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公布口号
各国共产党都精于提出口号，作为准确表达它们努力寻求支持的当前政策和纲领的手段。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七周年发布的口号就起了这种作用。那年公布这些口号处在这样一个时机：日本对中国西北的威胁同样威胁着国民党和共产党；占领湖南使得许多共产党领袖失去家园（例如毛泽东就出生在长沙南面的湘潭）和失去红军早期征募兵员给养和作战的地区；几次主要的军事败北引起中国人民和中国的盟国都纷纷要求重新团结全国力量，而且国共两党的代表正在重庆举行重要谈判。24条口号分成几组，分别就所有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总的看来可以认为是共产党对当时全国危机的政策声明，具体说来，则提出了求得谈判成功的基础。
头三条口号是向“全国同胞，各个战场上的战斗部队，在敌后坚持抗日的8000万民众以及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占区的同胞和我们的盟国美国、苏联和英国”致敬。口号要求“加强团结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并且讲明了中国当前局势下的各项任务：“我国西南和西北处在危险中。同胞们！立即起来保卫西南和西北，不让敌人打通广州－汉口和湖南－广西的铁路线。不让敌人进入潼关。赶走进攻的敌人。”
1942年5月，八路军冀东部队在喜峰口抗击敌人。
第二组口号谈到共产党认为要建立新的团结需要采取的必不可少和具体的步骤。这组口号应当根据当时的谈判来理解。“要求国民政府改善士兵的待遇和教育；改革军事指挥部；改善军纪和战斗力，坚决打退敌人进攻。”
—“要求国民政府保护大后方正在兴起的人民民主运动，保证其自由发展，从而加强抗战”—这可能是指以孙科为发言人的国民党自由派以及组成民主政团同盟的其他小党派。
—“要求国民政府向八路军和新四军供给经费、军火和医药用品，改善他们的装备，派遣他们赴河南和湖南前线粉碎敌军的包围；停止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事进攻；释放新四军军长叶挺和被俘官兵（他们自1941年皖南事变以来一直被扣留）；释放狱中共产党员和一切爱国人士；改革国内政治，实行民主，立即实行三民主义；给予人民言论、集会、出版和结社自由；动员全国打退进攻；准备反攻。”
—“要求国民政府取消对共产党的禁令，承认一切抗日政党和集团合法；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以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
—“要求国民政府废除一切有害的经济控制，取缔投机倒把、垄断和囤积居奇，发展农业生产，鼓励私营工商业，克服经济危机，建立抗战的经济基础。”
第三组口号鼓励共产党根据地的共产党员、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各族人民“和各个战场密切配合，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发展游击队，加强政治工作，瓦解日军和伪军，准备在全国反攻中成为先头部队”。还要求他们这个地区和敌后各个根据地发展工农业，提高农民互助和合作组织的作用，在各阶层人民中间发展文化、医疗和公共福利的合作组织，减租减息，同时保证按新的比例交租交息，以提高生产热情，保持支援军队和军属。
号召共产党员“坚持团结抗战，实行三民主义和我党在1937年提出的四项保证，实行三三制，不允许共产党员在行政机构的席位超过三分之一，拥护和美国、苏联、英国合作；坚决抗击法西斯。虚心学习，决不自高自大。努力工作，准备反攻”。
通告敌后区人民“解放的时候快到了，用一切形式继续斗争—准备武装起义，响应反攻”。
