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爱泼斯担作为美国《劳动联合新闻》、《纽约时报》、

《时代》的记者参加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

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采访时，他身着八路军军装。

    国民党也对去延安采访的男性外国记者名单作了“调整”。他们鼓励国民党宣传部的雇员莫里斯·沃陶取得了《巴尔的摩邮报》特派记者的资格。激烈反共的科马克·沙纳汉神父受到了《罗马天主教会评论》周刊的委派。但是，他们两人并没有像国民党所希望的那样对延安及其领导的地区加以谴责。虽然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保守观点，但他们也被亲眼看到的事实所感动。

    参加采访团的中国记者是国民党精心挑选出来的。但就是在他们中间，国民党也无法“一统天下”。重庆《新民报》的赵超构后来发表了一系列赞扬延安的报道。代表最反共的国民党军方报纸《扫荡报》的谢爽秋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开了身份。

    尽管国民党竭力想控制我们的延安之行，但它在公共关系方面还是遭到了严重的失败。“二战”最后一年中的中国局势已事先决定了这一点。甚至在国民党挑选的报人中间，它也找不到一个起作用的支持者。

    继重庆之后，我们行程的第二个起点是西安。从西安，我给《纽约时报》发了第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我们外国记者团在前往中共地区的途中，在西安已经停留三天。这是我们五年来第一次访问中共地区。对中国的未来，以及对盟国将要在亚洲大陆对日本进行的反攻来说，西安都是很重要的。由于从印度到中国的公路即将开通，西安便显得更加重要。军事形势清楚地表明，中国迫切需要内部团结。在重庆，有共产党的一位全权代表正等待着是否有可能进行谈判。虽然重大决定都是来自重庆，但这并没有减少西安的重要性。西安是政府自1937年以来为“解决共党问题”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巨大的政治、军事堡垒。不管中央政府的政策是和解，还是强硬，执行的关键在西安。

    作为一个政治、军事堡垒，西安给人的印象和感觉都是如此。个人的行动不是个人的私事。一切都要检查、跟踪、再检查。相比之下，重庆可以说是极端放任自由的了。访问者离开长江沿岸潮湿闷热的天气，来到阳光强烈的陕西高原。开始时，大家都非常高兴，但很快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每个人都仿佛是棋盘上的一个棋子，行动要严格遵守规则，一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对外国记者团的欢迎是盛大的。我们像来访的大人物一样，每天都参加宴会。不过，既然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参加社交活动，我们还是利用宴会之间的间隙去采访重要人物和重要地方。

    在西安掌握军政大权的胡宗南将军（他统帅的军队封锁着共产党地区）不在这里。在日军完成对平汉线的占领之后，他带领一部分军队开赴前线，以阻止日军向陕西方向前进。这是他们第一次实际参战。他的参谋长罗泽少将断然宣称，共产党“并没有打仗”。他向我们保证，他是代表胡宗南讲这番话的。

    西安是一个警察城市，这个特点随处可见。当我们这些外国记者去访问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据说是公开的和合法的）在西安的办事处时，我们发现，它所在的那条街道空无一人。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无处不在，每一个敢于在那条街道上行走的人都可能被怀疑同共产党进行秘密联系。我们是乘坐人力车去那里的，后面有一些骑自行车的人尾随着我们。他们伪装得很可笑，原先没有戴帽子，由于我们经常往后瞧，他们戴上了宽沿帽。

    尽管控制得很严，实际上仍然有空子可钻。国民党做出了种种努力来孤立和隔绝八路军办事处，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对我们在这个城市活动的情况竟然了如指掌。“你们昨天去英国传教士大厦，谈了些什么？”“听说你们向省长提出了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等等。

