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35年中国红军从南方向遥远的西北进行万里长征时，它在福建、江西和安徽留下了一些部队。这些部队人数太少，不足以继续控制以前苏区任何重要的地盘。它们的任务是建立新的运动中心，并保持人民的革命传统。这些坚强的战士分成许多小股游击队，以几省边界一带人迹罕至的山区为根据地，使中华苏维埃的旗帜继续飘扬在中国东南和中部各省许多分散的据点上。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使中国对日公开宣战。在反对入侵敌人的斗争中，共产党被正式承认为国民党的盟友。一向主张和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日的中国红军置身于全国军事力量总司令的指挥之下改编为八路军。在中国东南部和湖北北部的红色游击队得到命令，他们也要编入统一的中国军事系统中。于是，他们从各自的据点下来，集结在各处进行改编和训练。
把分成小组、战斗在长江两岸山区的15000名游击队员集中起来，是很困难的。许多地方，交通不便。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消息和政府的命令传到那里，是需要时日的。在某些情况下，当他们下山接受改编时，反而遭到所在省军事当局的袭击并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因为他们不相信内战已经结束了。有些游击队长期同外界隔绝，不理解党的新路线。一直到了1938年1月，这些游击队才最后完全集中起来。根据中华民国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他们改编为新四军。
新四军军长叶挺曾接受过爱泼斯坦的采访。
紧接着，我采访了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根据他提供的资料，当时被改编为新四军的武装力量包括：来自闽西的2000人，来自赣南的1500人，来自湘东的1200人，来自浙闽边界的2000人，来自鄂北的4300至5000人。所有的游击队都保持过一小块苏维埃地区。
新任军长叶挺将军是1925～1927年国民革命中著名的卓越将领之一。虽然他参加的起义最后导致红军的建立，但他并不是共产党员。在中日战争爆发以前的10年中，他过着隐居生活。而担任副军长的项英，工人出身，早在1923年平汉铁路大罢工时就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他曾当过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当红军开始向西北长征时，他是留在华南的最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
我是在汉口采访叶挺将军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司令部设在以前日本人的住所里，地上铺着日本式稻草垫，炭火盆抵挡不了长江冬季寒气的侵袭。这位身材魁梧的广东人，脸庞丰润，生气勃勃，以勇敢过人而闻名。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讲述了这支新的军事力量的性质及其重要性:
“我们的人都是老战士，过惯了艰苦的生活。面对武器装备处于优势的敌人，已经习以为常了。过去这些年，他们常常挨饿，有时不得不吃草充饥。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这就是他们能够生存下来的秘密。”
“新四军是一支在长江两岸进行游击战的流动部队。战士们正集中在这里进行训练和调整，然后开赴前线。作为一支军事力量，新四军同八路军没有任何联系。这两支军队都接受全国军事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当然，我们的许多指挥员和战士由于是共产党员而同八路军有联系。”
早春季节，偶尔可以看到这支新军的小股部队行进在汉口街头。这些战士久经风吹雨打，赤脚露膝。他们行动敏捷，像全世界的山林英雄一样迈着大步。他们穿着灰色土布军服，没带任何符号。他们边走边喊口号或唱歌。
