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在战时国民党统治区域中既是一个士气高昂的城市，又是一个令人消沉的地方。说它士气高昂，是因为在日军持续狂轰滥炸、入侵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广州人民临危不惧。说它令人消沉，是因为政府高官尽管口头上高谈坚决抗日，但事实是：他们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日军一登陆，向广州挺进，那些达官贵人们便弃城而逃。
从1938年6月至10月，我在广州待了五个月，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日军狂轰滥炸，民间抗日组织风起云涌，最后是大撤退和这个城市的陷落。日军登陆后，中国军队曾经进行了短暂的抵抗，我在前线采访，了解到迅速瓦解的军事方面的若干原因。我离开这个被日军占领的城市，在农村待了一些时候，看到日军势力向农村扩展以及村民的反应。
我是在仲夏时分抵达这座名城的。当时，它是中国最后一个尚未被日本占领的最大的海港城市。自从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来，它多次面临外国的侵略和威胁，都勇敢地进行了抵抗。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它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两次革命的摇篮。一次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终推翻了中国的君主王朝；另一次是1924～1927年的革命，要把中国从外国列强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到东南亚和美洲谋生的华侨，大部分来自这个华南重镇附近，他们迫切希望自己的故乡和整个中国取得进步。
我一到广州，那里的人民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比北方的同胞矮小瘦弱一些，但是精力充沛，闪动着乌黑的眼睛，说话很快，声音很大。这样说话在别的地方可能被认为是情绪激动，而在这里则是平常的事情。
1938年的广州，爱国情绪非常高涨。日本飞机天天进行轰炸，还通过广播电台和散发传单进行煽动，说什么：“你们的政府为什么不派飞机来保卫你们？”但是，广州游行示威的群众要求：中国政府不要派飞机来，留下那些飞机保卫大武汉。由此可见广州人民的民族精神。
在我来到广州以前的几个星期，日本人把这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当作他们轰炸机飞行员新手的练兵场，因此他们要轰炸的目标常常没有击中，无辜平民却被炸死不少。在我抵达广州的第二天，有2000具平民的尸体躺在广州的河边。日军每次出动的飞机并不是很多，但是它们不断地轮番进行轰炸。6月6日，又有1500多人死于非命，这些男女老少被日机炸得血肉横飞，成为难以辨认的一堆堆骨肉。有些受伤的人被压在水泥板下，哭泣呻吟着。断壁残垣上的水管子还在淌着水，如同死伤的人的血管还在流血一样。
好几个夜晚，日机连续来骚扰，虽然投掷的炸弹并不多，但却不停地在人们的头顶盘旋，发出撕裂神经的呼啸声，使人不能安睡。沙面岛上英法租界的周围有一条小河，岸边聚集了许多饥寒交迫的群众，日夜守候在那里，桥上荷枪实弹的租界警卫不让他们进去。日本显然是想用空袭这种恐怖手段摧毁广州人民的意志，其残酷的程度只有希特勒对西班牙共和国的空袭可以相比。
但是，这个城市没有屈服。
虽然空袭曾一度使广州陷入瘫痪，但它很快挺起腰杆，给空中强盗做出了回答。最初，每次大空袭后人们总是撤走，后来，他们横下一条心，不再那么害怕敌机了。每次空袭只使他们增加一份仇恨而已。空袭不但没有使广州人民产生恐惧心理，反而大大地促进了爱国情绪的高涨和抗日组织的兴起，其规模之大在中国各大城市所罕见。我还记得，8月13日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向国家献金活动”，市内搭起了六座献金台，市民们纷纷解囊捐献，每座献金台前都挤得水泄不通。群众愤怒地说：“这就是我们对敌人轰炸的回答！”
由志愿人员组成的红十字救护队、消防队和童子军面对轰炸毫无惧色，不屈不挠地工作着。必要的服务工作没有中断。报纸照常出版。男女老少纷纷在户外聚会，为抗日捐款，女同胞往往把家里的珠宝首饰捐献出来。广州人喜欢的茶楼早晚仍然坐得满满的。由于香港供应商不肯冒着风险供应新片子，影剧院不得不继续放映美国的一些老片子。6月6日，住在伦敦的陈依范（他是孙中山时代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儿子）来广州举办反法西斯画展，参观的人很多，广州市长也参加了。画展所在大楼门前当天还有许多人在空袭中被炸死。这种气氛预示着以后几个月广州的群众组织将有更大的发展。
日机轰炸广州后的惨景
