身的奋斗及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犹太人的支援，他们最终逃脱了大屠杀，熬过了战争而幸存下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最艰苦的岁月中，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与普通的中国百姓同甘苦、共患难， 结下了深厚友谊，难民中的文化人和专业技术人才也将欧洲犹太文化和先进科技引入了中国，这都在中犹关系史上写下了难忘的一章。现在，“上海”一词，在有关纳粹大屠杀的史料中已成了“拯救”、“避难地”的代名词。
上海虹口犹太难民居住区示意图
抗议和救助
1938年, 奥地利犹太人在驻维也纳的外国领事馆前排起长队, 申领签证。
宋庆龄（右五）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导人蔡元培（右四）、
鲁迅（右一）、林语堂（右二）等在一起。
1933年5月13日，以宋庆龄为首的一个代表团会见了德国驻上海领事，
对纳粹在德国的暴行表示强烈抗议，代表团成员包括蔡元培、鲁迅、林语堂等。
《以色列信使报》 在1933年6月2日报道了此事。
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也向犹太难民发放了大量中转签证,
使他们能经苏联、日本来到上海。
何凤山博士, 1938-1940年任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
是最早以发签证方式救助犹太难民的外交官之一。
1938-1939年，犹太难民涌入上海
再见吧, 柏林! 1939年, 罗森菲尔德全家离开德国赴上海。
纳粹德国发给犹太难民的护照，
上面“目的地”一栏将“伊拉克”改为“上海”，
说明上海当时在接受犹太难民方面的重要地位。
意大利轮船公司的广告。 许多犹太难民乘这家公司的轮船来沪。
购买该公司从热那亚到上海船票的定单。
在上海港码头上迎候犹太难民的人群。
犹太难民走下轮船。
河滨大楼在1938年曾作为犹太难民接待站。
大批行李堆积在收容所外。
犹太难民登上卡车。
志愿人员开车把犹太难民送到接待中心。
难民收容所容纳200人的大房间。
为犹太难民临时搭建的淋浴设施。
抵达上海的犹太难民正在进餐。
虹口地区的救护车随时准备接送患重病的犹太难民
专为犹太难民建立的华德路犹太医院。
医生们正在为犹太难民检查身体。
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CFA）主席米歇尔·斯皮尔曼
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JDC）为救助难民，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这是办事处旧址。
CFA的领导成员合影
1940年时上海希伯来救济会及收容所的领导成员名单及其活动情况。
该会在救济犹太难民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著名的米尔经学院的师生们奇迹般地逃脱了大屠杀的魔爪，从欧洲来到上海。
图示师生们在上海阿哈龙会堂内继续学习。
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1962年至1974年间任以色列宗教部长。
他曾于1941年来到上海，为滞留立陶宛和日本的波兰犹太难民进入
上海做了大量工作。 他在《难民和幸存者》一书中详叙了在上海的经历
一个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的孩子正在开始学一门新的语言——希伯来语。
犹太难民社区
嘉道理学校校长露茜·哈特维希
前已提到,嘉道理学校是由霍瑞斯·嘉道理于1939年在虹口创办的。
该校的大部分学生是难民子弟。
嘉道理学校的学生在上课。
在虹口也建立了主要吸收犹太难民子女的幼儿院。
嘉道理学校的成绩报告单。课程中包括希伯来语。
犹太难民组织——中欧犹太协会的代表们合影
犹太难民办的德文刊物《黄报半月刊》
阿道尔夫·约瑟夫·斯托费尔（1888-1944），
弗洛依德的学生，《黄报半月刊》主编。
《上海犹太早报》 (后改名《上海回声报》) 是上海历时最久的德文犹太人报纸
奥西·列文, 上海德文犹太刊物的杰出编辑。
另一份犹太难民办的德文报纸《八点钟晚报》。
1943-1944年的犹太日历, 由J.M.埃伦堡在上海编印。
1943年在上海出版的犹太作家短篇小说选。
难民们举行逾越节 宗教活动。
犹太难民中的锡安主义组织十分活跃,
这是他们组织纪念报告会的海报。