5月初，当日军围攻安徽亳州的时候，新四军奉命在皖东的长江两岸作战。它被限制在这个地区。这是顾祝同将军管辖的第三战区，即皖东南的一小部分。长江以北的地区多山，适宜于进行游击战，而长江以南的皖南是一个大平原，水道纵横，湖泊杂陈，实在不是游击战士的用武之地。这里没有天然屏障可以隐身。平坦的地形使日军的汽艇和机械化陆上运输工具实际上可以到处畅通无阻。日军的飞机可以发现并摧毁游击队任何明显的集结活动，可以侦察到他们的根据地，进行不停的骚扰。新四军70%的兵力就是集中在这样一个危险的地区。它的主要基地、训练学校和医院全都建立在这里。过去一年间，它在这里每天至少同敌人交战一次。这种经常不断的战斗往往使它打到距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不远的地方。
八路军拥有数十万兵力，主要是在它从日军手中收复的地盘活动。新四军则不同，它的活动被限制在一定的地盘内，要受在它到来之前早已建立的军政当局的管辖。在华北的许多地区，八路军和自己组织起来的游击队是单独作战的。新四军则是东战区诸种军事力量中的一种。它必须接受战区司令部的命令，仰赖它的财政和给养。在兵源的补充方面，它没有华北游击队那种自由。在争取群众支持方面，它不能像边区政府那样，实行民主政治改革，或下命令减租减息，减轻人民负担。新四军只能通过自己的言行，向人民表明日军是可以打败的。它教给人民提高生产和增加收成，并为他们免费医疗。当租金和利息过分抬高，而地主和高利贷者又拒绝减少时，新四军便鼓励农民救国会进行抗租抗税斗争，理由是，战争的负担本应由各阶层平均承担，但富人并没有承担自己应有的份额。
战斗在长江南北的新四军部分将领。右四站立者为陈毅。
访问过新四军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说，新四军通过这些活动，赢得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的支持。但这里的民主改革、群众组织、战时教育和群众参加抗日等工作，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赶不上晋察冀边区，后者在真正贯彻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口号方面堪称模范。
由于东战区限制民主抗日群众组织的发展，结果这里土匪猖獗，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这个问题，北方早已成功地解决了。在主要战场西移后，长江下游一带留下了大批半匪半兵的“游击团伙”。他们往往受雇于日本人，虽然偶尔也打一下日军，但经常危害人民群众。新四军认为，要取得人民的信任，必须立即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它采取行动的头几个月，对土匪和日军同时发动了一些进攻。像北方的八路军一样，它也开始采取政治手段，分化瓦解土匪，争取其下层投向人民。但是新四军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主要原因是群众组织没有普遍建立起来；其次一个原因，是长江下游一带的土匪团伙并不像北方那样是一大批散兵游勇，而是由在大城市敲诈勒索的流氓领导的人数不多、组织严密的匪群。新四军在它活动的区域内迅速地镇压了或赶走了这些匪群。但在东战区的其他地区，土匪仍然猖獗。
在新四军内部，也碰到了许多困难。“我们最大的成功之处，”我首次采访叶将军一年后又见到他时，他对我说，“是我们把许多小股游击队融合成一支统一的军队。我们的战士多年来小股活动，分散作战，什么事都是大家说了算。人人都互相熟悉，计划是一块儿讨论的，实际上没有什么正式的纪律。改编为新四军后，游击队员们必须识别不同的军衔，服从他们不认得的人的命令。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严格的军事纪律的约束，这是他们以前不习惯的。大部分战士原来是农民，大规模组织的概念对他们是陌生的。在老战士中，有许多人反对这种‘侵犯民主’的现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全军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政治宣传和教育活动。政工人员向每个战士解释，从内战时期那种小规模游击战过渡到组成大规模抗日流动部队，在我国革命中是一个进步。每个战士的革命职责是使自己适应这种新的组织形式。这种方法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的纪律不是机械式的，不是独断专行的，而是建立在我们战士的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之上的，自觉自愿遵守的。”
“不过，”他说，“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克服了过去打游击时的那种习气。我们仍然存在问题。”
