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到了交稿的那一刻。当我将这本画册的全部图片和文字一骨脑交给编辑汤贺伟先生和设计师闫志杰先生——汤曾成功地编辑了相同题材画册《犹太人在中国》，而闫是一位新锐的图书装帧设计师——在那一刹那，我的心仿佛被掏空了，有湿润的气体模糊了双眼——我想，此时在我身边的国务院新闻办吴伟处长和天津市政府新闻办丁怡副主任也都感同身受，一年前，当我们刚刚在讨论这本画册编辑出版的可能性时，我手里只有20余幅照片，我们三人都清楚地知道编辑工作之艰难。

    这是一段沉没的历史，像海底沉船，深埋在岁月的波涛之下：犹太人在天津有100多年的生存经历；

    这是一个失去的人群，如旷野飘萍，散落于遥远的四面八方：“二战”期间，犹太人在天津人数最高曾达到3500人之多。

    但3年前我进入这段历史时，发现它的发生地天津对它的认知几乎一片空白。天津公开发行的报刊上没有关于天津犹太人的信息，天津史学界没有研究这一特殊人群、特殊历史现象的专家，甚至近年编撰出版的天津史大全《天津通志》上，也没有犹太人的专项记载。

    好像那些“二战”期间从欧洲历经艰辛终于在天津找到庇护之所的犹太难民不曾存在过。

    一切都湮埋在岁月风尘和发黄变质像落叶一样松脆易碎的故纸堆里吧。

    我深知，我投入的将是一场远征，从零开始。

    我曾经天真地幻想，用在电脑上查户口的方式对全市做一次地毯式搜索，大海捞针似的找出至今还住在天津的犹太人，当然，如果还有的话。天津市公安局的朋友说，这事不用普查，我们有专做侨民工作的部门。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负责人接待了我。遗憾的是，侨民登记中没有关于犹太人的记录。

    然后埋头于旧报纸。我所供职的天津日报社，藏有全部的《民国日报》。一个季度一本，装订在一起，用黑色的硬板纸做封皮以保护纸张和墨色。即使如此，当我掀开封皮的时候，还是有焦黄的碎纸屑脱离了那古旧的纸张，在我身边的空气中幽幽地飘飞，犹如历史不散的魂魄。那是些1946年的报纸。“二战”胜利后，天津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日俘遣返地，华北、东北的大量日俘集中于天津。我看到当年的塘沽港，码头上熙熙攘攘，挤满了将被遣返的日俘日侨，到1946年的3月底，就有22万日本人从这里登船回国——没有犹太人的消息。

    天津市档案馆里没有为犹太人设立专项档案。管理人员细心地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中，调出了1938年至1948年的8册注有“犹太”字样的卷宗。那是些警察局、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联合救济总署的来往公函，其中涉及当时居住在天津的单个犹太人事务和犹太人协会组织，尽管支离破碎，但毕竟对那段历史有了片断的记载。

    我将视线转向海外，希望从目前居住在世界各地、原居天津的犹太人那里获得这段历史最初始、最生动的信息。

    非常感谢外交部长李肇星先生和他的夫人秦小梅女士。当他们得知我的困难，立刻介绍我认识我国前驻以色列大使王昌义先生。王先生热情地将以色列原居中国者协会会长考夫曼（Teddy Kaufman）的联系方式电传给我。以色列原居中国者协会很活跃，会长考夫曼先生以卓越的工作，联络了全世界曾经在中国居住过的犹太人，与中国建立了友好的来往，考夫曼先生还出任以中友协的会长。我给他写了信，很快，这封信在协会的会刊上发表出来，会刊架起桥梁，使现居以色列和美国的一些犹太朋友同我建立了网上通信联系。

    非常感谢现居以色列的赛穆尔· 米勒先生（ S a mmuller）、本杰明·卡布林斯基先生(B Kabuliansk)和现居美国的伊莎贝尔·梅纳德女士(Lsabelle Maynard)、利奥·奥尔伦斯先生(Leo A Orleans)、马丁·贝茨先生(Martin Bates)。他们的童年、少年都在天津度过，天津记忆是他们生活经历中最美好的记忆。为了帮助我发掘这段历史，他们从自己的私人相册中选出珍藏多年的老照片，跨洋过海惠寄给我，使这部画册绝大部分照片弥足珍贵，是首次发表。

    非常感谢在资料收集整理过程中给我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各界朋友。他们是张秉诚、房建昌、罗澍伟、陈振江、于淑香、金彭育、方兆麟、谭秀珠、高成鸢、王景荣、付晓峰、丁怡、郎和平、龚铁鹰、赫维；非常感谢著名作家航鹰女士，正是她从海外带回的信息，启发了我对这段历史的兴趣；非常感谢新华社记者丛文滋先生，在我进入这段历史的初期，他便以高度的新闻敏感撰写消息和专访向海外介绍；非常感谢上海犹太研究中心潘光先生和沈国华先生，他们从自己的档案资料中提供了10余幅有关天津的老照片，充实了本画册的内容；非常感谢刘晨、孙晶、张大儒和郝鹏，他们不仅为本画册作翻译工作，还帮我翻译来往信件，使我得以在3年的时间里与犹太朋友联络畅通。

    非常感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先生。他始终关注着这本画册，去年来津公干，公务繁忙之中仍向我询问编辑进展，叮嘱我一定要编好。非常感谢天津市领导肖怀远先生、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刘凤银先生、天津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田贵明先生。他们高度评价开掘和研究天津历史文化的现实意义，始终如一地支持画册的编辑和出版。

    我还要特别感谢爱泼斯坦先生(Israel Epstein)和他的夫人黄浣碧女士。爱泼斯坦先生在新闻界和犹太人界中广有影响，又是惟一现居中国的天津犹太人。第一次采访爱老，他正患病，听说是天津的记者，不顾病体虚弱，在病房中与我长谈。黄女士不辞辛苦，多次为我提供资料，复印照片。当我为本画册向爱老请求序言时，他欣然允诺，时隔不久，便寄来了长篇序言，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天津的深厚情感。

    这本画册，凝聚着以上各位的共同努力。没有大家的力量，便没有这本画册。画册汇集了180多幅照片和图片，生动地再现了犹太人在天津的历史，对增进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之间的友谊、加强中犹文化交流，将会起到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犹太人在天津，100年漫长的历史画卷，一本画册仅仅是个开端。我将继续这场远征。衷心希望大家永远在我身边，继续给我以力量。

宋安娜
2004年3月10日
于天津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