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了被日军占领的北平和天津，但并没有远离战争，而是更深地卷入了战火。由于无法进入上海，我被合众社派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从那时起，我从前线和后方两个方面报道战事动态。
还在去南京的火车上，我就尝到了挨炸的滋味。其实，我在天津就已经不是空袭的旁观者，而是亲历了南开大学被轰炸的苦难。此后，我经历轰炸的场面达数百次之多。
到达南京的第一个晚上，我在合众社的办事处过夜。半夜，我突然被震耳欲聋的轰炸声和高射炮声惊醒。我忘记了危险，一骨碌爬起来到窗前观看，只见防空系统的探照灯和五颜六色的曳光弹交叉照射。后来我下楼到外面去，看见了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被炸得血肉模糊、四肢不全，有的还完整），这时我才清醒过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学会了在宵禁的空袭声中睡觉。合众社在上海的总部还不时打来电话，我习惯了在忙乱中偷闲打盹。我再也不会由于担心害怕而彻夜坐着，不敢入睡。不管怎么轰炸，我照睡不误。这个本事对应付以后的许多危难是很有用的。
日本对南京的轰炸起初只是偶尔为之。它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进行恫吓，另一方面谋求休战，以求达到使中国投降的目的。在国际上，它请德国的外交官进行调停；在中国内部，它利用汉奸和失败主义者。在这些努力都失败后，它在1937年9月发出最后通牒并加紧空袭，有时日夜轮番轰炸。我清楚地记得，日本人有意识地对一家红十字会大医院进行轰炸，那里住满了当地的病人和来自前线的伤兵。他们的真实意图是想打击南京的士气，告诉所有有关的人：即使伤病员也不能幸免，也会在病床上被炸得血肉横飞。
我看到过一些伤兵，他们成为国际上禁用武器的牺牲品。芥子气把他们的皮肉腐蚀成许多干酪似的小洞，并深深地进入躯体，疼痛难忍。日本人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证，我后来在别的地方看到过许多。后来查明，他们还在中国试用过传播病毒的生物武器，散布了像鼠疫、炭疽等致命的病毒。
但是，南京的人民没有被吓倒。每当敌人的轰炸机被中国的战斗机或高射炮击中，冒着火光和浓烟栽下来并爆炸成碎片时，欢呼的人群总是不顾危险，冲向现场。有一次我还看见宋美龄站在敌机的残骸上。作为航空委员会的头头，她似乎是在工作。她倒不缺乏勇气。
作为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军政机关密集，到处是高楼大厦和林荫大道。在这里，处理紧急情况是由穿着漂亮制服的警察和宪兵负责的。每当响起空袭警报，他们立即静街，命令行人进入新建的公共防空洞里。这些所谓的“防空洞”，结构简陋，只不过是加了一个顶棚的堑壕而已，防备飞来的弹片和玻璃还可以，对直接扔下来的或者在附近爆炸的炸弹就不中用了，即使是对付轻型炸弹也不行。轿车和卡车都用绿色植物伪装起来，停在路边的树阴下。
1937年，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被派往南京采访。
图为爱泼斯坦（左）和《纽约时报》记者杜尔顿在南京。
日机在上海狂轰滥炸。
在南京市中心，乍看起来，似乎瞅不见在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的衣衫褴褛、补丁摞补丁的穷苦百姓。但我很快就发现了这样的人，原来他们住在涵洞管道里，或在空地上临时搭建的窝棚里。
即使如此，炸弹似乎也不放过他们。侵略者试图保留那些最豪华、最适宜于居住的地方，以便他们占领以后自己居住。在那些既有漂亮的宫殿似的建筑物，又有简陋木屋的地方，炸弹总是落在后者的身上。
不过，社会气氛慢慢地开始发生变化。原先，有两个南京。一个是趾高气扬的新首都，那里有宽阔的林荫道，有衣冠楚楚、戴着白手套的军官，自命不凡、懒洋洋地坐在名牌轿车里的高级官吏以及住在美式豪华套间里的大腹便便、忙忙碌碌的商人。另一个南京是老南京人居住的地方，那里变得越来越穷。现在，被击落的每一架敌机都是老南京和新南京的共同胜利，特别使穷人和难民感到欢欣鼓舞，因为穷人遭受战争灾害最大，由于家园被毁而不得不背井离乡的难民最恨侵略者。
1937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六周年，战时的南京举行了首次全市规模的群众大游行。来自北平和其他不久前被占领城市的学生们被允许进行公开的宣传鼓动活动，呼吁更加坚决地武装全民进行抗战，而不仅仅是依靠职业军人作战。首都强有力的电台第一次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它的歌词铿锵有力，具有动员力量：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如前所述，几个月以前我在天津第一次听到它，那时它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禁唱的。