当我要求他更详细地谈谈这些问题以及准备如何解决时，叶挺望着我笑了。
“你看过《夏伯阳》这部苏联电影吗？”他说，“我们就是那么做的。”
新四军连以上的所有单位都设有政委或政治部。他们的这个制度同北方的八路军和游击队是一样的。政委是他所在部队的组织者和教育者，责任是保证这个部队成为有觉悟的、战斗的机体。他不仅有权监督战士，也有权监督司令员。作战方案都是在他参加之下做出的。他既有很大的权力，也有重大的责任。一旦定出作战方案，军事指挥员就下命令。政委对它的执行负有责任，必须带头贯彻。
著名的美国战地记者杰克·贝尔登对新四军一次典型的进攻作了这样的描写：
“连长大声发出命令。政治指导员拔出毛瑟枪喊道‘跟我来！’全速冲在前头，战士们紧随其后……”
政委为什么要参加军事决策？项英本人不是军人，而是一个工人和工会组织者。他对贝尔登作了解释：
“革命者在其工作中学习的策略战略类似于军事行动中采用的战术战略。因此，一个出色的政治战略家也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指挥家。技术专家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工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战略家。而搞政治的人可以很快地学会军事战略。不过，他必须向专家请教如何使用步兵和炮兵。”
“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我们的领导人感到责任重大，急切地想尽到自己的责任，因此，我们全力以赴地完成任务。这就是为什么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不如我们能干。他们是按照作战方案行事的，成败关键在于作战方案，而不在于他们自己。”
据叶挺说，政府其他军队的军官90%出身于富裕的、有知识的家庭，而新四军的军官和政委70%是工农出身。这就是为什么新四军的指挥员和战士可以毫无困难地过同样生活的主要原因。新四军的军饷每月为1.5元至5元。官兵每日的伙食标准都是一角钱。每月可领5元军饷的，除最高级别的干部外，还有一部分在新四军宣传部门工作的日军战俘。
新四军从政府得到的财政补贴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们得到同别的军队同等的待遇，”叶挺说，“我们就会获得两倍于或三倍于目前的津贴。只是由于我们的军队来自劳动人民，我们还能勉强度日。政府的拨款仅够伙食费和部分装备费。政治工作、战地医院和后方医院、教育等方面的预算由我们自筹。新四军同当地行政当局没有直接联系，所以不能从其税收中得到一分钱。它的一些特殊用款必须依靠本军士兵和中外同情者的自愿捐献。这方面的捐款数目是有限的。”
新四军不征兵，来这里的都是志愿兵。有些申请者被拒绝了，其原因有三：他们来自别的军队；他们来自中央政府未授权新四军接受兵源的地区；新四军认为他们当兵不是出自抗日的真诚愿望，而是别有图谋。新兵进行彻底的身体检查后，才能入伍。如果有人被发现身体不合格，则根据他们的健康情况另行分配适当工作。
新四军教育每个战士了解抗日的目的，决不可忘记为人民而战的宗旨。
贝尔登把新四军战士守则译成了英文。他根据自己的亲眼观察，他们的确是身体力行的。三条基本守则，第一条是：抗战到底，绝不投降，绝不妥协。第二条是：服从命令。第三条是：新四军的所有战士必须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人民，尊重他们的利益和风俗习惯。
六项规定要求战士必须保管好自己的武器，爱护住户的家具和瓷器，守秩序、有礼貌、勤劳、干净。
实际上，新四军的守则有10条，像八路军的守则一样，也是从红军继承过来的。它规范了个人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10条守则如下：
1、离开老乡家时，把用作铺板的门放回原处，收拾好各种东西，把垫铺的草捆好，送还原主。
2、把地打扫干净。
3、说话和气，不要大喊大叫。
4、买东西，照价付钱，不讨价还价。
5、借老乡的东西，要归还。
6、损坏东西，要赔偿。
7、大小便，必须去厕所。
8、洗澡时，回避女人。
9、部队内外，随时随地进行宣传。
10、不杀俘虏。
最后一点被认为十分重要，违反者要枪决。所有战士都学会几句日语口号，以便向敌人喊话，要他们投降。这些口号的内容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是兄弟；日本军国主义者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不伤害俘虏。新四军有许多日军俘虏。他们受到良好的待遇；他们的月薪和福利比许多中国军人还要多。其中一些人用日文写宣传品和信件，劝说他们的同胞不要打中国人。
