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夜，我在北平听到了卢沟桥的枪声。
位于宛平城下的卢沟桥，距北平10多公里，扼守着北京西南的交通要道，千百年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这一天之前，日军已经占领了东北三省和华北的热河、察哈尔省北部及河北省的一部分。北平和天津事实上已成了国防前线。卢沟桥一旦失守，北平即成孤城。这一天下午，日军某部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23时许突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被中国守军拒绝。日军随即炮轰宛平县城和卢沟桥，向附近地区发起猛烈进攻。守军奋起反抗，表示要誓死保卫卢沟桥。这就是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由此全面展开。
面对日本强敌的侵略，中国现代史上中国老百姓第一次站起来说：“这块土地是我们的！”
过去，说这样的话，一直是件危险的事情。
早在18世纪40年代，中国首次败于外国列强，被迫割让香港和一次次划界租地，并对外国开放沿海通商口岸；那时，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就曾对清帝国政府说过这样的话。结果是10年战争，2000万人丧生，而这块土地依然掌握在清朝官吏的手中。
1919年12月，北京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巴黎和约、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大会。
1900年，中国相继把台湾让与日本、把青岛让与德国、把旅顺口让与俄国、把威海卫让与英国后，奋起反抗的义和团又说过这样的话。义和团走错了路，因被出卖而失败。由于当时统治者的背信弃义和懦弱，中国人民不断付出代价。
在随后的10年中，留学西方和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说过这句话。他们宣传鼓动、奋起斗争、受苦受难。此时，中国成立了一个党，后来叫作国民党。1911年，国民党在其他派别的帮助下，推翻了清王朝，为中国历史上的新阶段奠定了基础。（在日本军队占领中国的东北三省后，这个王朝的末代皇帝和大臣们组成了“满洲国”的傀儡王室。）
当民国总统于1915年签署拱手让日本实际上控制全中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款时，起而抗争的中国西南地区说过这句话。一年之内，总统袁世凯妄想称帝，但他受到致命打击，旋即一命呜呼。
1919年，学生们第一次走上街头，喊出这句话。作为理想主义的果实和自决权的捍卫者的凡尔赛条约，却把以前德国人从中国夺去的山东省交给了日本。被日本收买的中国政府予以默认了。（日本军队占领北平后，这个政府的一些阁员成了日本的北平伪政权的“部长”。）
在北平的街道上，学生们死于警察的枪弹。当时，俄国、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相继发生了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劳工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在文学方面，青年作家反对过去那种枯燥无味的文言文，破天荒第一次用人民大众的日常语言进行写作。只要认识几千字，任何人都可以读书，怎么说，就怎么写，再也不怕被人讥笑为不懂古文的大老粗了。只要大声读出来，任何人都能听懂一本书或一份报纸了。
宛平城守军闻日军侵犯，紧急出城赴战。
国际力量迫使日本放弃了一部分它利用西方列强在欧洲火并之机从中国夺取的租借权。在此期间，华北对峙的军阀们明争暗斗，要决定究竟是日本还是英国可以首先取得中国的资源。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人民说：“这块土地是我们的！”但它们在军阀统治的区域内都是非法的。
国民党占据了华南的广州，它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个由工业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党，旨在打破外国对中国海关的控制，摧毁使现代工业难以发展的封建性土地占有制，以及打倒维护封建制度和充当外国阴谋工具的北洋军阀，从而统一全国。
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共产党，那时候的近期目标和国民党是相同的。和国民党一样，他们也要粉碎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控制，发展工业和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内摧毁封建制度和封建军阀统治。
国民党领导着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共产党，虽然成立的时间要晚一些，却显示出领导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的能力。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父孙中山认识到：只有这些阶级和两党共同采取行动，才能实现两党的目标。1923年，两党结成了联盟。他们共同平息了广州叛乱。这次叛乱是由广东的一个封建军阀和英国汇丰银行的大买办领导的，他们支持叛乱分子作为反共的堡垒。
