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热烈祝贺《犹太人在天津》画册编辑完成，并高兴地期待着她的面世。我从1920年至1937年间生活在这座城市里。
在中国，天津曾是仅次于哈尔滨与上海、犹太人人口较密集的地区。当我离开的时候，人口数量几乎达到了顶峰，在我的记忆中，人数达到3000人甚至更多。在这些犹太人中，大部分来自东欧地区。他们初到中国时，使用俄语和意第绪语进行交谈，而他们的孩子则在学校中接受英文教育。这些学校是由一些西方人兴办的，有英国人和美国人办的学校，还有两个天主教的教会学校。其中圣路易斯学院是一所男校，圣约瑟夫学校则招收女生。这两所学校是法国的修道士和修女管理的。甚至在很久以后建立的犹太学校里，除了在希伯莱语这门必修课的课堂上以外，其他授课的语言仍使用英语。在所有的这些学校中，衡量一个学生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他在每年海外考试中获得的成绩。这些海外考试的试题是英国剑桥大学通过邮寄的方式送到中国的。
根据大部分的资料记载，这些犹太人起初生活在哈尔滨，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迁入天津。天津到1937年才沦陷，对天津的西方租界地，日本在珍珠港事件即日本开始对英美宣战之前是无法控制的。
当然也有例外，第一个有记载的天津犹太人并不是从俄国来的，而是来自巴格达。我曾经在犹太人公墓看到过他的墓碑，上面记载他在19世纪60年代就去世了——这个墓地，在河东区，原俄租界，20世纪初建成。因此，这个人的遗物定是早被埋在不知何处了。那墓地和墓碑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在墓地埋葬记录上该有他的名字，这记录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墓地第一次迁入新址时登记的。那次易址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在市政府与马坤（曾任孙中山的保镖及助理）的相互协调下，整个过程完全符合犹太教的规定。
20世纪20年代，犹太人社区开始在天津形成，它和天津一般的外国租界有所不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犹太人发展了属于自己的精神生活。事实上，到20世纪30年代末，天津还没有一座犹太教堂。那段时间里，除了犹太人的新年和救赎日这样重要的节日，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宗教活动。他们活动所租的场地是戈登堂的一个大厅，而英国租界当局就坐落于此。解放后，戈登堂成为天津人民政府的所在地。
在经济与社交方面，天津的犹太人相互间有密切的联系。 在商业方面，他们最主要的经营项目是毛皮的贸易。他们把从中国农村和牧区购买的未加工的毛皮在天津经过基本分类及粗加工后出口。主要的出口市场是纽约和德国的莱比锡，在那里，毛皮被制成成衣。
犹太人常用的商业凭证是信用证（一种贷款）。由于后来贸易活动频繁，更多的风险也就随之而来。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开始在西方蔓延，这使许多天津的犹太商人破产，使他们手中的信用证变成他们无法偿还的债务。
就其本身而言，犹太人社区主要由自己经营。他们食用习惯的犹太及东欧食品，并且经常从当地的食品杂货商那里购买食物。社区里有犹太修表匠、宝石匠，专做高档风格的西服裁缝和做鞋子的鞋匠，还有犹太人经营的药房，犹太医生和牙医，一家中级犹太医院，犹太理发厅和美容店，为救济犹太穷人的犹太慈善机构和无息借贷社，一家小型的犹太银行（天津商业信用社），一家为犹太死者办理传统丧葬服务的老人组织等。
犹太人的社会活动大多在犹太艺术俱乐部进行，这里有业余的演出，不同主题的讲座，包含许多报纸和杂志的图书馆，一台放在门厅可以收听不同国家广播的短波收音机等。大部分犹太人，无论他们抱有怎样的想法，都成为会员。俱乐部主席是杰出的毛皮商人利夫?尤德维什，犹太复国运动的支持者。文化指导是我的父亲，拉萨尔?爱泼斯坦，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不支持犹太复国运动。
天津的犹太人有不同的国籍。我生活在天津的那段日子里，大部分犹太人没有国籍，除了少数来自西方的非法西斯国家的犹太人持有他们各自的护照外，还有来自德国的难民，他们持有被纳粹打上了区别对待的“J”（犹太人）的护照，还有那些被迫在原姓名中间加入一个名字的人们，男人被称作“以色列”，女人被称作“莎拉”。后来，有条件申请加入苏联的犹太人人数增加，他们得到领事馆的证明（在日本向英美宣战后，这是十分有用的，无国籍的犹太人被极为保守、法西斯思想浓厚的白俄管理，那时苏联长期保持中立）。
在政治信仰方面，除了按照国籍分类，还存在很大不同。一些持有苏联的证明件或没有证件的年轻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在艺术俱乐部我们倾听过一位前莫斯科大学教师的讲座）。还有些人，尤其是在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压迫和屠杀之后，加入到犹太人复国运动的支持者的行列，而且还参加了他们的战斗组织，例如Betar（犹太工人联盟），以色列Likud（利库德）党的前身。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支持者当中，一些人加入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中去。在1937年，日本发动对华全面侵略之后，基尔兹大夫（一位德国犹太医生）和里奥?莱温（一位进步的俄罗斯犹太人），合伙在英租界租了一个仓库给从沦陷区跑出来的中国学生作避难所，以帮助他们去未被占领的地区。这举措私下里得到了苏联领事馆领事的支持。我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去帮助中国爱国人士摆脱日军的魔爪，在埃德加?斯诺的托付下，我曾帮助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其他的地下共产党员从北京经天津秘密前往延安。从天津的英租界到中国未被占领地区的船票，是我父亲通过生意上的关系帮助解决的。几年以后，奥地利犹太医生理查德?傅莱排除万难从天津到达晋察冀解放区，在那里，他参加了八路军的医疗队。傅莱一直作为一名卫生部的专家留在中国，现已离休。但不幸的是，他后来长期患病、住院。作为一名中国公民，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如同初时（从第六届开始）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外国血统委员一样。