在那个情况复杂的1937年9月，我还观看了北平和天津学生会话剧团的一次演出。他们来自沦陷的城市，在前线巡回演出。他们那些富有鼓动性的独幕“活报剧”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经历写成的。《保卫卢沟桥》描写了战争的爆发；《北平之夜》是沦陷后一家地下报纸编辑们创作的；《大鼓词》是在地道的农民音乐的鼓点下发出的爱国号召，是早期用民间艺术反映时事的一种激动人心的尝试，在后来中国的战时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战争不时被舞台以外的真实战争所打断—日本飞机俯冲下来投掷炸弹。一位歌手满不在乎地说：“在卢沟桥，我们经常听到敌人的炮声。”一颗炸弹在很近的地方爆炸，震得建筑物摇摇晃晃。他的反应是高喊：“看看敌人的暴行吧！什么东西都不能阻止我们，直到我们把敌人赶下海！”
我想采访学生领袖，记下了他的地址。一两天以后，当我去找他时，话剧团的一位女团员对我说：“他在宪兵司令部。”宪兵把他传唤去，借口是这个学生会没有登记注册，至今还没有放他回来。
这就是当时南京的情况，有好，也有坏。一方面，面对日本的侵略，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出现了结成统一战线、全民抗战的迹象；另一方面，当局专横霸道，肆意镇压，一如既往。不过，比以往略有收敛，这倒也是事实。昔日，学生一旦被捕，可能无限期地被拘禁，严刑拷打，甚至被秘密杀害。如今，他们被捕后，常常过一个星期就放出来了。
不幸的是，这种缓和的局面仅仅在战争的第一年维持下来，后来就不行了。
中国青年救亡协会无锡青年抗敌工作团在街头演出抗日活报剧。
由于同国民党达成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协议，共产党向南京派了一个常驻代表团。我第一次见到了它的公开的代表。虽然中共代表团的存在是合法的，但是国民党的官僚们不愿意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尽可能不让好打听的新闻记者们知道它的具体驻地。
我在去采访这些真实的红军长征战士们之前，总以为他们是一些表情严峻的老军人，经过10年的残酷斗争而变得疲惫和坚强，很可能难以交谈。
出乎预料，接待我的是一位清瘦的、个儿高高的、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穿着像学生那样的蓝色制服，年纪并不比一般大学毕业生大很多，能讲英语和俄语。还有一位军官，他长得颇为英俊，满脸笑容。两位都比我想像的要年轻和洒脱。这使我轻松自在多了，便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
1937年，爱泼斯坦访问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图为与中共代表博古（左）在办事处门口。
他们是什么人呢？那位文职人员自我介绍说是秦邦宪（亦名博古），曾任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那位军官是叶剑英，他曾任红军参谋长。（后来我才知道，博古曾经同毛泽东发生过尖锐的矛盾，并由于在领导长征方面犯有错误而被贬职。我很惊讶，我们当时谈得那么投机。）
那时的采访记录丢失了。但我发给合众社的通讯还保存着，上面这样写道：
中国共产党人驳斥了所谓中共“向国民党投降”的说法。他们坚持，他们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同国民党进行最充分的合作的，不仅在战时如此，在以后的经济复兴时期也将是如此，尽管国民党政府10年来一直想消灭他们，屠杀了许多共产党人。他们认为，抗日的民族战争，其性质是革命的。他们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压迫者国家的民族主义同为民族解放而战斗的被压迫人民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前者是倒退的，而后者是进步的。此外，共产党人相信，全国范围的抗日斗争将使每一个中国人懂得必须把自己的命运同更广泛的民族问题联系起来，因而愿意参与在政治上塑造一个民主的新中国。他们主张在人民有了这种新的觉醒的基础上把群众组织起来。
这个观点使中国共产党人把抗日斗争作为他们的活动和宣传工作的基石。由于担心在这个紧要关头社会斗争的加剧可能把有产阶级推向和平（妥协）营垒，甚至推向日本人的怀抱，所以中国共产党人现在主张，所有阶级携手合作，共同抗战。他们采取这个政策以后，便把反对这种合作的人斥责为叛徒。在他们看来，利用革命的口号和传统造成一种不团结的局面，只会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最卑劣的政治诡计……
共产党领导人向我保证说，他们的党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像国民党所要求的那样自行解散。共产党人之所以竭尽全力抗日，并不是因为他们“经过了改造”，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共产党人应该做的。