“这块土地是我们！”学生说。虽然在上海和广州他们死于英国的枪弹之下，但是，全国范围开展起来的运动继续说这句话。
“这块土地是我们的！”工人说。他们发动的总罢工使香港陷于瘫痪，使英国在中国沿海港口的贸易陷于停顿。
“这块土地是我们的！”农民说。他们打碎了农村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权力，扛起枪，参加革命军，去攻打北方军阀的堡垒。随着他们的挺进，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结构摇摇欲坠了。
1925年春天，孙中山逝世。
他死后两年，国共两党的联盟、各个集团的联合，受阻于中国当时所处的落后状态，终于破裂了。国民党不再支持工人和农民，转而同地主和买办阶级联合在一起了。老百姓再也不能说，土地是他们的了，因为土地被抵押出去了。共产党员要么死于屠刀下，要么退到偏远的山区，继续把被剥削的穷苦人组织起来。
接着而来的是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10年。由于南方军队的北伐并没有铲除封建统治，而是同它妥协，结果军阀之间的内战又打了起来。老百姓继续起来反抗。当局调动了无数兵力来袭击共产党的根据地，因为根据地存在的本身被认为对民众的反抗起着鼓舞作用。
一直觊觎中国领土的日本人认为，当时的形势千载难逢，并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1931年，他们轻而易举地攫取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因为中国这时刚刚结束一场大内战，又开始对江西的红色根据地发动新的战役。当时的中国，由于内部的政治原因，同与东北接壤的另一个国家—苏联是疏远的。
从一开始，东北人民就拒绝当亡国奴。虽然主力军撤退了，但是，数以万计的士兵、数十万武装起来的农民和工人，以及许多将领们继续抵抗征服者。当长城以南的将军们仍然与人民为敌时，东北反抗侵略者的人们却团结起来了。同日本人合作的东北军阀们，在万众咒骂声中遗臭万年。而那些抗日的将领们则成了民族英雄，扬名四海。谁会忘记在嫩江神出鬼没、在东北的丛林中把日本人打得团团转的这些英雄呢？
南方没有往东北派军队。南京政府把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因为中国和日本都参加了国联。国联对中国只是道义上声援而已。
东北义勇军单枪匹马地战斗着。
1932年8月，日本袭击了上海。谁能忘记固守上海两个月之久的第19路军的英雄事迹呢？
在这次战役中，江西的中华苏维埃政府表示愿意同任何抗日的部队共同对敌。
中日停战协定在上海签字了。政府认为日本人现在会满足于取得东北，乃重新采取“清内”的老政策。对“叛国”做出了新的解释：谁主张在清共以前就抗日，就是“叛国”。宣传收回东北，就是“叛国”。为义勇军募捐，就是“叛国”。
从上海撤出的第19路军的抗日英雄们被派到福建去打红军。他们打了一年。后来，他们造反了，成立了新政府。这次造反尚未站稳脚跟，就由于南京派飞机轰炸福州而失败了。这些飞机本来是用人民捐献的钱购买来打日本的。
日本人对华北进一步蚕食。继上海停战之后，塘沽也实现停战。华北的一部分地区变为“非军事区”。这就是说，中国军队不得进入，而日本军队则根据一项条约的规定可以沿铁路线任意行动。塘沽妥协使日本飞机有权侦察这块领土，检查这个单方面的非军事化是否得到完全的实施。
1935年夏天，出现了另一个丧权辱国的事件。一纸何梅“协定”卡住了苟且偷安的中国的咽喉。根据这个“协定”，中央政府的军队被赶出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在中国执政的国民党的任何单位都不得在这两省活动，甚至也不得在北平、天津两大城市活动。反日的爱国人士将被起诉；将设立一个地区行政机关，聘用日本人为“顾问”。
国民党的军队这时正在川藏边界一带追袭共产党人。他们是为完成长征、为躲避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而经过那里的。
日本的官员和日本的报刊公开讨论着将来让河北、察哈尔、山西、山东、绥远等五省脱离中央政府的管辖。据大英百科全书说，山西煤炭的储量足够全世界使用1000年。河北有丰富的煤炭、小麦和棉花。察哈尔和绥远拥有钢铁和毛皮。山东有煤炭、棉花和小麦。日本的理论家说，这些省份将同日本和“满州国”形成一个经济集团，提供原料，以便使日本帝国实现其征服世界的美梦。
但是，日本人的美梦是永远实现不了的。他们的蚕食行动遭到中国人民坚决的抵抗，而中国政府却从来不敢这么做。1935年12月9日和16日，数以千计的北平学生，不顾警察的卡宾枪和日本人扬言要使用机关枪的威胁，在这座古城的街头游行，高呼爱国抗日口号，这些口号后来成为民族救亡运动、西安事变和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但是，在1935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被认为是“叛国”。许多学生由于自己的勇敢行动而牺牲了生命。官方把日本视为“友邦”，所谓停止内战的说法成了异端邪说。无休止地袭击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内战，而是剿“匪”—这是官方的立场。
