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我从充满乐观气氛的武汉去前线采访，目睹了自抗日战争开始以来中国正规军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这一胜利使全国振奋，把高昂的情绪推向顶点。
台儿庄位于江苏和山东两省交界处。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作战时，远在北方的共产党游击队则切断日军的交通线，在北方拦阻敌人的增援。所以说这是一次联合抵抗的胜利。这一战役发生在国共两党合作相对较好的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时期，这种合作受到了历经10年内战的中国人民的极大欢迎。后来，国民党没有能把这种良好开端的合作继续下去，原因是蒋介石政府重新转向反革命和分裂。是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的发展，成为主要的斗争力量和民族胜利的希望。但这终归不能湮没台儿庄战役中国民党官兵的顽强和勇气。
我们去台儿庄采访的一行人可谓是意气相投、配合默契的最佳搭档。伊文思的电影班子刚刚来自战火纷飞的西班牙，在那里，他们拍摄了一部闻名世界的纪录片《西班牙大地》。在中国，他们正在创作另一部纪录片《四万万人》，它将产生同样的效果，解说者是美国电影明星弗雷德里克·马奇。该片将包括他们亲眼目睹的台儿庄战役情况，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区的情况。国民党不让他们去那里，他们设法把摄影机交给当地的一位摄影师，让他拍摄后把胶片交给他们。我们这一行人中还有那位有头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森，他刚从敌后共产党游击区访问归来。再一位就是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手下的曹亮。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上海的《中国之声》社。他在教会学校教书，是一位地下共产党员。这个人非常出众。我们之中还有来自国民党宣传部的人，他们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一个是官方的摄影师，他指手画脚，说哪些能拍摄，哪些不能拍摄。他把别人拍摄的东西用自己的摄影机复制一份，供新闻检查用。滑稽的是，我们的“总管”是大腹便便的西奥多·杜先生，他曾经是基督教青年会唱诗班的指挥，后来被授予战时准将。然而他一点也没有军人的味道，还有两站地就到达台儿庄的铁路交叉点了，他突然奔过来，惊恐地说：“我们不能再走了，我发现昨天这里落了一颗日本炮弹！”我们转身回去也许正合他（和他的上司）的心意。但是，既然已经到了今天和明天都会落下炮弹和炸弹的地方，我们就毫不在乎地耸耸肩，不理会这位“勇士”。
总的来说，局面还是乐观的，越接近前线，越是如此。战区司令部设在战略要地徐州（两条铁路干线的交汇处），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大炮的轰鸣声。在火车站的月台上，躺着大批奄奄一息的士兵，如果不赶快把他们撤到后方去，他们是很难活下去的。然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在城市的街道上却依然生气勃勃。墙壁上贴满了新的爱国标语。部队和当地应征入伍的新兵源源不断地行进着。平民生活仍然活跃如常。报童叫卖着报纸。身背广告牌的人照样宣传着正上演的戏剧和电影。学生宣传队自发地在户外表演话报剧。在公园里，妇女带领着儿童玩耍。尽管轰炸声不绝于耳，但这里的人们似乎比遥远的武汉更有信心。在武汉，人们担心徐州被突破后可能产生的影响；而在徐州，人们在期待着把日本鬼子赶走。
在战区司令部的门口，挤满了赶着猪来慰劳将士们的农民。我们在这里采访了统帅30万大军的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他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而是属于桂系。他的部队是从靠近越南的多民族省份广西（广西简称为“桂”，今为中国的民族自治区之一）带来的。
我们坐了半个小时的火车，离台儿庄更近了。我们吃力地步行到孙连仲将军的前线指挥部。孙将军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满脸胡须，由于前两周指挥战斗，缺少睡眠，显得过度疲劳，声音有点嘶哑。战斗的枪炮声依稀可闻，农民们照常在春意盎然的田间劳动。
次日，我们越过架设在古运河上的一个浮桥到了台儿庄。到处是瓦砾，尸横遍野，许多是阵亡的士兵，有一个是农民，在他那只伸出去的手臂旁边是一只死鹅（大概他是想把它抱到安全的地方去吧）。附近，还有一些躺在铁制弹簧床上的日本士兵的尸体，这是日军溃逃以前准备把他们拖到空地上去焚烧的，但是只来得及烧掉一半。
第31师师长池峰城指挥部队进行惨烈的肉搏巷战，终于把侵略者赶走了。同他的军阶相比，他还很年轻，只有30多岁，细长的个子，显得很精明能干。他的军服在战斗中已经破损得不成样子，所以换上了皮夹克和便裤。他的部队有70%的官兵在过去几个月的战斗中为国捐躯，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城墙已有一半被炮弹炸毁。在城外，有四辆被日军丢弃的坦克残骸。