我们简单地介绍了组建新四军的前后经过、它的任务、困难和训练情况。现在我们谈谈它是如何打仗 的，以及作为一支活跃的抗日游击力量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果。
新四军完成训练后，分成四个师，分别命名为团结师、前进师、勇敢师和抵抗师，于1938年4月27日离开皖西颖水根据地，开赴前线。5月10日，他们抵达南陵。5月16日，他们分成小股力量，沿南京－芜湖铁路潜越敌人防线，首次同日军遭遇。长江一带的日本驻军已经减少，调了许多兵力去增援徐州周围进行大的战役。日军只占领了较大的城镇，让骑兵和摩托化部队巡逻其间的公路和铁路线。当新四军渗入南京附近时，日军毫无觉察。只是当新四军的便衣人员潜入这个沦陷的首都，往墙上贴标语口号时，他们才意识到，他们对这个地区的占领受到新的严重威胁。
从5月16日起，新四军活动频繁，同敌人天天发生小规模战斗，不断向群众进行政治工作。南京和芜湖一带遭到了难以描述的破坏，日军无恶不作，致使生灵涂炭；土匪横行乡里，像恶狼一般，抢劫百姓。老乡们只求过安稳日子。他们认为，穿军服的人，不管来自何方，只会使他们遭殃。新四军花了很多时日，才使老百姓相信，它的确与众不同，它真的是来为他们而战的，并教会他们起来自卫。它不是用美丽的空话，而是用实际行动使他们信服的。当它的部队到村里时，不是吵吵嚷嚷，挥舞着武器，要食品，要住房，要劳役。它避免了军民之间经常发生的摩擦：中国士兵打仗打得筋疲力尽，进村时饥肠辘辘，而老百姓则对他们关上大门，因为群众的粮食也没多少了，不是士兵挨饿，就是他们自己饿死。新四军进村，却不一样。它先派一个不带武器的代表去同群众代表商谈，说明它要的东西是会付钱的，而且果然言而有信。当群众给指挥官送来猪、鸡等慰劳品时，竟被谢绝，这是他们料想不到的。军队吃的东西，是出钱买的。而且部队首长还请农民吃饭，请他们给队部的行为提意见。现在，老百姓是主人，新四军是对他们负责的，而且要尽到自己的责任。
新四军起初是零星地同日军交火，后来转而有计划地袭击敌人的运输线和摧毁敌人的装备。从5月到10月，它给自己确定的特殊任务是：阻挠敌人对徐州的大举进攻。我当年在写报道时，面前摆着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封面上是一幅游击队员的黑白画。这是新四军司令部发表的关于那几个月行动的正式报告。在第一页有一张统计表，介绍了新四军从1938年5月16日至9月27日的军事活动情况。这些数字是根据各个部队的报告统计出来的。这个统计表，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新四军不断地、无情地骚扰了敌人。叶挺对我说，新四军实际上每天都在打仗。统计数字证实了他的话。在统计的130天中，同敌人交火108次。
第二点，是由于战斗局限在运输线一带的小冲突，所以双方伤亡不大。新四军采取了伏击和突袭的战术，它的伤亡比日军更少。据统计，四个月中，日军死892人，伤583人。游击队的伤亡仅为日军伤亡的1/10略多。鉴于外国军事观察家认为华北游击战的伤亡比例就是如此，那就没有理由怀疑采取同样战术的新四军取得相同的战果了。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关于敌人物质损失的数字。这些数字令人信服地表明，对一支现代化、机械化的军事力量采用游击战术，不仅可以造成它的人员伤亡，尤其可以摧毁它的贵重装备，使它无法利用其优越的机械化力量，使这支打正规战屡屡获胜的军队无法在其占领的领土上行使有效的统治。从1938年5月至9月，新四军破坏了敌人的两列军用火车、120辆卡车和运兵车以及六艘汽艇。它炸坏了64座桥梁，扒掉了五英里多长的铁轨，破坏了50英里的公路。它缴获了1281枝步枪、47000发子弹、大批钞票、许多卡车的军用物资，俘虏了590名日军和伪军。贝尔登报道说，新四军司令部军官称，到12月，单单是在长江以北就破坏了150辆卡车，而我在1939年1月采访叶挺时，他说缴获了3000枝步枪。
各个部队的战果是辉煌的。例如，“团结师”7月11至16日在南京附近破坏了九座公路桥梁。7月30日他们在高资击溃了一队日军雇用的警察，并缴获了他们的武器；炸毁了京沪铁路的一段，以致镇江和丹阳之间的交通中断了三天。8月12日，该师直接袭击日军的堡垒时，曾经进入句容这个离南京不远的镇子。8月24日，他们到了南京以南三英里的金陵门。直到敌人派了20辆坦克来迎战，他们才撤退。次日，他们炸坏了一段公路，当日军派少数工程兵来修路时，他们又发动袭击，予以消灭。这个师后来不间断地打这里攻那里。新四军在5月到10月打了108次小战役，“团结师”占了48次。