不过，北平的游行和由此而在全国引起的抗议浪潮，使日本人不敢立即推行其计划。如果枪杀这些学生，那将是危险的。（他们知道，1919年和1925年屠杀学生的结果，是激起民愤，使全国都行动起来。）“病人”突然发起烧来，日本外科医生不敢贸然对中国巨人的躯体作另一次手术，首先要使它退烧，让它冷静下来，这就需要使用更多的麻醉剂。然而，使用麻醉剂，已经为时太晚。
中国人民通过北平的学生对日本人说：“这块土地是我们的。你们休想夺走。”他们对自己的政府说：“这块土地是我们的。你们不能签约让给他人。”
中国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于1935年6月签订的北平协定，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何梅协定”，是中央政府签署的最后一个妥协文件。
学生游行示威半年之后，中国的团结面临真正的考验。
广东和广西的军事领导人早就有夺取全国政权的野心。现在，他们准备进军南京，并且打着抗日的旗帜，以取得全国的支持。北平的学生运动曾使日本震惊不安。而这个新的事态发展，日本却不怎么担心。它坐山观虎斗，希望中国打内战。
它谨慎地、拐弯抹角地给新冒出来的南方叛军以安慰，尽管他们是在抗日的口号下行动的。只要不同派别的军队相互厮打，中国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军火和精心训练出来的一些正规师就会在内战中耗尽，他们喊什么口号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北京街头高呼“停止内战”口号的学生，并不像当局所指责的那样，是暗中攻击政府。他们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的深刻信念：在日本的威胁面前，一切内部斗争都必须停止。不管口号如何，南方的造反行动毕竟没有酿成内战，因为广东人民完全拒绝给予支持。多年的割据局面，不战而结束，南方归附于中央政府。
那年夏天，完成了长征、最后到达陕北的红军部分部队开进了山西省，提出这样的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要求建立一个抗日国防政府！”
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日本人想要把他们的触角伸向中国西部的成都。他们派遣“调查员”去访问该市，准备在那里开设领事馆。他们一直坚持此事，尽管他们在那个地区并没有进行贸易，而且中央政府表示坚决反对。在成都街头示威的群众把这些“调查员”打成肉饼。
秋天，日本人组织了蒙古雇佣军入侵绥远省。他们遇到的不是谈判、妥协和中国人的撤退，而是坚决抵抗。包括中央军在内的中国部队在百灵庙取得了胜利。举国振奋，群情激昂。绥远驻军都是些实实在在的职业兵，他们迷惑不解地说：“我们不怕日本人，但是对这些每天越来越多的慰问团，该怎么办？给人家吃什么？学生呀、工人呀、妇女呀，各行各业的人，手捧着礼品，都是从哪儿来的？”
“这块土地是我们的！”华北人民感受到了这一点。“对保卫国土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歌颂呢？”这一堂课，军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当他们打内战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慰问团和自愿救护队，从未有人把他们叫作英雄，他们是无依无靠的人，现在他们第一次感受到：“这块土地、这些人民群众，是我们的。”
在上海、青岛和天津，也发生了极其重要的事件。日本纱厂的10多万工人举行了总罢工。罢工的要求是经济性的，但其背景则带有政治性。10多万中国工人声援绥远的将士们。他们的口号是：“我们为什么要受侵略者的剥削？”
这次罢工持续了一个月。虽然当局像对待当时的所有群众运动一样，对这次罢工也封锁消息，但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了，认为这是一件有着极其重要的全国性意义的事件。在青岛，日本的海军陆战队登陆了，以便对罢工的、半饥饿的纺纱工人进行威胁，其中大多数是女工。中国的每一个爱国者都认识到，这些衣衫褴褛的工人在带头领导着全国的斗争。那些受剥削最深、每损失一天的工资就意味着要饿肚子的人，对民族敌人斗争最坚决。在上海，罢工最有效地加速了一切阶级抗日爱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加强。全国救亡协会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负责保卫、援助和慰问抗日的罢工工人。参加委员会的有一位著名的刊物发行人、一位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两位律师、一位作家、一位教育家和一位有名的银行家。它预示着未来形势的发展。
政府原先动摇不定，如今已逐渐倾向于采取镇压政策了。它对日益高涨的抗日群众运动感到震惊，它的生存受到威胁。它接受了这个挑战，把救亡协会所有的委员抛入监狱，罪名是“危害民国”，最大的惩罚可以判处死刑。这次逮捕，使中国整个社会舆论哗然。在最高统治阶层中，军事总监冯玉祥将军和其他要员都公开表示反对。抗日统一战线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着。