《流浪的犹太人》是战时上海出版的许多意第绪语书籍之一。
犹太难民豪斯特·列维担任了XMHA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
犹太难民们积极参加上海外侨音乐家协会的活动, 这是当年的会员证。
犹太难民们经常组织戏剧表演, 他们还上演过意第绪戏剧。
犹太难民组织的足球队在上海颇有名气。
1943年虹口收容所俱乐部乒乓球赛冠军。
在国际饭店前留影。
犹太难民在做体操。
唐山饭店的外景
舟山路上的维也纳咖啡馆。
家庭聚会。
在虹口罗伊屋顶花园餐厅消夏的人们。
公平路上一家犹太人开的杂货店。
华德路的路易斯咖啡馆以出售掼奶油而闻名。
米歇尔·曼弗里德与家人在他的商店前合影。
这张照片摄于1946年他关店歇业赴澳大利亚之前。
犹太难民制作的德文和英文商业广告
虹口的一条小街看上去像维也纳的一条街。
虹口隔离区: 为生存而奋斗
纳粹分子在上海十分活跃。这是德国驻上海总领事、
纳粹中校赫尔曼·克瑞伯尔在上海德侨集会上行纳粹礼。
1943年2月18日，日本当局宣布建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居住区”，
命令自1937年以来从欧洲抵达上海的难民在一个月内迁入这一地区。
约瑟夫·梅辛格上校，当时任纳粹盖世太保驻日本的首席代表。
他在1942年7月来到上海,向日本占领当局提出屠杀上海犹太人的“上海最后解决”方案。
上海阿什肯那齐合作救济协会（SACRA）于1943年2月28日建立，
以处理所谓“无国籍难民”进入虹口隔离区事宜。 图为委员会成员合影。
难民在1943年春迁入虹口隔离区。
虹口隔离区内一条难民聚居的弄堂。
犹太难民调查表
犹太难民身份证。
这是另一张通行证的背面，上面的地图划定了通行范围。
犹太难民进入虹口隔离区后，须得到特别通行证才能外出。
这是犹太难民正在隔离区日本长官合屋(自称犹太人国王）处办理特别通行证。
这是一张通行证的正面，上面写有允许外出的时间，还有合屋的签名。
合屋在犹太难民中挑选了几人为其工作, 这是合屋与他们合影
讽刺合屋的漫画，由犹太难民所作。
日本占领当局在虹口组织了“犹太保甲”，强迫犹太青壮年在隔离区担任守卫巡逻工作。
这是犹太保甲在检查出入者的通行证。
图为日本当局的保甲事务所印制的中英文户口调查表。
上海无国籍难民事务所颁发的就业、转业、退休许可证。
难民在虹口拥挤的院子里烧饭。
华德路收容所的厨房内， 犹太难民在准备餐食。
两位犹太老人用上海式煤炉煮食物。
培训就业组织（ORT）战时在上海向犹太难民提供多种技能培训，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是该组织发行的介绍1941-1947年在上海活动的小册子。
理发培训班。
木工培训班
缝纫、熨烫衣物。
学习各种手工工艺。
虹口犹太难民家庭的室内装潢
犹太难民中有一个反纳粹地下组织，岗特·诺贝尔曾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舟山路市场熙熙攘攘的人群，这里是虹口隔离区的商业中心。
犹太难民与他们的中国邻居在虹口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兴旺的集市上。
1944年在虹口华德路上举行的一次防空灭火演习。
1945年7月17日，美军飞机误炸虹口隔离区，造成难民死亡31人，伤250人。
空袭留下的断垣残壁。
战争结束前夕的虹口隔离区，沉默中蕴含着希望。
战后
日本投降后,犹太难民们在隔离区一堵墙上画了中、苏、美、英四国国旗以示庆祝。
首批美军军官于1945年8月18日抵达嘉道理学校。 后排右侧两人是嘉道理兄弟。
1946年，上海的犹太难民正在细读大屠杀幸存者的名单，寻找他们亲属的名字
马克斯· 谢德林格（ 中） 和他的朋友（左），他们在战后曾狠揍合屋。
战后初期上海犹太组织的中、英、德文宣传材料。
上海犹太工党领导成员合影于战后初期, 其中大多是来自德、奥的犹太难民。
1947年4月22日,8000多名上海犹太人集会,抗议巴勒斯坦的英国当局将4名伊尔贡成员处死。
奥西·列文主编的《上海年鉴1946-1947》(英、德文),其中详细介绍了上海犹太社团的情况。
德文《新时日报》上刊载的关于上海犹太人选举出席第22届世界锡安主义代表大会代表的报道。
1947年4月19日,上海犹太青年协会编写的纪念华沙犹太区起义4周年专辑,
编写人主要是来自波兰的犹太难民。
1948年4月, 虹口“贝塔”成员演出话剧“华沙起义”, 图为部分演员合影。
再见吧, 上海! 犹太难民离开战时避难地前往新的定居地。
再见吧,中国!部分犹太难民经香港前往澳大利亚，
这是他们离香港时向救助了自己的中国和中国人民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