8月，“前进师”使敌人的一列军车出轨，炸沉了一些汽艇，迫使2000名日军讨伐队退回基地，未能完成其惩罚任务。在它活动的地区，日军在铁路视线所及的范围内砍倒了所有庄稼，烧毁了所有房屋，以消除游击队袭击铁路线的一切可能性。他们枪杀了数以千计的农民，强奸了他们的妻子。“前进师”帮助这些被激怒了的老百姓组织起来，以便反击敌人。访问过新四军的外国人说，农民们对他们讲了这样一些情况：“以前，两三个日本兵就可以来村里要女人。现在他们不敢来了，除非大批人马带着机关枪来。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好好收拾他们一顿。现在他们来的次数少多了。当小股日军来时，农民自卫队动用全部力量，包围他们。当日军来的人很多时，农民游击队便分成小组活动，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使村里的群众有时间安全转移，运走所有的食品和个人的财物。”
“抵抗师”的一部分在长江北岸活动。9月15日，它在安庆－合肥公路上炸毁了许多日本坦克。第二天，它又截住了一大队运输补给品的卡车，毁坏了其中的40辆。由于新四军破坏了安庆－合肥、合肥－黄梅的公路运输线，进攻汉口的日军不得不把其右翼的攻势推迟好几个星期。新四军后勤部门的一位高级军官后来访问香港时，对新四军在长江下游一带九个月的活动作了这样的总结：
“首先，有了一支强大的、组织严密的军队，随时准备打击日军防务薄弱的环节，从而迫使侵略者不得不在交通沿线和战略要地部署大量兵力，否则，这些兵力本来会沿浙赣铁路西进的。其次，随着我军活动的扩大，当地村镇居民被加以训练，组成自卫队，采取调查户口等措施，使敌特、汉奸无法来这些地区进行侦察。此外，当地人民全力支持抗日斗争。
如果乡绅和财主投靠日本人，就会失去对当地的领导权。由此可见，虽然这个地区被日军占领，但在政治上，它并不巩固。第三，新四军还担负起领导群众发展文教卫生事业的任务。各师的政治部保证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建立学校、扫除文盲的工作蓬勃开展起来，大大超过往年。新四军医疗系统不仅为伤病员建立医院，还促进群众保健事业的发展。”“如果群众愚昧无知，消极被动，在这样的地区，游击队是无法有效地开展活动的。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就是加强战斗力。这样，最后胜利才有依靠。最后，我们的战士勇敢无畏地坚持斗争，不顾长期生活贫困和艰难险阻，不断打击侵略者，取得胜利，这深深赢得了附近地区友军的钦佩。我们缔造了一支模范的军队，使其他军队也可以得到鼓舞，从而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战斗力。这种‘竞赛’和对比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新四军确实是一支统一战线的军队。它的富有战斗精神的队伍主要是由以前红军游击队员组成的。它的辅助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军队的效率，使之能够改造它所活动的整个地区。在这些辅助事业中，有四项是特别值得一提的。第一是军队建立的小工业群，这是上海工人和技术人员努力的结果，他们不辞辛苦，跋涉到内地，而不愿待在上海向民族的敌人出卖自己的技术。第二是军队的培训学校，培养了许多指挥员、政委、军工人员和其他军事工作者。在这些学校执教的不仅有新四军自己的将领，而且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教育工作者。第三是新四军的政治工作队，它们向群众传播了文化。它们是由男女青年组成的，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大城市的学生。第四是医疗服务。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一批富有献身精神的医生创建了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军事医疗服务系统。