在这里可以谈一下早期的那些在海外非常杰出的天津犹太人。劳伦斯?特莱伯，来自富有的犹太家族崔里古伯夫，他的姓就是崔里古伯夫的简略写法。他是哈佛大学著名的法学教授，而且一度成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候选人。下面这些教授鲜为人知却十分重要：南伊利诺大学的伊莎雅克?沙克密斯特，微生物学家及预防艾滋病在世界范围流传的积极分子；巴瑞斯?布莱斯勒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的一名抗地震结构学的权威。这两个人在他们晚年时重游中国，并与中国的同行交流学术上的问题。布莱斯勒最终把美国国籍转为了以色列国籍并迁居以色列。在那里，他成为Igud Yosei Sin委员会（原居中国者协会）的一名会员并在他晚年时编辑此委员会月刊的英文版。
最后， 谈一下天津的犹太人同当时居住在天津的其他外国人的关系。起初，他们与当时在天津的德国人相处得很融洽。部分原因是双方在当时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都不能像日本或是其他西方国家那样享有额外的特权。只是在纳粹强大起来后，这形势才发生了变化。我记得当时天津有一名德国的足球队中的明星球员，因为他父亲是一位德国的犹太商人（叫做卡尔?沃尔夫）而遭到排斥。当时的犹太小学生同样也被当时在天津的德国学校所排斥。当时还有这样一桩悲剧：一个姓冯（Von）的德国贵族青年向一位曾任德国某大公司经理的犹太人的女儿求婚，不幸的是，在一次前往中国西北偏远地区的旅途中，男青年失踪在戈壁上，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自杀还是遇到强盗而遭到不测。
天津犹太人同大多数白俄居民的关系要比在哈尔滨好一些，许多人成为同学或运动队的队友。但同样是在天津，存在一小撮极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活跃分子。亚伦?布莱内尔，是美国犹太毛皮兄弟公司的一员，被一伙人绑架并索要赎金。我父亲被来华旅游并作反动宣传的白俄演员麦克斯?阿尔斯基诬告，我们就在中国法庭控告他，最终我们胜诉了。蒙特尔?迪克内是一名犹太医生的弟弟，他是福特汽车公司天津销售部的雇员，后来被日本宪兵拘捕并折磨至死，因为日本人怀疑他是间谍。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篇文章只限于我1937年之前在天津生活的经历。它并不包括在那之后可能发生的而我并没有亲身经历的事情。比如，有关在日本霸权统治时期，白俄的极端分子是否依仗日本人的势力对那些没有国籍的犹太人进行管制的一些推断。还有一些关于当时一名身为德国总领事的著名的纳粹分子的所作所为的传闻。一些有关他是否极力主张日本人像纳粹主义者在沦陷的欧洲所做的那样，消灭所有沦陷区的犹太人的说法。这些情况在我的文章中都不曾出现。包括在战争后期，天津的犹太社区是否大体上变成了苏联社区或是艺术俱乐部是否改成了苏联俱乐部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我的文章中都不会涉及到。
最后是我在天津居住的一些地方的注释。1920年，在我们刚到天津的最初几个月中，我们同一个俄罗斯犹太朋友合住一套房子，在意大利租界的的利玛窦街（那条街现在叫作光明道），我记不清门牌号了，我们一家住在两间房子里。从1921年到1926年，我们只住一间屋子，那是座筒子楼，位于德租界武昌道7号，这房子是一个叫克莱默的犹太家庭管理的。在1926年，当我们的经济状况好些时，我们搬到了英租界花园路（现在的保定道）78号的一套三室的单元。在大约1930年，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我们又搬到英租界维多利亚道的一座房子，我父亲的办公室也在这房子里。1943年我与伊迪丝?比霍夫斯基结婚，她是入籍的美国人，俄罗斯犹太人的后裔。我们在使馆路（现今大同道）的一个单元居住，也是在英租界，门牌号我忘记了。到1937年，在北京工作几个月后，我离开了天津。
下面是一段有关犹太人在日本侵占下困难境地的生动写述，是从我父亲1939年用俄文写的信上得知的，信是从纽约（他后来居住的地方）寄给他欧洲的朋友的：
“由于日本制造的紧张局势，我那时不得不离开中国。当日军占领了中国北方后，他们对这地区的组织管理工作得到了那些白俄移民中的败类的帮助。这些只为钱而工作的渣滓就是所谓的‘移民反共委员会’。日本人给了他们相当于警察的地位以及查验护照的权力。而那些到处巡逻，检查证件的正式的警察名义上是中国人，但实际上全是日本人。参加‘反共委员会’需要证明书和许可证。要想得到这样的许可证，你需要缴纳会费加入‘反共俱乐部’。更重要的是，你要参加委员会的游行活动，特别是那些庆祝日军在中国‘英勇’胜利的和反对苏联的游行活动。你同时还需要根据委员会的指示在你所属的社区或慈善机构投票选举。你无权雇用苏联公民为你工作……那时年轻人有服兵役的义务并要随时承担治安保卫的职责。在这样的形势下，尽管新政府很清楚我的名声，我们还是被牢牢地限制在英法租界里，得不到护照。总之，我不得不下定决心，放下所有的一切，把办公室移交给我的雇员，尽最大可能逃出来。”
爱因斯坦
2003年1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