    西安这个反共堡垒看来并不是铁板一块。在我们参加了专为我们安排的反共青年集会以后，那个措辞最激烈的主要发言人来到我们住处的房间，悄悄对我们说：“今天你们听到我们说的那些话，全是胡说八道。”他这样做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如果被人告密，会遭到严刑拷打，甚至还会掉脑袋。过了好多年，我才知道，这个年轻人名叫陈忠经，他是地下党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他公开了身份，成为著名人物。在西安，他是胡宗南办公室的人。当时20来岁的熊向辉也是地下党员。他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过许多要职，例如，新中国的驻英代办，后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同基辛格的秘密谈判—这次谈判导致1972年尼克松访华，使中美关系解冻。

    在西安，国民党特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反共见证人，他是延安地区八路军的一个逃兵。这显然是真的，但他太老实了，以至对他的展示者没有什么用处。他说，他曾经三次试图逃离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两次被抓回去，只有第三次成功了。为什么他如此急于逃走呢？作为一个士兵，他希望打仗，但是，却让他劳动。他指的是，延安地区的军队垦荒种地，以满足部队、干部和学生的需要。他被抓回去后，关禁闭没有？挨打没有？他说没有。他抱怨说：“但我受批评了！”他并没有证实国民党关于八路军如何残酷野蛮的说法。

1944年中外记者团参加庆祝开辟反法西斯第二战场的延安军民集会（前排左八为爱泼斯坦）。

    国民党在宣传上的另一个失败，就是安排我们参观“劳动营”。据说，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同情者在这里接受温和的教育，以便改过自新。关在这里的人大部分是10来岁或20来岁的青年学生，他们是在去延安的途中被抓的。他们的住处刚被粉刷一新。他们的回答显然是经过授意的。如果谁敢于发表不同的说法，那就要遭殃了。但是，有一个年轻人仍然设法使我们知道了一点幕后的情况。我们问他，在劳动营通常待几年？他提供了标准的回答：“两年。”但是，当我问他，他自己在这里待了几年时，他小声说：“四年。”

    甚至在外国记者中间，包括保守的，对此也留下了痛苦的印象。在这里所产生的怀疑后来在延安得到了证实。

    沿着重庆当局安排的路线，我们还要在国民党的地区盘桓几天，才能最后进入延安地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继续向我们灌输一些他们的看法。

    在陕南的大荔，欢迎我们的代表据说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他们照例一致赞扬当地的形势，并谴责共产党。一个穿着贵重丝绸马褂的“农民”代表引起了我们的怀疑。他为了消除我们的怀疑，用他的手杖演示，他在田地里是如何使用锄头的。

    随后，为了说明国民党是怎样挡住日军的，我们被带到黄河边的潼关，对岸就是日本侵略军，双方有时近距离互相打炮。在那里，我们见到了著名的将领胡宗南。他日常的主要工作是对延安实施封锁。他个子不高，显得有点瘦削，神经质，似乎在模仿拿破仑的形象。他只谈到潼关是抗日前线。

    在当地他的总部吃饭的时候，他的副官蒋纬国（蒋介石的小儿子）为我们敬酒。在这方面，发生了一件国民党为了维护形象的趣事。老蒋提倡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下令他的军官不准喝酒。因此，当我们的报道送交重庆的新闻检查官审查时，不允许提到老蒋的儿子喝酒一事。重庆的检查官同邱茉莉争来争去，最后建议改动一下措辞，才算通过。改动以后的文字是：“在司令官的指示下，蒋副官敬酒。”这样，国民党就算保全了面子。

    我们的下一站是在黄河向北大转弯以后的东岸继续前进到岢岚坡，接受更多的反共教育，然后进入延安地区。岢岚坡是阎锡山在山西老家所剩下的最后一个堡垒。阎锡山这个狡猾的老军阀，居然想方设法在推翻清朝君主的辛亥革命以后，一直保持了自己的政治地位。这块地方是一个1000米高的山头。在我的一本通讯集中，我把它叫做“阎锡山将军的奇妙山头”。