最后一组口号欢呼第二战场、苏联军队和太平洋印缅战场反攻的胜利，并号召中国人民“给予在中国境内作战的盟军一切援助，帮助和保护盟军飞行员，支持莫斯科、开罗和德黑兰会议的决定，打倒法西斯和日本帝国主义，以便在和平、民主、繁荣的新世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所有各组口号都是充分现实的。在所有全国范围的问题上，它们都符合国内一般思想开明的人的意见。把八路军的部队派往河南，把原在洞庭湖以北活动并曾在附近的湖北省救过美军飞行员的新四军部队派往湖南，显然是现实可行的事。只要看看那些出身湖南、令人敬畏的将军如贺龙和王震，看他们对丧失湖南部分地区表现得怒不可遏，听他们谈起那里的地形和战斗如数家珍，就可以理解他们该是多么愿意在那里给日军以迎头痛击了。
陕北就是一个实验区，说明甚至在中国最贫困的地区而且是在处于被封锁的状况下，也可以军民联合起来，在战时既能全面增加生产又能加强战争。从北平逃出的一些外国人现在到达了此地，证明八路军在河北和山西的作战多么有效。八路军在日军和伪军中展开的政治工作取得了某些成功，这些外国人讲述的故事就说得清清楚楚。八路军在设计宣传技巧和准备宣传资料方面花费了巨大时间与精力，如果经验说明它并没有什么用，那就令人不可思议了。
在反“扫荡”中，八路军艰苦转战。这是在战斗间隙中休息的部队。
总而言之，人们在这个地区感觉到的是这样一个突出的事实：经过了七年的战争，丝毫没有任何厌战的情绪！不管是在每座山坡上种满作物、现在第一次得到丰衣足食的老百姓，还是参加生产帮助解决自己的衣食问题、伙食很好而且自豪地挥舞着从日军那里缴获来的武器的部队，全都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带着一副“我们今年干得不错，明年还要干得更好”的神气。
如果这股勇往直前的激流能够同大后方那些死水池塘和徐缓江河汇合起来，带动它们迅速前进，那对中国和盟国都会是一件最大的好事；如果国民党领导的那部分中国和共产党领导的这部分中国现在或者将来发生重大的武装冲突，那对中国就会是一场苦难。
美国飞行员会晤中国共产党人和日本反法西斯战士
美国第14航空队轰炸日本和华北的活动日益频繁，产生了比以往更加强烈的必要：美军至少需要在中共部队中保持派驻联络官，如同它在其他战区的其他中国部队中派驻联络官一样，即使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无法采取其他在军事上有利于抗日战争的更加密切的合作形式。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搜寻搭救了七个跳伞降落在从技术上说来是敌占区的美国飞行员，并把他们送到了后方，其中五个是5月26日他们驾驶的B－25在香港上空被击中后在广九铁路附近由游击队救出的，另外两个是5月6日在汉口上空的激战后被迫从P－51和P－58上跳伞降落在湖北中部由新四军救出的。
后者的情况，由于缺乏适当的联系工具而引起了很多麻烦。从1941年以后，中央政府就不承认新四军，结果，根据共产党方面的报道，护送这两个飞行员到司令部的小分队沿途不仅受到日伪军还受到中央军的进攻。不仅如此，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给共产党军队总司令朱德的军事报告指控，两个飞行员伤口痊愈后，6月底被护送到后方去，随身带有新四军给美国当局的信件答应进一步合作，但国民党当局竟扣留了护送他们的共产党副官。
延安看来与华北和华中每一地区的游击队基地以及香港、广州地区都有很好的通讯联络，因为当地报纸几乎立即刊登了无线电消息，详细报道了这两个飞行员如何得救。那些报道甚至写出了一些亲切具体的细节，如空军中尉巴纳德（我尽可能按中文读音凑出这个姓来），在新四军给他吃饭并且对那种伙食表示歉意的时候回答说：“很好—就像妈妈平常做的饭一样。”
另一篇关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中支部的成员招待两个美国飞行员吃饭的报道则大有预言的味道。这个联盟主要由日本逃兵和战俘组成，他们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许多人在各个游击队基地从事宣传和情报工作。