在此期间，持续三个月的上海保卫战继续英勇地进行着，但是并未能拯救这个城市。武装最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在防线上留下了很大的真空，使日军得以乘虚而入。
与此同时，以前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部队进行着运动战和游击战，在北方长城沿线的平型关，赢得了抗战以来中国的第一次胜利。他们的装备只不过是步枪，但就是靠着这些武器收复了原先被日军占领的许多农村地区。他们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对他们来说，真空地带就是敌人的后方。在那里，他们动员群众，组织新的武装力量，包括农民的民兵组织—他们的数目超过了正规军。
从战略的角度来说，国民党的考虑是用中国的正规军对付日本的正规军。在这一对抗中，在海陆空方面都有着精良装备的日本显然占有优势，上海之战就证明了这一点。共产党人则不同，他们的考虑是：中国军队加上武装起来的人民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同入侵的日军作战，在这一对抗中，日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并为中国军民所包围，他们可以采取伏击、迂回和逐步消耗敌人的战术。平型关的胜利显示了这一点。
中国军队于1937年8月14日下午4时
在上海由虬江路攻入四川北路，向那里的日本据点发起进攻。
国民党从其阶级本性出发，害怕人民群众武装起来并不断壮大力量，所以尽量冲淡平型关的胜利，起初甚至避而不谈。蒋夫人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我向她问到改编后的中国红军取得的这场胜利，她拒绝作答。她有很深的政治偏见。
上海沦陷后，日军越来越逼近，到11月中旬，南京的撤退开始了。
合众社转派我到武汉—位于长江中游的中国临时首都。我乘坐政府包租的一艘船前往。按照设计，这艘船只能载客几百人，但却上了3000人。中级官员四五个人挤在双铺船舱里，更低级的官吏则挤在简陋的隔间里和甲板上。在统舱里，伤兵们乱横七竖八地躺着，你压着我，我挤着你，由于高烧、疼痛或寒冷，呻吟之声不绝于耳。
我凑合着住在船上一间邮政局的小办公室里，同屋还有来自马达加斯加的一位国民党侨领和他七岁的女儿。这个小姑娘不停地起劲儿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已广泛传开了。
船上拥挤不堪，以至于甲板上的一位乘客站在船边小便时，不幸被挤得掉进了汹涌的江水里。幸而我们没有挨炸，因为天气一直雨雪纷纷，雾蒙蒙的。寒气袭来，冻得人发抖，所以人们宁愿冒空袭的危险，希望天气放晴，太阳出来。
如果我当时没有乘坐这艘船的话，也许会像合众社的年轻同事维尔登·詹姆斯那样，坐美国的“帕奈”号小炮艇离开。人们原以为它可能比较安全一些，其实不然，它也挨了日机的轰炸，造成了许多伤亡。日美两国当时还不是交战国，这次突然袭击，使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然而这并没能制止美国为了获得丰厚的利润而向日本出售进行战争所需的废铁和石油。
许多外国人见证了日本侵略者实施的南京大屠杀。图为被日军屠杀的部分南京市民的尸体。
日本同样还空袭了英国的“瓢虫”号军舰，造成的损失比较少，伦敦做出的反应甚至比华盛顿更加温和。日本是故意发出信号，试探它们的反应，意思是：不要挡我的路。这些低调的反应可能使日本得出这样的结论：可以把英美两国推一边去，它们最多不过抱怨几声罢了。
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陷落于日军铁蹄之下，日本人有计划地对它进行烧杀奸淫。大约30万放下武器的俘虏和手无寸铁的平民惨遭杀戮：日军用绳子把他们捆在一起，用机枪对他们进行扫射；把他们扔进长江里淹死；把他们砍头或活埋；把他们作为练习刺杀的靶子。总之，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杀害他们。在我认识的日本“南京大屠杀”美国见证人中间，包括南京大学教授瑟尔·贝茨和刘易斯·斯迈思、基督教青年会的乔治·菲奇和《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当时在中国的纳粹分子中有一个著名的商人，名叫约翰·拉贝，他也大为震惊并采取了抗议行动。他当时担任由外国人组成的安全区委员会主席，给柏林写了一份揭露真相的报告。由于这份报告，他受到了德国当局的斥责，因为当时正在酝酿德日联盟。
常驻南京的外国人的记录，包括长期保密的拉贝日记，以及当时的新闻报道、信件和图片，都是“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审判日本主要战犯时援引了大量中国人的第一手证据，对主要责任人判处了死刑。然而，时至今日，日本右翼的诡辩家们仍然力图缩小或否认所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日本的一些参与者挺身出来，为这些可怕的事实作证并表示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