    这位年迈的将军（他喜欢人们尊称也为“老帅”）在牢牢掌握地方政权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本事。几十年来，他确保不让竞争对手的军队进入他的地区。山西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以当铺为基础的钱庄业很发达，这里铺设了比全国通用铁轨狭窄的专用铁路，还有一个巨大的兵工厂。在日本侵华以前，他长期巧妙地周旋于觊觎全国政权的军阀之间。在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山西的一部分地方被敌人占领，一部分地方被八路军收复，他设法对付这两种力量，以便在战后能够生存下来。在此期间，他经历了许多曲折，在同八路军的交火中赢得了一些胜利。他梦想建立一个像他自己那样的社会行政王朝，不过，要乔装打扮得具有革新性。他向我们介绍了他这方面的观点。

    在待了四天以后，我给邱茉莉写了一封信：

    阎锡山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世外桃源。在这个山头上居住着一万人—军政官员、纺织工人等以及军队，全都住在山洞里。他们通过以下办法维持生计：下乡从农民那里征集粮食和棉花，越过黄河大桥，去河南省贩运日货谋利，每人每天从事四小时园艺或纺织等生产工作。除了正规工资外，他们还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劳动，赚取“合作券”货币，用以购买别人的劳动产品，如布匹、鞋袜等，以及用很低的价格购买进口商品。虽然这里有电灯、卡车（由马帮驮运来的零部件组装而成）和其他从全国各地运来的现代化用品，周围的农村却是一片荒凉。岢岚坡本身实际上像中世纪贵族的城堡，由老帅统治着他的世袭领地。他和他的扈从依靠到附近农村地区征收税捐，以维持生活。他希望，等到兵荒马乱的日子过去以后，重返他的省会太原。

    在这里，没有上帝，只有阎锡山，学校和办公室都挂着他的画像。他提倡的是“新经济制度”和“农兵合作制”（两个耕田的人养活一个士兵）。除了他的指导思想外，任何别的思想都不准进入这里。留学美国的大学教授、博士、工程师、军政官员等都以他的哲学为依归。此外，这里还不准吸烟、喝酒或犯其他一些罪行，如有违反，轻则劝戒，重则命令自杀。

    阎锡山说，他找到了“对付共产主义的对策”。条件成熟时，他将广为宣传。这个对策就是：把土地分配给每个人，把他们束缚在一块田地上，如果他们离开，就将把土地收回。这样一来，支持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就将消灭”，就不会有到处漂泊的流浪汉去参加“非法军队”了。这个制度可以提供充足的兵源，因为每两个农民必须养活一个士兵，供应他所需要的一切。

    “阎老西儿”是有名的著作家，撰写了许多书。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厚厚的一摞。我在写稿时，他的副官又拿来了一本新书，书内有四个小标题：《阎帅的宇宙观》、《阎帅的生活哲学》、《博爱和正义的政治原理》和《按照兵农联盟的原则组织起来》。

    黄河对岸西北大约15英里处有八路军，而东南20英里的地方则有日本人。阎锡山同他们都有贸易来往。阎老帅有时同八路军发生摩擦而打起来，现在有一处正在发生冲突，不过离这里比较远。他说，如果共产党抓住他的人，他们让他学习一个月，就把他放回来了。但是，如果他抓住一个共产党员，他让他学习一个星期，就把他放了，因为他相信他的理论比共产党的更加强有力。

    明天我们就要渡过黄河进入共产党地区了。今天，这里有人警告我们说：不要把文件放在行李袋里，而是要随身带着，因为共产党要进行彻底搜查以后，才会放行。我们问为什么会这样做。他说：“有一回，我在重庆外交部招待所住，他们就检查了我的东西。在那里尚且如此，更何况共产党。”

    山下的黄河只有40码宽。上游的宽度四倍于此，然后慢慢变窄，形成一个漏斗状的河床，当地的居民说有三英里深。究竟有多深，不得而知，反正水多得不得了。不过，无法利用，不能发电，因为淤泥太多，会弄坏涡轮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