那位日本代表在吃饭开始之前说：“我代表我们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欢迎我们的美国朋友。对美国战争和对华战争是违反日本人民意志的，只有军国主义分子才需要这种战争。我希望你们把这一点告诉美国人民。”
这一报道说美国飞行员看到这种奇怪的情景，开头揉了揉眼睛，可是很快就热情地参加了饭后的“国际圆桌讨论会”。日本人问，美国人怎样对待日本战俘？一个美国飞行员回答说，俘虏受到很好的待遇，但是日本士兵似乎不懂得这一点，还以某些地方的殊死战斗为例说明。然后这两个美国人说，日本人对待美国俘虏很坏，并问是否日本人恨美国人？一个日本人回答说，他的人民并不恨美国人，这次战争是东条发动的，还说在日本的美国俘虏被看管得非常严密，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他们受到怎样的待遇。日本人也问美国人：美国人是否恨日本人？一个飞行员坦率回答：偷袭珍珠港事件使他们恨日本人像恨毒药一样。
日本人要求这两个飞行员告诉美国人民：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支持军国主义分子，而且有些人，就像他们亲眼看见的那样，还参加了反对军国主义分子的战斗。这两个飞行员答应尽力这样去做，还要求解放联盟在宣传中强调说明，落在美国手里的日本人受到很好的待遇，他们不用害怕投降。日本人答应了他们。这时候两个飞行员回想起，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和另外的地方都曾遇见过十分正派的日本人，他们跟那些和他们作战的日本人很不一样。
报道最后说：“在会见结束时，大家都相互握手，每个人都对这场诚挚的谈话感到满意，并且懂得了他们在为同一个事业作战。这在两国人民之间产生了一条新的纽带，让东条和他那些法西斯分子灭亡，然后日本人民和美国人民就可以成为朋友了！”
战争的命运可能还会把更多的美国飞行员送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基地和解放区去，其中包括山西、河北、热河、辽宁、河南、山东、湖北、安徽、江苏和浙江各省的广大地区，还包括北平、天津、南京、汉口和太原的附近地区，以及广东省广州和香港之间的狭长地区和海南岛的内陆山区。这些基地的规模和战斗力不仅是共产党坚持斗争的结果—人们在延安看到的伤员、战利品和来自前线的代表就证明了这种斗争的结果—而且从日本占领的城市逃出来的那些外国人也提供了大量的证明，这样的一些外国人跑过来了，而且还在继续跑过来，转道到大后方去。
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
1944年7月22日，一架巨大的道格拉斯运输机载着第一个美国军事小组的九名成员降落在延安机场的时候，太平洋战争和大陆前线以及中美军事合作历史上的新时期就开始了。这个小组是去访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总部的。
军事小组的组长是中国话讲得很流利的大卫·包瑞德上校，长期以来他一直是驻重庆的助理军事参赞，现在仍在军中服役。差不多小组所有的军官都不仅是军事专家，而且还通晓中文和日文两种语言，不少人生在中国。虽然他们的工作还没有宣布，但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认为，首先是涉及迅速营救美国飞行员，他们在轰炸日本目标后飞机受损只得跳伞，降落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控制区，这种情况将来还会发生。还可以有把握地认为，他们将全面研究中国的“第二战场”—在敌后的战场—的价值和潜在力量，并提出小组认为必须采取的任何行动的建议。