关于新四军创建工业基础的故事，其本身就是生气勃勃的中国的一部史诗。它几乎完全是白手起家。在许多情况下，机器和原料都不得不临时想办法。要生产棉布，可是只有短纤维粗棉，这种棉花通常是不用于纺织业的。金属要靠收集废铜烂铁，或者从敌人手中缴获。但是，新四军的合作工厂照样进行生产，它们归劳动者所共有。这些工厂除了生产许多种商品外，还向军队供应弹药，如手榴弹、地雷，向医院供应医用棉花、毯子、绷带和一些手术器械。这些小工厂能够生产这些东西，实在值得新四军自豪，而且它们每天还可以制造一枝漂亮的步枪。营养不良的士兵和难民普遍患有疥癣，治疗这种病使用的硫磺膏急需凡士林，医生们便建立了一个“化学工厂”，从扁豆籽中提炼出代用品。合作印刷厂印制宣传品、教科书、部队的《抗敌报》和《火线报》、群众团体的《救国报》。创建这些工厂的工人真是了不起的劳动英雄。他们到工厂上班，就像上前线打仗一样，深知必须增加生产，发挥更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便打击有优势武器的敌人。这些工厂是部队弹药和医药的主要来源之一，工人们是部队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对象之一。在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他们是新四军前方战士的真正战友。
叶挺对我说，新四军司令部所属的战地军政学院约有1000名学员。他们将被培养成部队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学员中既有在战斗中表现出色，需要提高理论水平的老战士，也有从长江以南各省招募来的新战士。其中半数以上是来自上海的产业工人。将来担负军事领导工作的学员，70%的时间学习战术和进行运动战的实际演习，其余时间用来学习政治。将来从事政治工作的学员，时间分配比例恰好相反。他们用较大精力来深入了解中国革命的目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国际政治形势。但他们也用30%的时间进行强化军事训练。学院是按照军事原则组织起来的。它分成九个连；五个连培养军事干部，二个连培养政工干部，一个连培养军事工程干部，还有一个连由妇女和少年（被人叫作“小鬼“）组成，培养护士、卫生员和宣传员。
像八路军一样，新四军的教育工作只有一小部分是在学校正规进行的。在新四军，人人都在学习。文盲学习认字写字。那些已经掌握基本文化知识的人则继续深造。不管识字不识字，都得听政治课和学习游击战术。人人都要学几句日语，以便对敌人进行宣传工作。他们不仅在根据地学习，在前方也学习。在战斗的空隙时间宣读最新消息。他们不间断地在露天学习和讨论。
新四军的政治工作队由300名男女青年和30名少年组成。他们演戏、唱歌，活跃战士的生活。他们为后方和开赴前线的军队书写富有战斗性的标语口号和墙报。他们对医院的伤员进行宣传教育，表演节目，并以歌咏、快板、独幕剧等形式把抗日斗争的信息传达给群众。当这些宣传工作引起群众的兴趣时，他们便进而帮助大家组织农、工、商、妇、青等各界群众团体。这些话剧和歌曲的内容是如何进行斗争和组织群众，还有抗日战士（通常是军队的英雄）的勇敢事迹，如何识别汉奸，军民如何互相帮助。政治工作队的艺术的确称得上是艺术。它深入客观实际，了解当时的迫切问题，同人民心连心。它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之积极行动起来。工作队的剧作家、演员、画家、作家、歌唱家都喜欢自己的工作，创造性地充分利用了他们的有限设备，因为他们深深懂得，他们的活动是生活和斗争的一部分。
最后是医疗服务。新四军在这方面的工作比中国任何其他军队都做得好。医疗服务的核心是来自南京中央医院的八位既有学问、又有经验的医生和一些熟练的护士。就在这个人数不多的核心的基础上，再加上这八位医生带来的600元钱，便渐渐形成了一个医疗系统，包括司令部的一所后方医院、一个医疗培训学校、几所师级医院（共有几百张床位）、一些化验室（可以验血、验尿、进行显微镜检查）、一个营养食堂，以及同情者捐助的X光机和一些手术器械。这是长期无私奉献、精打细算、使有限的经费发挥最大效益所取得的成果。这些医院设在风吹雨打的破庙里，一块木板支起来就是病床，化验室位于茅屋中。没有瓶子，他们就用竹管代替。他们动员锡匠，用原始的工具打造蒸馏器、保育箱、消毒器。
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它同人民一起战斗，为人民而战。它的医疗系统不仅供军队使用，而且为整个地区人民服务。
曾在新四军采访的史沫特莱女士写道：
“军队在这里一开办医院，群众就把伤、病人员从几十里以外的地方抬到这里来。军队战士多年营养不良，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我发现，在125医院里主要是这样一些病：疟疾、肺病、痢疾、天花、胃溃疡、腿部溃疡、上呼吸道感染、疥癣（90%的战士有疥癣）、沙眼、钩虫病。”
医疗工作是在极端贫穷、缺少必要设备的条件下进行的。军医沈大夫讲了这样的情况：