在此期间，西北的红军和被派到这里来“剿匪”的军队之间的战争已经停止了。共产党的口号是抗日，而“剿匪”的东北军，其惟一的愿望是同把他们赶出家园的敌人决一死战。但是当局在做出最后的努力，把反共战役实际进行下去。新的部队派来了，结果吃了败仗。当局下令把不愿同共军作战的东北军调到其他地方。结果发生了戏剧性的事件。到西安督战的蒋介石大元帅被东北军扣留，强迫他接受统一战线纲领，其中包括要求释放在上海逮捕的领导全国救亡运动的“七君子”。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西安事变”。
据蒋夫人宋美龄亲自证实，当时流传的所谓共产党幕后策划兵谏之说是完全不正确的。急忙被召来进行磋商的共产党人坚持释放蒋委员长，从而证明了他们是诚心诚意想同中央政府共同抗日和停止任何内战的。
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悲剧性的内部军事冲突总算是避免了。委员长回到南京时，受到了中国历史上最热烈的、几十万人的欢迎，他们把他的释放看作是内战的结束。
蒋介石当了一阵子他领导的政府军队的阶下囚，最后在他视为头号敌人的共产党的影响下而获释，现在他有充分的理由来重新审查他的立场和政策。他似乎终于明确地认识到，他的整个权力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显然，如果继续执行他强迫东北军接受的那条路线，则势必导致无休止的内战，增加日本侵略的机会。人民群众对此普遍不满，使他的政权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如果他起来领导反内战的人民运动，有力地抵抗日本侵略，那么，他就能够在更牢固得多的政治基础上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样，他就可以真正成为全国领袖，一切阶层的人民都将集合于他的旗帜下。西安事变后，他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后来的岁月表明，不论从巩固他自己地位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他的选择是明智的。在对西安事变的反应中，所有的政治派别都说：“这块土地是我们的！它属于我们大家所有，任何个人、任何集团都不能出卖它的完整性，不能打内战消耗它的精力，不能剥夺我们参与保卫我们共同遗产的权利。”敌人就在大门口。只有各党各派结成民主联盟，共同努力，中国才能生存下去。
真正团结的第一个条件是对内实行民主，让每一个团体都有机会真正发挥其力量，为国家生存的斗争作出贡献。
中国人民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了。西安事变的结果是：政府和军队都面对着当时的这一迫切要求。
日本差不多两年来一直在阻挠中国人民的团结，结果是白费劲。这种团结之所以能够形成，有三个因素：
第一、中国一切阶级都日益认识到，进一步对日本屈膝妥协，那对中国一切阶层的人都将意味着毁灭。这种看法的主要依据是日本正对中国进行无情的侵略。统一战线的宣传使这种观点系统化，并且提出了行动纲领。
第二、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民主抗日团结的政策，自日本入侵东北以来，她使这种政策日臻完善。在西安事变中，东北军扣留了蒋介石，特请共产党人来进行磋商，从而使共产党的领袖们拥有了决定蒋介石命运的权力，而蒋10年来一直在想尽一切办法来消灭他们。然而，他们却毫不犹豫地主张释放蒋介石，让他继续掌权，这并非故作惊人之举，而是因为如果采取别的方针，就会导致内战。但当时全中国，除了不可救药的反动分子和卖国贼外，都迫切要求团结。
第三个因素是蒋介石本人。他的被扣留以及随后发生的事件使他认清了国内的形势。而过去，由于周围人的蒙蔽，他对国内的情况并不怎么了解。他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在以往的岁月中，他靠封官许愿，把一个个可能具有危险性的集团化敌为友，拉拢在他的旗帜下，从而建立了他的权力大厦，可是他看到，在这个精心塑造的结构中惟独没有那个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代表着民主和民族愿望的中国人民本身。日本把他逼得走投无路了。他清楚地看到，为了中国的生存，也为了他自己的生存，必须顺着潮流前进，而不能逆流而行。
全国采取了一个新口号：“拥护领袖抗日。”而国民党以前的口号则是“拥护领袖”。增加的字虽不多，却包含了中国政局发生的变化的全部意义。蒋介石曾经是无条件的“领袖”，但西安事变表明，他的权力是建筑在沙滩上的。而在西安事变之后，他则成为真正的领袖，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党派都听从他的号令。但这种领导是有条件的，它必须是抗日的领导、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相一致的领导。蒋介石过去是军事独裁统治的头目，惴惴不安地坐在充满内部矛盾的沸腾的油锅之上。而现在，他则成为领导着团结一致的人民为其生存而斗争的最高统帅。
这种变化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实现的。过去的遗迹是经过痛苦的过程慢慢消除的。释放政治犯的工作开始了，但许多人仍然被关在监狱里，其中包括 “七君子”。宣传抗日的出版物仍然不时被扣压。组织民众进行爱国活动的努力仍然遭到官方的怀疑和阻挠。这类事情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慢慢消失。