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欢迎这个使团的时候说：“为了打倒日本法西斯取得共同胜利，美军中缅印司令部派遣了这个由很有才能的军官组成的小组，来同我们一道研究有关打倒日本军国主义的作战问题。美国派遣了大量军队到欧洲、非洲、大洋洲和亚洲，帮助这些国家的人民摆脱法西斯以解放自己。所有盟国取得的胜利都和美军在陆上、空中和海上的牺牲密不可分。中国也得到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巨大支持和援助。我们代表在敌后抗日的军民欢迎你们的时候，不禁想到史无前例的美国革命战争，它是在第八年才赢得胜利的。今天法西斯主义由于盟国军队的节节胜利和各国人民力量的日益高涨而被打得晕头转向。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做出巨大牺牲，从事大量工作。任何帮助我们改善工作的建议和批评，我们都会欢迎。我们还要向盟国军队保证，我们把他们的工作看得和我们自己的工作同样重要，并将给予一切支持。”
包瑞德致答词说：“我们来是要调查打败日本的办法。你们打仗已经打了七年，对敌人比我们了解得多，所以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同他们作战。我们希望，在每条战线上，中国和美国军队都能够为了这个目标并肩战斗。”
朱德是招待会的主人，毛泽东也出席了。
这一切给这些美国军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喜欢那种质朴、坦率和热情的态度，在这里都是用拓荒者那随机应变的精神来克服到处可见的困难；他们还喜欢星期六晚上在场地上举行舞会，毛泽东和朱德像每个人一样，都在舞会上毫无拘束地融汇在一起，会上充满了欢声笑语，生机勃勃。
一个对敌人情报感兴趣的军官看到八路军参谋部完整保存着东京出版的一切重要报刊，直到三四个星期前的那几期，感到十分兴奋，因为在重庆，这些资料都是支离破碎的。
派到共产党方面的那个军官视察了此地的国际和平医院，谈到它洁净无暇，管理得有条不紊。他说：“这批人在这里所干的工作，对每个医生都是挑战。如果说他们几乎一无所有，或者确实一无所有，就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这些拥有一切的人应该能够做些什么呢？”
在山东敌后
1944年7月26日和27日，八路军在山东东部青岛南面打击伪军，经连续两次战斗，摧毁了九个伪军碉堡和据点，打死伪军数百人，俘虏官兵120人，缴获步枪505枝、机关枪2挺、手榴弹220枚和其他各类战利品，包括手枪、自行车、望远镜和几吨小麦。
两次进攻的结果，使原先被日军以公路和许多碉堡并且整个用深20米的“封锁沟”和高墙隔断的两个八路军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所谓根据地就是一个有长期驻军的地方，并有民选的人民政府公开活动。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山东，特别是沿海地区，已经成了八路军最强大的根据地之一，根据延安参谋部的数字，那里有数万正规军和50万武装民兵。军队政治部主任朱瑞从那个根据地来到延安后说，山东全省108个县，已有82个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全省4.4万个村庄，人口2700万，人民民主政府已经掌握了20772个村庄，人口1550万。
山东省人民政府从1940年被选出以后一直在行使职权。全省共产党员在战前仅有数百人，七年后已经达到15万人，多数八路军战士和团以下指挥员，都是当地人，都是战争开始以后才入伍的。
根据地的经济形势也很好，当地货币币值高于伪币，每一单位合中国全国性法币10元（八路军各个根据地的货币币值不同，例如延安币值是850元换法币1元，晋察冀边区是1元换3元法币，等等）。
那里有自己的兵工厂，纺织品完全自给自足。有几所医院和一家药厂，生产30种药品，还有四家报纸和四个新华社办事处，每个办事处都有电台和延安总社联系。