像在武汉等地一样，我在广州很快找到了一批同我意气相投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学生。在《救亡日报》的年轻员工中，有担任主编的夏衍和尚忠义。夏衍是评论家、剧作家、中国现代电影的先驱者，尚忠义曾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们当时不过30来岁，在报社却已称“老大哥”了。还有一批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年轻木刻家、招贴画家和漫画家，他们充满战斗力的作品经常出现在街头和各种会场。苗毅范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学生，身材修长，大约19或20岁，他准备到遭受日本入侵威胁的沿海一带去一趟。我请他回来后给合众社写一篇稿子。然而，他永远完不成这个任务了，因为那里霍乱猖獗，他染病而死。
6月中旬，日本对广州的空袭暂时平息了下来。国内外的注意力转向日军对武汉的进攻上。
在多处战场上，有一些国民党部队打得很顽强，但是，腐化的将领们总是使他们灰心丧气。当日军进攻长江上的马当要塞时，司令官正在城里宴饮作乐。由于群龙无首，这个江防要塞在一天之内就陷落了。日本军舰轻易地通过了这一宣称不可逾越的防线。其实，这条防线不仅防务部署得很差，而且其工事构筑也是伪劣的，不堪一击。
在随后的几周内，敌人的进攻缓慢了下来。这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国民党正规军进行了比较强烈的抵抗，二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和新四军（在长江下游一带）在敌后展开了风起云涌的游击战，牵制了日军对武汉的压力，使它无法向那里大规模增援。
另外，国际因素也起了作用。
日军企图试探一下苏联在同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接壤的边界一带的虚实，结果在张鼓峰（距离符拉迪沃斯托克不远）大败而归。东京的一个发言人无话可说，只能归咎于苏军炮火过于猛烈，日军难以承受。
由于通过陆路北进的企图受挫，东京总参谋部便转而采取一种比较有希望的打法：对西方国家在太平洋的阵地发动海陆进攻。保守党执政的英国本着“用甜言蜜语来消释怒火”的原则，同日本调情，提出在中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主张。在武汉，汪精卫敦促改善同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因为它们可能在促成中国对日本的具投降性质的“议和”方面担任调停人的角色。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采取“绥靖政策”的气氛日益浓厚，德国几个月前霸占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又被9月30日签署的慕尼黑协议所出卖。这些情况为日本壮了胆，使它敢于同时攻打武汉和广州。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一个孤立的海岸渔村的滩头登陆，开始了对广州的攻势。当地一个名叫莫希德的旧式军阀没有进行什么抵抗。他以作威作福和治军残暴出名。他同他的心腹军官们走私钨矿（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先运到香港，最终卖给日本。他由于防务松弛、抗日不力而被捕，交付军法审判。
敌人先头部队登陆后，建立了多个桥头堡，装甲部队接着涌入，在海军强大的航空力量的掩护下，分割包抄，摧毁了前进道路上的中国守军。广州东面的惠州被日军的炸弹夷为平地，据一位英国工程师说，“在中午两个血腥的钟点中，平均每10秒钟就有一颗炸弹落下”。
一周之内，日军就迫近广州。我和另外两个记者乘坐一辆出租车，在夜间到前线作了12小时不同寻常的采访。起初，我们跟着中国部队先向前走，后来突然向后转，以避开迅速反攻过来的敌人。
最初我们从城区向东前进，走了大约30英里，只看到大批中国军队，队伍整齐，像在检阅场上似的，没有战斗的迹象。最后，我们同几十辆维克斯牌轻型坦克走在一起，并有大批摩托车和一辆像灵车似的很长的客车，是参谋人员乘坐的。车上的军官让我们尾随其后，但是我们走在他们的前面。
突然，我们发现摩托车队和步兵向着相反的方向奔走。他们喊道，前面发现敌人，正用机关枪朝着一些不明真相的公共汽车扫射。那辆参谋人员的车和我们的车调转了方向。我们很快就走在后撤的中国机械化部队和炮兵部队的中间，这表明不会在这里设防抵抗，也许是由于敌人的两翼包抄获得了成功。
回到旅馆后，我们决定次日清晨再去前线。不料，我们所在的地方一下子成了前线。珠江沿岸出现了许多日军坦克，隆隆之声不绝于耳。远处传来爆破声，这是最后撤退的中国军队正在炸掉重要的设施。平民百姓也在仓皇逃走。
1938年广州遭日机轰炸时，爱泼斯坦（中间拍照者）赶到现场采访。