虽然西安事变的结果直到6个月后全面爆发抗日战争时才变得完全明朗起来，但所有了解情况的观察家都看到，转折点已经来到了。
对日本人来说，1936年的事态一定是说不出的令人惊恐不安。首先，新年前夕，他们分割华北五省的计划受阻于北平学生的游行示威。他们屏息等待着的内战并没有到来，而中央政府的权威反而进一步提高了。他们本来打算像吞并察哈尔的六个县一样，把绥远也吞并掉，结果却遭到激烈的抵抗。纺纱厂工人的罢工表明，大城市的群众开始采取行动了。最后，一场最大的危机不仅没有摧毁迄今已经实现的团结，反而使它更巩固了，抵抗侵略成为团结的基础和凝聚人心的原则。团结局面终于在中国实现了。
华北各省立即感受到了这种团结的效果。半自治的冀察政委会主席宋哲元一年多来一直消极抵制着日本所有的“经济合作”方案，即用中国人的资金，由日本人开发华北的资源供日本人利用。日本人确信他们能够最后迫使宋哲元至少满足他们的部分要求。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的：一旦发生危机，宋哲元将继续单枪区匹马地应战，中央政府是不敢给予支持的。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对华北的觊觎，自1935年以来第一次遭到不仅是宋哲元及其第29路军，而且是全中国的军政力量的反对。整个中国跟两年以前相比是大不相同了。日本人挖空心思为瓦解地方军队和政府而做出的一切努力全都白费了。华北不仅没有“独立”，而且迅速回到南京中国政府的轨道上。
面对这样一种形势，日本人的头脑里只有一个对策：挑起冲突，给以打击，然后静观反应。如果宋哲元妥协或者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则中国阵营内部将发生深刻的分化，甚至可能重新爆发内战。如果南京认为这个挑衅是考验其实力的一个挑战，因而出兵北方，那就很清楚，只有沉重的军事失败，才能遏制中国日益加强的团结力量。日本认为，使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遭受这样的失败，是没有多大困难的。这个计划万无一失。
这就是卢沟桥事变的起因，结果促成了全面战争的爆发。
自那时以来发生的种种事情表明，甚至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聪明也是有其限度的，甚至世界上最好的谍报组织也无法帮助一个国际强盗集团理解一个民族的新生、为保卫家园而战斗的千百万人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在此后的两年中，它占领了许多城市。它依靠其优越的武器，几乎在每一条战线都打退了中国军队。但它却未能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这种主力保持完整，以便最后用于反攻。
1937年7月7日，中国军队在卢沟桥抗击日军的进攻。
中国遗留着腐朽的封建残余，日本妄想利用这一点来迅速征服中国。诚然，它的确轻而易举地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它遇到了来自军队和来自人民群众的意想不到的强有力的抵抗。一旦出现人民的抵抗，抵抗就不会消失，而只会日益增强，尽管日本人采取种种残忍、恐怖的手段来进行镇压。中国人民之所以起来战斗，是因为他们从已经取得的胜利中知道，他们是可以战胜敌人的，是因为他们看到在许多地区，通过斗争改善了生活，减租减息，老百姓自己当家作主。中国人民之所以作战，不仅是为了取得他们在战前拥有的东西，而且是为了保住已经得到的东西。他们还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斗争，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不会赢得这场战争的原因。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中国4亿同胞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巨大的潜在财富，终于起来为自己的生存、为自己的未来而斗争。
他们不再是一些被追捕的小团体，不再是仅仅代表一个阶层，而是团结一致，作为一个民族，共同对付危及大家的生存和前途的共同威胁。他们以血与汗，以新的精力和新的信念说：“这块土地是我们的！”
但是，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艰难困苦的，是需要付出巨大牺牲的。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虽然当地中国守军顽强抵抗，甚至誓死保卫，但还是没有抵挡住日本人进入北平的脚步。7月下旬，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北平城南郊，接着出动步、炮、骑兵联合进攻。守军的一位军长和一位师长战死沙场。7月29日，日军攻占卢沟桥。当天，北平陷落。第二天，我目睹了天津也落入了日军之手。
从此，我的命运也更紧密地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连接到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