朱瑞说，八路军控制了从海州（江苏北部陇海铁路的终点）近郊30英里往北连带四个小海港及附近地区；还有半岛东部沿着南部海岸的100英里连带六个港口、靠近河北省的北部海岸100多英里的几小块地区。游击队除了在青岛附近活动外，还一再进入烟台和英国从前的海军基地威海卫，还从威海卫的海关套取了几挺让他们颇感自豪的维克式机关枪。
日军在这一地区派驻了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建起了2000个碉堡和据点，挖了长达2000英里的“封锁沟”，以便把游击队隔离在交通线的主要城镇之外，把他们的基地切成小块。
为了恢复八路军进攻以前的状态，敌人只能派遣大量的日军—因为伪军不顶事—再次来“清洗”这个地区，再建造更多的纵横交错的据点，在原来的壕沟被填平的地方再重挖，还要重建铁丝网和木柱以构成外围防御工事。但是，即使敌人能做到这些，他们也恢复不了从前的地位，因为八路军到过的地方，老百姓都组织起来自卫；共产党的情报、破坏和便衣人员继续利用守军偶尔离开而防守薄弱的机会，为八路军卷土重来铺平道路。
冀中军区第17团一部在定（县）安（国）公路北敌占区，据村落杀敌，反击敌人的“扫荡”。
敌军力图用每年发动几次“扫荡战”来控制住八路军，每次都派出多达21支袭击纵队，每队约由1000人组成，突入游击队的根据地，就像巨人的手指头来回搜索，企图摧毁根据地。这些“扫荡”使八路军受到许多损失。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有一个外国人来访问，他是反法西斯的德国人汉斯·希伯，是太平洋关系学会出版物的著名撰稿人，笔名“亚细亚蒂卡斯”。他受了重伤，在和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牺牲了。但是八路军，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总是可以避开敌人铁掌钢指般的搜索，而且还打击这只铁掌的神经中心—在反“扫荡”战中，防守的驻军调走了—打得这些钢指只好缩回。
这时八路军的根据地只有一个外国人—罗生特大夫，他是另一个从上海逃出来的反法西斯分子。我曾代表医药救济委员会和他通信，他给我拍来一封电报，说他看报时知道我在访问延安，感到高兴。这封电报走了两天才到我手中。
除了八路军，国民党也在山东日军后方的几个小小的孤立地区保持了大约34000人的部队。然而，重庆任命的正规省政府，其总部却不在山东，而是在安徽。
一个美国飞行员在山西最北端的黄河岸边获救
从美国马萨诸塞州来的美国战斗机飞行员、23岁的约瑟夫·巴格里奥的飞机被日军击落。但在华北占领区他没有被俘获。当他们的父母得知，正在八路军前线采访的外国记者团见到了他们的儿子，他既安全，又健康，面孔呈棕色，正高高兴兴地从相反方向奔赴延安而去，这时，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
巴格里奥的飞机在沿途扫射日军时被击落，是在两公里以外的地方被中国农民发现并获救的。老乡们通知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然后他被送到了正规的八路军连队，最后又送他来延安。
为到达此地，巴格里奥走了两个半月。沿着一条蜿蜒的铁路，他先到了被击落之地的最东边，然后又到位于河北西部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他身穿八路军制服，跟八路军一个小分队同行，越过日军的铁路线以及更多的、他记都记不清的日军公路封锁线，使他可能成为日军华北后方的第一位美国人。尽管他穿了中国军队的制服，但任何看见他那双大军靴的人，都会认出他是一个外国人。因此，他换了一双中国布鞋。但是，他的私人物品中包括晋察冀司令部送他的礼物—日本上校的军刀和手枪，却一直挂在身边。一个月以前，他还有一匹日本军官骑过的高头大马，在经过下过雪的大山时，大马滑倒了，掉到山下死掉了。
当我们遇见巴格里奥时，第一件事就是他向我们要美国香烟，他高兴地吸了一支又一支，然后告诉我们有关八路军的事。他说：好家伙，那些人完全把日本人给控制住了。开始我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支游击队，可是他们真有一支大部队，有一个有基地的政府，有司令部、工厂、兵工厂、医院、大学等；而从地图上看，除了敌人占领区外，什么也没有。