我冒险到城里看看，发现20辆日本坦克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大摇大摆地行进。作为这些坦克经过的象征，留下了弹痕累累的墙壁和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四个平民、一个漂亮女孩和一个士兵。基督教青年会外面的美国国旗上有两个弹孔。头顶上，日本飞机正在低空盘旋。
傍晚时分，日本的装甲部队完全控制了进入广州的公路。而在头天晚上，我们还看到公路上挤满了装备精良的中国机械化部队。那些幸存下来的部队不是通过广州城撤退，而是沿着广州－惠州公路的两侧撤走的。
几个小时以前，我们这几个乘坐出租车乱跑的新闻记者实际上处于随时都会丧命的危险之中。我们在凌晨四点以前一直与之同行的中国部队，在日本飞机的俯冲轰炸和坦克的轰击下，到拂晓时分已经所剩无几了。凌晨五时，开始了人与机械的殊死战。
白天在城里，我们偶尔碰到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出生的一位中国军队的营长，前天晚上，我们曾经让他搭乘过我们的便车。此刻，他显得很憔悴，军服也脱掉了。他说，起初他不相信日军坦克已经在公路上，因为下达给他的命令是：进入前面第二道防线的阵地。下面是他接下去的谈话。虽然我不可能记得他说的每一个字，但我清楚地记得他谈话的内容和精神：
然而，我们始终没有看到第二道防线。我们接到的新的命令是：各部队单独活动。这意味着，日本人已经突破了我们的防线。一个小时以后，日本飞机发现了我们。我们尽量隐蔽起来，对日机的扫射没有还击。后来，由于一些战士被打死，愤怒的战友们忍无可忍，开了火。
日本人决定歼灭我们。最初，六辆坦克向我们扑来，我们打掉了四辆。接着，大约有50架飞机轮番向我们轰炸。我们的战士把反坦克炮架在临时拼凑的竹子支架上，以便阻击。日机投掷了大约300枚小型炸弹，炸坏了我们的反坦克炮。战士们被炸得血肉横飞。到中午时分，我们这支500人的队伍只剩下275人。我们销毁了我们的重武器，越过田野，来到这里。现在，我正设法寻找我们司令部的去向。
现在回想起来，在日军登陆前后，广州群众的士气一直是高昂的。甚至在敌人进入广州一两天前，还举行了盛大的动员大会，高级官员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事实上，跟听众不一样，这些官员正准备赶快溜之大吉，在城内或在周围地区已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人民群众一时陷入了混乱。后来，他们的爱国心主要表现在不愿意生活在日本的铁蹄下，纷纷离开了广州。他们的行动之迅速彻底，是我在别处没有见到过的。
后来，广州周围的武装抗日活动逐渐形成，即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江纵队和相关的游击队。
在广州郊区没有从上而下照着模子组织起来的武装抗日活动，是由于当地军阀官员狼狈逃窜的结果。
在我写的《人民之战》一书中，对广州的陷落曾有这样的分析：
当中国向全世界显示了她的力量，而她的弱点几乎被遗忘的时候，另一个大城市像北平和天津一样，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就失守了。像北方的许多城市丧失一样，广州的迅速陷落也是由于国内分裂和对外妥协的时代留下的弱点所致。
不错，广东是采取了措施来组织和武装群众。根据官方数字，该省有30万人获得了枪支并接受了军训。可是，这支巨大的力量没有列入保卫华南的计划。为唤醒民众而热心进行的政治工作是很成功的，但却没有同抗击侵略者的战备工作有效地联系起来。结果，在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下，该省薄弱的驻军无法保卫广州。民兵是有的，但没有人来指挥。广东当局动员了人民群众，可是到了紧要关头，却把他们置之于脑后。不过，组织和训练群众的工作并非毫无意义，精力没有白费。这样的工作绝对不会是没有效果的。今天，民兵成了广东广泛开展的抗日游击活动的骨干力量。广东人民比他们的领导人更看重自己的力量，他们对自己的战斗力更有信心。
广州市的撤退工作安排得非常好，可以说是历史上空前的。几天之内，一座60万人的城市（正常人口是百万以上）就变成了一片砖瓦的废墟。据估计，日军进城的那一天（1938年10月21日），偌大的广州市顶多只有一万人。广州人宁愿离开自己的家园，也不愿向侵略者屈膝。在日本人占领几个月后，还没有迹象表明大批人将返回自己的家。这充分证明了广州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宁可过艰苦奋斗的生活，也不愿当亡国奴；他们坚信，日本人的胜利只是暂时的，战斗将继续下去。
日机轰炸粤汉（广州至汉口）铁路线。