台儿庄战役的一个特点是，这一仗主要是杂牌军打的。所谓杂牌军，就是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以外的部队。他们的装备很差，均来自边远省份，被蒋介石的最高统帅部所轻视。然而，事实证明，他们是勇敢、不怕死的。
1938年4月，爱泼斯坦作为美国战地记者赴抗日前线，采访著名的台儿庄战役。
图为爱泼斯坦（左）与荷兰著名纪录片导演佐里士·伊文思（右）
及其助手约翰·福尔诺，在一辆被击毁的日军坦克上。
中国军队攻入台儿庄，与日军展开巷战。
从地理上说，这表现了无远弗届的民族精神，因为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参与了这一战役。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是保存起来作为他的政权的支柱的，所以只是从远处打打炮，而且数量不多。
日本的高级发言人对他们在台儿庄的失败感到震惊，何况又是败在杂牌军的手里。他们采取了惯用的掩盖败绩的手法：在许多天里，他们不仅矢口否认台儿庄被中国人收复，而且还说什么徐州（台儿庄是它的前哨基地）从来不是日本进攻的目标。其实，徐州过去是、将来仍然是它必争之地。
台儿庄大捷是值得纪念的，这有许多理由。它是华北、上海和南京沦陷以后，中国在正面战场上从敌人手中收复的第一个城镇。它大大鼓舞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使他们相信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决心战斗下去，并且有能力取得胜利。
在国内，台儿庄的胜利受到普遍的欢呼：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在延安和解放区，在敌占区，人民莫不欢欣鼓舞。甚至连海外的华侨和世界各地的中国朋友，也为之雀跃。外国的许多人，包括官方人士，对中国能不能坚持打下去，曾经产生过怀疑，现在，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疑虑消除了。对日本侵略者来说，他们在台儿庄的失败使他们为之沮丧，他们军队的士气受到了打击。
日军虽然在台儿庄受挫，但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不死。在我们去台儿庄的路上，经过一处看来空旷的田地，一个孤独的日本伤兵在一个用毯子盖着的弹坑里不断向我们开枪，直到护送我们的中国士兵把他打死。他本来可以躲过我们的视线，但却故意寻求“光荣的自杀”。他显然深受日本军部的思想毒害，在他看来，落入中国人手里，必然被折磨致死；如果能够作为俘虏生存下来，那也是对天皇、对自己和全家人的一种耻辱。我们的一个中国同伴说，太遗憾了，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日语，否则的话，我们可以开导开导他。
卡尔森回忆说，在中共领导的战区，经常组织这样的工作。他见过一些被俘的日本兵，其中有些人起初也想自杀或故意让中国卫兵杀掉他们，但现在他们不仅还活着，而且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当他们被告知，可以重新回原来的日本部队，也可以留下来时，他们选择了后者。其中有些人还认识到，中国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日本发动的战争对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是有害的。他们冒着危险，用高音喇叭对战线那边的日军喊话，过去他们忠诚于天皇的神话，现在他们忠诚于新的思想。
台儿庄战役全线进攻时，中国军队将领身先士卒，率部冲锋。
在台儿庄战场上，中国军队阵地上的高射机枪正瞄准目标准备射击。
台儿庄取得了大有希望的、鼓舞人心的胜利，但是，在当时的国内形势下，整个战略决策没有跟上去。机动战和游击战在正面战场上并没有增加，而只是在敌后解放区进行着。在随后的一年中，国共两党的合作不仅没有加强，反而削弱了。国民党没有，也不可能有毛泽东那样的远见卓识。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这部纲领性著作中，阐述了抗日的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以及如何从防御最后转入反攻。这需要把全民的力量动员和团结起来，而蒋介石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是一心要保存实力，不用于抗日，以便将来打内战，巩固自己的权力。
1982年，我再次来到台儿庄。在一座大桥上，我问一位遇到的当地农民：“台儿庄的人还记得那场战斗吗？”这位农民看上去有60岁，但实际上已经80岁了。他放下在附近山上砍来的柴，然后回答说：“怎么能不记得？孙连仲的西北军是从那个方向来的。云南和广西部队的从那个方向来的……”说话间他指着不同的方向。“你当时有什么想法？”“中华大国不能灭。连八国联军都没有把我们消灭掉，一个小日本又能怎么样？”他提到的八国联军曾来中国对付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当时中国处于最软弱和羞辱的时代。老人家的话表明，经历了所有磨难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有不可战胜的信心。
但是当时，虽然台儿庄取得了胜利，周围地区的中国战线还是在1938年5月底开始明显地呈现崩溃状态。日军对徐州大举增兵，徐州在几周内就陷落了。