谈到其他的情况，他讲，人们告诉他每一件事，也知道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他说：一次，我正坐在村子里和一个八路军军官喝茶吃饭，一个人进来说，日本人已经在九里之外了。我算了一下，九里相当于四公里半，我马上抄起了背包准备离开。可是那个官儿连筷子都没放下。他不愿意和客人正在吃饭时让那样一件小事给搅了。通讯员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屋子里，最后进来的一个人说，日本人离这儿只三里了。于是那个官儿站了起来，抖了抖身上的土，说“看来还是走好”，然后我们一口气翻过了三座山。
中国的第二战线是在敌后，消息非常灵通。巴格里奥在河北就听说外国记者已经到了延安，他也知道我们的名字。在途中他还得知美国军事观察组到了朱德的司令部。当他飞回重庆时，他就会发现他并不是惟一的接受八路军赠送军刀的人。史迪威将军也有一把，那是共产党军队的最高指挥部送的。史迪威将军给朱德和彭德怀将军写了一封信，感谢他们最近在几个不同的“占领区”营救了巴格里奥和其他10个飞行员。
军民如何抗敌
1944年9月，我们在山西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同行。
六天中我们一直与中共领导的作战部队在乡间活动，此地曾在中日双方之间多次反复易手。这里的村子与黄河西岸繁荣昌盛的居民区不同，那里的老百姓正在收获多年来改革、教育和稳步增产的果实，而这里则里里外外经常被洗劫一空。农民谈起日军暴行都是满面阴沉，只有说到他们如何欺骗敌人，或者如何赶走敌人的时候，脸上才绽开笑容。每个村子的入口都有身穿便衣的民兵把守，他们带有各式各样从日军那里缴获的武器，从冲锋枪到手榴弹，还有各式各样当地制造的武器，从地雷、前装枪直到红樱枪。
只要有任何人走过来，就有某个村民，常常是个孩子或是妇女，或者是在赶羊或者是在纺线，立刻挡在路口，要看来人的路条。带领我们和八路军两个连越过敌人封锁线的那位旅长，就曾经跨下马来交出证件，乖乖地站在那儿，等待某个衣衫破烂的13岁娃娃清点我们一行的人数，直到他确定我们正是证件上所说的那些人，感到满意为止。为什么总是让孩子们承担这个任务？原因在于常常只有他们才是村里识字的人。
如果敌人出动了，离得最近的那个村子的人立刻从骑马来报告的侦察人员那里得到消息，侦察员实际上藏在敌军据点的大门口，他们发出警报让老百姓把粮食坚壁起来，逃到山里去。民兵埋上地雷，设上陷阱。敌人出动的消息用这样一些简单的办法，如点燃烽火或放倒山顶上的旗杆（这个乡村地形有起伏），接力传送到其他的村子。日军活动的具体细节，常常在他们还没实际行动之前，就从据点里传递出来了。
我们来到的时候是秋天，紧急情况经常出现，因为在这收获的季节，日军总是突然冲出来抢劫。也是由于这个原因，男男女女，战士和游击队，民兵和老百姓，大家从早到晚都在地里劳动，收割、打场并且把粮食坚壁起来。在延安附近的后方地区在地里集体劳动以节省工时的“变工队”，在这里为了适应前线环境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民兵、部队和老百姓之间的变工队。和平时期，部队在农民的地里同时也在自己的地里劳动。等到动员他们去打仗了，老百姓就为民兵和部队同时也为自己收割。这样，战士们出去侦察、拖延和骚扰敌人的时候就不用为地里的庄稼发愁。还有一种是邻近的村子与村子之间以及个体农民之间的变工队。因为有了这种变工队，即使一个村子的牲口给抢走了，男人给杀死了，还是有人来耕地、播种、收割、打场。以前，个体农民只好先收割庄稼，然后打场，最后再把粮食收藏起来，现在军民共同劳动，这些工序可以同时进行，各个不同的小组专管某一道工序。因此由收获到储藏从六个星期缩短为不到两个星期。即使战士们无法阻挡敌人在这样一段时间来到某一个地点，至少也还能保住一部分收成。结果，例如在兴县一带，敌军1940年秋收扫荡中杀死农民1834人，抢走粮食6679担和牲口466头，以后，每年的掠夺越来越少，到上年秋天，他们只杀死老百姓48人，抢走粮食247担，牲口48头。在同一时期，变工互助使耕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都超过了战前水平，所以即使遭到掠夺受了损失，老百姓吃的比以往还多。农民决心组织起来生产，提高效率，同时把配合正规军参加武装战斗或者独立作战的次数从245次增加到3100次。1940年有2400名老百姓出来帮助部队运送粮食和伤员。1943年秋天则有2.69万老百姓参加。（这个县的总人口不到9.5万人。）