“我们的医院设立在废弃的老庙里。一到冬天，病人衣服单薄，铺盖也不足以御寒，医生的工作可真难做啊，我们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病人苦熬，由于挨冻而延长康复的时间。”
这种贫困现象在新四军是普遍存在的。三个战士才有一条毯子，一个班才有一件大衣，谁值岗谁穿。食品也很贫乏。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新四军不仅进行战斗，而且改造了它所在的地区，使之具有新的信心，实行减租减息，开办生产合作社，以便最终缓解物质的匮乏，同时积极开展政治、社会活动，发展教育和保健事业。
军民之间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同甘共苦，并肩战斗，开始民主建国的工作。他们本着统一战线的原则，在长江沿岸建起了一个不可摧毁的抗战堡垒。只要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战斗，到处都可以建起这样的堡垒。
“你是否可以介绍一下新四军目前的状况和京沪杭地区游击战的前景？”我向叶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我们已经完成了改编工作，正在纠正自身的缺点，”他说，“如果你把我们的情况同这个地区其他军队的情况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截然不同。他们的枪支配备充足，但兵源困难。我们教育我们地区的人民，使他们相信他们有值得保卫的东西，而他们也能够成功地保卫住。人人都想参军。但我们的武器不够，拨给我们的数量太少了，即使保持目前的规模，都不够用，无法越过无锡，朝着上海进一步挺进。不过，我们已经成为敌人前进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我们仍然有许多弱点，必须加以克服。不过，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表明，如果这个地区所有军队都按照我们的原则来进行工作和组织的话，他们取得的成绩会比目前大得多。例如，这个地区有一支经费最充足的军队，武器和装备也很好，可是，只有2000人。别的一些部队，情况也是这样。它们未能同人民建立密切的联系。不幸的是，这是东部游击区一个普遍的现象。必须指出的是，也有一些情况迥异的部队。有一位姓刘的政治犯，他在南京度过了八年铁窗生涯，在战争爆发时才获释，他成功地把三四万农民组织起来了。可惜他们只有千把条枪，一部分是在上海、南京战役后从战场上拣到的，一部分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他们以及另一支在长江北岸海门附近活动的部队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合作，工作做得不错。
新四军一部在战斗中缴获的部分战利品。
“京沪杭三角地带游击战的效果远远不够理想。但是，很显然，即使目前这个样子，日本人妄想靠他们手中的那点驻军来平定这个地区，也是不可能的。我们预料，日军控制南京－长沙铁路全线后，会发动一场坚决的扫荡战。这对我们和东战区的其他游击力量来说，将是重大的考验。”
日军打汉口、打广州，到处不断寻找速战速决的机会，结果被弄得精疲力竭，他们要等好几个月才能在铁路沿线重新发动进攻。1939年3月，他们终于攻占了南昌，切断了内地和沿海之间中国最后一条铁路线。叶挺谈到的“扫荡战”迫在眉睫。在此期间，新四军不断一边战斗，一边努力在敌后创建一个坚强的群众抗日核心。它提供了一个有效斗争的例子，东部战区所有的部队都可以从中汲取教益。它正在群众自愿组织起来的坚实基础上，在长江下游建立一个中国将来进行反攻的根据地。
而恰恰是新四军在那里开展和扩大抗日行动的长江下游一带，是中国最现代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抗战前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和政治基地。在这一带，新四军开展和扩大抗日行动已超过了其他势力，这些势力在对人民的影响和取得的支持方面并不像新四军那样成功。
这一带不仅是国民党的权力中心，而且上海－南京－杭州地区曾是中国工人和知识分子在战前从事进步的抗日运动的中心，而国民党政府长期以来用了很大力气镇压这个运动。现在，抗日运动不但与新四军结合在一起，还得到了沦陷城市中基层秘密组织的支持。