从广州和武汉撤退后，中日战争的战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武汉过去一直是中国的交通枢纽，四通八达，联系着北方、南方和西部诸省。它的地理位置使它在南京陷落后成了全国的军事、政治、贸易中心。而在武汉陷落后，还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取代它的地位。在新形势下如何继续抗战，是摆在全国面前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在南京和广州、武汉陷落之间的那段时间表明，正规战的优势在日本人方面的话，那么，它也表明，中国军队可以成功地打牵制战，有时还可以发动有效的反攻。中国战斗力量的主力仍然完整无损，而且由于充实以新武器和实施新的训练方法而得到加强。最重要的是，武装起来的人民到处发动游击战，证明他们有能力阻止日本人对任何已占领的省份实行有效的控制。也就是说，中国军队从实质上看来并没有被击溃，而游击运动对日本在占领区的控制又构成了严重挑战。内地的交通运输、工业生产以及同海外联系的新路线空前地发展起来。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战线虽然还不够十分强大，然而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地要求继续抗战，直到取得最后胜利。这就是战争爆发15个月后中国向世界展现的图景，尽管她的一些大城市陷落了。
下面，我讲一讲当时我亲自观察到的广州市的某些情况，当然不可能很全面。
1938年10月27日至31日，我和美国自由投稿的摄影工作者雷伊·斯科特试图走出这个沦陷的城市前往香港，但是，未能成功，不得不返回。回到沙面英国租界内的旅馆后，我给合众社发了一条新闻稿。当时根据一项尚有效的协议，还能通过停泊在珠江口的美国军舰上的电台发送稿件。我在这篇稿件中写道：
我们在“无人区”过了四天，刚刚返回。我目睹了日军在一个荒芜的港口登陆的情况。接着来了三架日本飞机，追着我们轰炸了45分钟。我步行和乘船一共走了80英里。这使我有可能讲述一下广州沦陷后珠江三角洲的某些情况。
斯科特和我曾经试图经过一条小溪和小路出境，以便把首批关于日本占领情况的图片带出去。但是，日本人对三角洲的水路严密封锁，飞机不断进行侦察，还有武装舰艇巡逻，每个陆上据点都有上百人把守。
不过，他们对陆地的渗透并不很远。广州周围20英里的半径范围内实际上是无人地带，中国当局已经撤离，而日本人还没有占领。
在我们经过的十几个村庄中，人们都在热烈地讨论着两个问题：第一，日本人来了，怎么办；第二，如何对付蜂拥而来的难民。
距离广州不远的佛山郊区，布满一条一英里长街道的武装民兵把小股日军赶回了火车站。
解决难民问题的典型做法是：给他们一顿饭，把他们送走。
穿着蓝色制服的村自卫队员背着武装带，挎着步枪或手枪，检查来往行人和保卫家园。这个人数不多的组织很有效率，但是，同外界完全隔绝，又缺乏协调。距离广州只有10英里的一些村庄的居民不相信日本人真的进了广州城。甚至那些在附近的佛山打退过日军的人也坚持认为，他们打退的只是打着日本旗帜的汉奸。
这个地区似乎没有中国军队。只是在一个村庄里有一个分布很广的组织。那里有数十名沉默寡言的、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他们对我们的所见所闻很感兴趣，似乎在计划把农村地区分散的抗日力量组织起来并加以领导。但他们似乎也怀疑广州城是否那么快就已被日军占领，路过的难民都是在日军进城前逃出来的，所以也不能对此加以证实。
途中，日本飞机在我们租用的舢板船附近扔了几颗炸弹，他们似乎对任何移动的东西都疑神疑鬼。有一次，日本的巡逻艇在离我们只有10码远的地方开过，没有发现在草席船棚下蹲着的我们这两个外国人。
我们随身带着两支白朗宁45式手枪，这是美国军舰在斯科特的请求下借给我们的防身用品。如果我们想用这些武器对付日本人，那我们就该倒霉了。
最后，由于困难重重，我们不得不溜回广州，在沙面英国租界内的维多利亚饭店这个安全避难所栖身。从那里，我作为旅客登上了美孚石油公司的汽艇前往香港。
我随身带了两个大洋铁桶，里面装着在广州出版的全套《救亡日报》，这是报社编辑托付给我的，他们也到香港后，我就送还给了他们。这就是我对广州的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次效劳。
说到广州沦陷前十分高涨的群众爱国热情时，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宋庆龄的两次广州之行，因为她不仅使全城受到鼓舞，而且我同她的会见成为我自己以后整个生涯和活动的分水岭。
我在广州停留期间，具有高度原则性、受人尊敬而气质高贵、风度优雅的宋庆龄两次来到广州。她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遗孀。她在民族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亲临广州，是有深刻意义的，因为她在中国的两个重要时期都曾在这个城市生活和工作过。一次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古老的君主制以后，继续努力保持革命的势头；另一次是准备进行1924～1927年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大革命的时候。
她于1938年8月访问广州时，我没有见到她。但是，我通过合众社发表了她的一篇讲话。这篇讲话明确地表达了她的一些主要观点。她说：