1943年，日军一个营共1000多人来到这个解放区的一个分区，从此就再也没回到他们原来的基地。八路军和民兵诱敌深入，然后让他们陷入一系列共10多次的伏击和短暂包围，敌军在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内退却了60英里，沿途遭到削弱，最后在离他们的防线不过一天路程的地方被全部消灭。我们与参加过这次作战的几十个八路军战士和民兵谈过话，看见了一堆堆烧坏了的骸骨留在日军曾经死守过的地方。我们还看到日军留下的成百枝步枪、手枪、迫击炮、机关枪和军毯、大衣、干粮袋等，它们变成了令游击队和民兵自豪的装备。
民兵缴获的所有装备都留在自己手中，八路军给他们补充所需要的其他物品和军火弹药。八路军驻军不管人数多少，不管是暂时还是长久驻扎，他们的指挥员承担的义务之一都是指导民兵搞军事训练。民兵刚建立的时候，就派队员去参加正规军的作战行动，每个班或排接受一两个民兵。等他们有了信心，学到了知识，就回去在他们自己选出的队长指挥下独立作战。八路军的军事干部说，开始他们得教民兵，可是现在他们却常向民兵学习他们的灵活创造和关于当地情况的知识。
民兵只在他们自己村子周围20英里范围以内作战。一直陪我们行军的两个连队，在晋绥军区司令部同训练团一起完成了两个月的培训任务后，返回敌后战场。根据这种培训制度，每个军分区（这个地区有八个军分区）的部队每半年抽调一个连到军区司令部参加培训。这项培训包括全区最近抗击敌军的新战术和新经验，也包括准备新任务。培训以后，这个连就返回本分区把这些教给其余的战士。连队来回都要越过敌军的封锁线，并且携带自己的武器。这一期的培训团里64%的步枪、47%的迫击炮和全部重机枪都是从日本鬼子和伪军手中缴获来的。晋绥军区全区部队相应的比例则是步枪48%、机枪47%。我们这两个连队的步枪，一部分是捷克造（中国军队中惯称“蒋介石步枪”）。
尽管日本驻军现在主要是孩子和老头后备兵，训练装备都不如前几年，可打起仗来还是很顽强，但是我们那几天得到大量证明，伪军完全丧失了士气。兵员缺乏迫使日军只好仅仅用伪军来驻守碉堡，八路军现在正展开攻势清除这些碉堡，在整个收获季节保持主动，把日军拴在他们自己的据点里。仅在一天当中，八路军战士就占领了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过几英里之遥的两个这种据点，俘虏了100名伪军。八路军战士答应优待俘虏，并且用自己的运输工具把投降过来的伪军家属和私人财产从离公路边据点很近的村子里送走，以保证他们免遭报复。这样，伪军投降就比较容易了。
我们同两批伪军都见了面，并且和他们都谈了话，一批是打了两小时仗的伪军，另一批是没打仗就投降过来的伪军。他们身上都拖泥带水，情绪低落，惶惑不安。他们都是被鬼子强迫入伍的，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战事一无所知。他们和消息灵通、经常唱歌、没有战事时喜欢打打闹闹的八路军完全不同，就像是不同的族类。值得一提的还有，在这个解放区，我们看见每个被敌人烧毁的村子里都有一块黑板，上面记着世界、中国和本地的消息，这些情况都是驻扎在最近的部队广播员提供的，正是从这个来源我们知道了罗马尼亚投降和盟军占领凡尔登的消息。这里离敌人不过几英里，烧黑了的墙上写着这样的标语：“打倒法西斯”，“实现莫斯科四国宣言”。旁边还有地方性的标语：“劳武结合”、“保卫秋收”、“不给敌人一头牛、一两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