政府撤退到重庆后，地理上与广大抗日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主要部分便隔离开了，使它无法对他们采取以前那种方针。而且，如果进步势力和新四军合作，旧的警察就不可能再在那里强加它的统治了。因此它得出结论，撤掉新四军就会削弱长江流域下游人民的抗日运动，使它成为在战时能控制住、在和平时期容易抛弃掉的附属物，使它不能凭本身的力量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势力。
于是，在看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希望的时候，国民党便把逐步摧毁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作为自己的任务，它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就是新四军。
国民党这样做，也有其对国际形势的考虑。再有几个月便可以断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底是轴心国还是盟国获胜。国民党认为对两种可能性，都要做好准备，但是新四军的存在却是一个障碍。假如轴心国获胜，国民党政府将与德国和日本达成协议。反之，如果盟国战胜日本，长江流域一带的主要作战部队新四军一定会加入盟国进攻上海－南京地区，在那里进一步巩固和壮大。这对国民党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要是它不能打仗，不能靠自己打赢，它也不愿意任何人阻拦它去投降；如果胜利是靠外来力量取得的，那么除了国民党自己的势力外，它不愿意有别的势力从中分享胜利成果和受益。因此，重庆决定，宁可让敌人占领长江下游地带，也不要共产党军队在那里打仗。假如敌军长期占领下去，它最后失败时必将导致那里的真空，那么国民党和它的机构还能重新回去。假如游击队的抗日及其改革在那里得到了发展，国民党就再也回不去，除非它改而奉行某种得人心的政策。
1940年末，国民党政府命令新四军撤离敌后长江流域的基地，转移到几百英里外的黄河北岸去与八路军会合。这一命令纯粹是出于政治考虑，当时或以后都没有提出军事上的正当理由。最高司令部的这个决定是放弃一个解放区，把它奉送给敌人。新四军在给重庆的抗议中指出，要他们空出大片大片没有被游击队抵抗力量破坏过的敌占区，定会遭到重大损失，甚至有被歼灭的危险。华北基地自有当地的人力物力，并已逐渐扩大，并没有要求增援。如果最高司令部的目的是想把长江流域下游保存在中国人手里，加强那个地区的中国军队的兵力，就不会发出这样的命令。但是当局坚持，于是新四军宣布，转移到黄河北岸是办不到的，但它可以把部队集中在长江以北，离开南京和上海附近。为了不让日本人马上占领所撤出地区，它的军长叶挺提议派别的部队到那里去守住阵地。作为转移的准备，他要求国民党支付拖欠的款项，要求发给冬装，因为北方比较寒冷，需要棉衣，还要求发给数量充足的军需品，因为在转移中需要对付敌人的反扑。最后他要求保证他部下的家属在大军撤离后不致受到骚扰。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达到了一项协议。按照协议，新四军主力部队将撤过长江。1941年1月初，新四军只留下了它后方的行政机关，包括总部、政治工作部、医院、教导队和一小部分保卫战斗部队，其余共8000多人渡江北上。在靠近长江双方达成协议的路线上，他们被10倍于自己的国民党部队包围和袭击。经过七天激战，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失踪，从此不知他的下落。新四军司令部中大多数人员，包括政治和文化工作人员、军校学生、医生、护士，或被杀，或被俘。这就是有名的“皖南事变”，也是蒋介石重新发动内战的第一步。
但是，与当时的某些报道相反，新四军并没有被消灭。这次事件的重要影响在于对抗日战争和中国的政治团结。甚至连国民党内也有人纷纷提出意见，美、英、苏三国驻重庆的大使还对此正式表示关注。共产党的反应更不待言。
这件事迫使共产党制定抗衡战略。他们重申对民族团结的理解，同时谴责对新四军的袭击，拒绝解散新四军，还发起了针锋相对的要求严惩凶手的政治宣传，要求释放叶挺将军和其他军人，恢复他们的职务，对受害人的家属给予赔偿，并惩处负有责任的国民党军队司令部。
国民党消灭了新四军司令部，废除了新四军的番号。共产党则恢复了它自己的军事机关，即1937年暂时中止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它在自己的领导下重建了新四军，任命了新的军长和建立了新的军部。新四军新军部统编七个师、一个独立旅，共9万人。
中国共产党人从政治上予以回击，但他们拒绝打内战。这当然是服从抗战的需要。不久，蒋介石公开保证，今后决无“剿共”的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