接着，日本侵略者开始向武汉推进。
1938年6月10日，蒋介石下令炸开从开封至郑州的黄河堤岸，企图用洪水阻挡日军前进。虽然使日军一部分机械化装备被洪水吞没，但并没有能阻挡多久，倒是中国的无数村庄被淹没，老百姓死了几十万。这同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毁坏乡村和田野的是日本人，而人民则是努力保护家园和田地。如果城镇被日军占领，他们奋力收复失地，重建家园。在台儿庄战役以后，两个战场的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不仅在战术上是如此，在基本方针上也是如此。
6月13日，安徽省当时的省会安庆被日本登陆队占领。次周末，当北方的洪水明显地使战事无法进行时，日军调集了20艘运输舰、大批海军和装载着150架飞机的几艘航空母舰，从上海溯江而上，对武汉大举进攻。按照日本的计划，长江战役将由各个兵种配合进行，除海军外，10个陆战师要沿着长江北岸推进，登陆部队将部署在长江南岸的一些战略要地。这些部队构成日军进攻武汉的左翼，这是日军进攻武汉的主力军。中国军队则部署在武汉以北的山区和长江两岸。日军有大炮，并得到海军和空军的支援。他们还配备有化学武器，在长江两岸他们经常使用毒气。而中国军队的大炮比敌人少得多。空军或略强于敌军，在打击日海军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化学武器和防毒装备却一点也没有，甚至连最简单的防毒面具都缺乏。
像在徐州战役中一样，日军这次战役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占领一个城市，主要还是为了吸引中国军队参加战斗，以便趁机消灭其主力，并使战争尽快结束。
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武汉最终还是要丧失的，但抗战将继续下去。他们相信，战争的最后阶段将是装备精良的中国新的军队进行总反攻。他们打算使中国军队的骨干力量保持完好，只用部分机械化装备来保卫武汉，其余部分则留在后方，以作为将来反攻时充足的打击力量的基础。就是说，中国将顽强地保卫武汉，发动局部的反攻，但不会在战术上不利的情况下拿中国的整个军队作孤注一掷。
这个季节长江异常高的水位，助了日军一臂之力。他们的大军舰可以向武汉开去。6月25日，中国空军成功地轰炸了集结在长江的日本军舰，几天中有多艘被击中，还击落了几架日本飞机。但是他们还是在继续向武汉进发。他们必须调集更多的兵力来前方对付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可他们发现，不仅不能从已占领的华北和上海、南京地区抽调一兵一卒，而且实际上不得不从主要战场调人去对付整个占领区像野火一样发展起来的游击活动。从内蒙古到广东沿海岛屿，所有的占领区都处在动荡不安之中。在八路军的大力支持下，边区的游击队扩大到了北平和天津的大门口，并进而发展到冀东和东北。在山西和河南，中国正规军利用敌人忙于长江战事的机会，收复了10个城镇。在山东，1000名流动散兵游勇打进了省会济南，并坚守了几天。游击队短时间占领沿海城市烟台时，美国的远东舰队正停泊在那里，这使日本人很恼火。在长江下游，以过去的红军为主力的新四军开始活动。在上海近郊，经常可以听到枪声。游击队在隔江与上海相望的浦东收复了许多城镇。8月13日，在上海战役一周年的时候，游击队竟然把一面中国国旗升起在日本军用机场的上空……
对峙中，日军正向中国军队射击。
整个9月份，各条战线和敌后都在进行激战。
长江南岸的码头镇是武汉防御体系中的坚固堡垒之一，但经过一周的战斗，还是在9月15日陷落了。半月之后，在北岸起着相同作用的田家镇也失守了。争夺这两个据点的战斗空前激烈，双方死伤数万人之多，不过中国军队伤亡人数超过日军一倍。到9月底，日军的另一翼打到了平汉铁路一线。但是，不论哪条战线上，日军都没有突破武汉的外围防线。日军的推进不但受到中国人在前线的猛烈抵抗，而且遭到敌后游击队的频繁骚扰。他们的时间表被打乱了。
但是很不幸，武汉以南中国另一大城市广州，先它而被日本军队攻占。广州的陷落加速了早就准备好的武汉撤退计划。像南京失守以后一样，中国的整个政府系统再一次向更西的地方迁移。当双方的军队在离武汉很远的地方交战时，这个临时首都的撤退工作就开始了。
我顺便从武汉去了一趟长沙。长沙是湖南省的省会、毛泽东的故乡。在那里，我目睹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革命精神的象征，这种象征虽然简单，但却很值得注意。尽管经过残酷的镇压，这种精神仍然不死。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人力车夫为了讨好乘客，总是拉着车小跑。在长沙则不然，他们最多是快步走。如果乘客要求他们拉着车跑，他们会放下车把说：“请下车，你自己跑吧！”这是多年以前强大而且好斗的人力车夫工会举行胜利罢工的结果，虽然这个工会早已遭到镇压，但它的遗风犹存。
1938年10月底，武汉沦陷，它作为中国战时临时首都的作用便寿终正寝。国民党上层向右转的趋势进一步增加。在汪精卫叛变以后，蒋介石再次声明抗日到底的决心。但是，内部的投降派并没有被清除出去。不过，中下层的积极抗日情绪仍然很高。
在武汉的外国记者中间，我并没有成为一个“最后的守望者”，因为我在1938年7月被调到中国的另一个大城市广州。那里也是一个主要的前线，经常遭到日本的狂轰滥炸。
在广州，我亲眼目睹了这个城市的陷落，不折不扣地是最后一个从战壕里爬出来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