12年来我第一次重返广州，为的是亲自看看广州人民抵抗日本野蛮轰炸的英勇精神。中国的力量蕴藏于人民之中。日本在中国发动的战争是全面的侵略战争—不分军民，所以我们惟一有效的对策是进行全民抗战。没有全民总动员，中国是无法取胜的。但是，甚至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一年以后，这一点仍然没有被充分了解。许多官员倾向于更多地依靠外国的力量……当国际局势似乎变得不利于我们时（如德国承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一手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满洲国”，还谣传英国和日本进行谈判），他们便绝望地说，一切都完了。当有迹象表明，日本将入侵华南，从而同英国发生矛盾，或者日本在中苏边界向苏联挑衅时，他们便说：“外国现在一定要进行干预了，我们得救了。”这是一种半殖民地弱国的心态，他们只能仰仗别国才能生存下来。这表明，他们对自己人民的力量缺乏信心。其实，只有人民的力量才能—而且必将—挽救中国……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动员自己的人力物力，将决定我们的胜败。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希望得到外援。我们对给予我们的一切援助，都深表感谢。
对于美国人民，我要说几句话：你们是同情中国的。但是，在前线杀死我们战士的子弹和落在广州手无寸铁的平民身上的炸弹是用美国的废铁制造的。日本的经济依赖着美国。这些事实应当向美国人民说清楚。
她接着像有先见之明似地说道：
今天，日本的飞机是用你们的石油飞来轰炸我们的。明天，日本的飞机将飞临菲律宾和夏威夷的上空。你们正在建立一支海军来对付外来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却正是不计后果的美国商界帮助造成的。
她接着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此，美国人民打算怎么办呢？在宋庆龄发表这次谈话两年半之后就发生了珍珠港事变。
我第一次同宋庆龄见面，是在她最后一次访问广州的时候。那是9月18日，即日本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国耻纪念日。“九一八”七年以后的广州，在这一天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人民群众的勇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日本飞机从海岸到广州，只需要一刻钟的时间。然而，成千上万的广州市民打着火把在夜晚的街道上游行示威。
苗条端庄、容光焕发的宋庆龄神态自若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虽然她的名声早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但我亲眼目睹她的风采，这还是第一次。她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后来的24小时内，我们就见面交谈了。宋庆龄认识一批中外人士，她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谴责日本野蛮轰炸的行径。她邀请我们组成了她在香港建立的“保卫中国同盟”广州分部。保卫中国同盟的任务是动员外国友人提供医药等方面的物资来支持中国的武装抗日斗争，特别是极为有效的游击战。游击战士们从敌人手中收复了许多领土。由于我报道了广州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我也被吸收到“保盟”广州分部中。在此之前，她已知道我经常给《中国呼声》写稿。《中国呼声》是她在上海主办的英文版爱国杂志。
大约一天以后，宋庆龄欢送印度国大党医疗队上前线，她邀请我参加了这一活动。这个医疗队是尼赫鲁组织的，宋庆龄同尼赫鲁保持着友好的通信联系。在这个医疗队中，有年轻勇敢的柯棣华大夫。柯棣华接替了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的工作，后来也牺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保盟”广州分部还来不及正式开始工作，广州就沦陷了。但是，我同宋庆龄、同保卫中国同盟和她的其他事业的工作关系持续了40多年，并且成为我以后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最后，我应她的要求，在她身后撰写了她的传记。1981年，在临终前夕，她被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不过，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这里，我们还是回到1938年底，在广州陷落以后，我便前往香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