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了相当多的篇幅介绍边区和新四军，因为他们不仅以此树立了一个范例，表明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还是中国伟大的游击运动的先锋和最有效的部分。他们的重要性并不限于当时，他们在敌后已经建立并在扩大未来新中国的模式。
但是抗日的并不仅仅是未来中国的自觉的先锋队。中国的人民之战和全国统一战线保证这次斗争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其意义和力量在于：没有任何中国军队投降敌人。任何地方的老百姓都没有默默接受侵略者的统治。分散活动的中国流动部队，或者同其他部队保持松散的联系，或者接受中央司令部的命令，不断骚扰日军的后方。在所有的敌占区，中国农民传统的秘密帮派、村镇的自卫组织或者新建立的武装力量都坚持抗日斗争，因为在日军的统治下是无法过正常生活的。
为什么日本人的进攻到处引起爱好和平的居民如此强烈的仇恨和拚命的抵抗呢？只要读读田伯烈的《战争意味着什么》和范士伯（AmletoVespa）的《日本的间谍》这两本书，就会很容易理解这一点。这两本书具体地描述了侵略中国的日军到处烧杀奸淫的可怕兽行。滥杀和奸淫成为日军的普遍现象，这倒不是因为所有日本士兵都是禽兽，而是他们接受帝国主义教育的必然结果，他们相信帝国主义对中国整个民族的侮辱是正义的，正如同纳粹分子残酷的大屠杀是德国法西斯制度的必然结果一样。
绥远的一位老大爷鼓励八路军战士多杀敌人。
日本人的掠夺也不是偶然的。日本公然宣称，它入侵中国的目的是为其头重脚轻的畸形经济寻找原料和销售市场。但它的经济十分脆弱，以致无法通过“正常的”帝国主义手段来占领这个国家，对它进行投资和加以发展。它必须从中国身上立即榨取利润来为其军事冒险提供资金。所以在它占领的城市中，日军不断掳掠废铁和一切可以变为现金的中国人的私人财产。在农村，它搜刮了农民最后一点点粮食。上行下效，日本军官和士兵则抢劫民财，中饱私囊。在日本军队中，抢劫不算罪过，而是他们打仗的目的。
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观察这场战争的每一个客观的人士都证实了这一点。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远征不仅危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也危及每一个中国人的人身安全和个人财产，不管他是老式中国人，还是新派中国人；不管他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商人，还是军人。
有两个条件使中国人民有可能抵御日本人的可怕侵略。第一是日军的战线太长，他们手中现有的那点兵力不可能防守远离交通线的地方。第二是全中国人民在一定程度上组织和武装起来了。像“红枪会”之类的老式农民自卫组织仍然存在华中各地，仅湖南一省就有队员150万人之多。多年的内战使枪支散布于全中国农村。数以百万计的农民，通过断断续续的在省级军队中服役，通过农村民团和土匪之间的不断冲突、农民和地主武装之间的阶级斗争，学会了使用武器。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全国各地的民兵组织把这些枪支和人员集中起来，实行了强化训练。主力军撤退时留在敌后的或为组织群众而专门留下的小股正规军人进一步加强了这支力量，使之成为各省游击队的中坚支柱。典型的游击队，甚至“红枪会”游击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政治宣传员。几乎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慷慨激昂的演说家或漫画家。演说家其实只不过是老式说书人而已，他们用古老的说唱形式歌颂游击队的事迹。随着时光的流逝，比较现代化的政工人员设法找到经过早期的残酷斗争而幸存下来的游击队。也有一些游击队主动同有组织的中心建立联系。
但是下面写到的，只是一段时间内日军犯下的部分罪行和他们遭到的抵抗，自然不会是中国战事的全部。
东北
中国在东北的有组织的抵抗从1931年持续到1933年，直到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将军领导的军队最后不得不退到苏联境内为止。在以后的两年中，无数独立的游击队对侵略者进行了零星的战斗。这些游击队是各式各样的，有的是由地主和东北军老将领统率的；有的主要由工人组成，受共产党的影响很大；还有一些游击队，大部分是“红枪会”、“红胡子”帮会成员、武装的农民、东北传统的骑马边匪。日本人发动了许多次“剿匪战役”，但是只不过杀害了一些无辜百姓而已。为了巩固其对农民的统治，他们采取了集体屠杀和无比残酷的行政措施，如在一个地区烧掉所有的村庄，强迫居民集中到一个村庄，由一支驻军看守。
然而游击队继续发展壮大。为了同自由中国的发展相适应，他们也在政治上采取统一战线的做法，实行统一指挥。1936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军”、由前东北军组成的“反日联军”（地主谢文东领导其佃农抗日的“自卫军”、“铁血军”和“救国军”全都合并于李杜将军领导的“反日联军”，他的职务于1937年得到南京中央政府的确认），还有其他抗日武装，一律改称东北抗日联军。这支联军拥有的正规军和游击队共达15万人之多，其中有中国人、蒙古人、朝鲜人、侨居东北并参加抗日的白俄，甚至还有从日军投奔过来的人。后来，它分成12个军，其中的一个军，即二军，主要由朝鲜人组成。联军的弹药给养，一部分是从日军手中缴获的，一部分是由友好的“满洲国”军队秘密提供的。这些抗日军队依靠人民的同情和自己多年抗击数十万日军的经验，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各军都设有政治部，许多从城市逃亡出来的知识分子做了大量极有价值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
抗日联军的基本政策很简单，就是收复失地、帮助中国政府军队抗日、没收日本人和伪政权人员的财产资助抗日活动。根据卢沟桥事变后一次联席会议的决定，这12个军分别在四个战区作战。在这四个战区内，日军占领了大部分领土。第一战区由第一军军长杨靖宇管辖，包括辽宁省东部。第二战区包括吉林省东部地区，由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管辖。吉林南部是第三战区，由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管辖。第三军军长赵尚志负责黑龙江省北部的第四战区。
日本作者伊藤在东京的《世界导报》上写道：
“根据官方的战报，在东北事变以后的三年内，日军和义勇军作战共1850次。如果我们把报纸上报道的材料收集起来，从1935年至1938年战斗的次数一定会超过以前三年的战斗总数。”
东北义勇军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队。他们高举斗争的火炬，鼓舞了一代英雄的青年。在所有的中国军队中，东北义勇军最先实行统一战线，并巩固了这种做法。《义勇军进行曲》就是流行全中国的抗战歌曲。
日本人试图对东北实行铁的统治。他们让整个村庄的居民以自己的生命担保没有义勇军的活动。农村地区建筑了许多公路、铁路和堡垒。日本驻军达40万人，“剿匪战役”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然而，甚至亲日的出版物也不得不承认，居民们是坚决爱国的，日本的权力中心不断遭到大无畏的中国人的严重打击。
米切尔在1938年8月一期的《东方事务》杂志上写道：“东北人把中国其他地方叫做‘关内’。关内战争对东北的每个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懂得汉语的外国人在乡下旅行时，农民、商人等各个阶层的人士一见面，就询问关内战况……当地人民明白，必须把自己称作‘满洲国’的臣民。然而，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发现他们是完全支持中国中央政府的。奇怪得很，我们在中国内地听到的那种团结精神同样传播到了东北中华儿女的身上。”
八路军组织民众平毁封锁沟。
米切尔还谈到，日军承认1937年在东北“剿匪”行动中死伤1300人。任何了解日本军事数学的人都明白，这实际上意味着日军的死伤人数比这个数字多许多倍。
还有一位作者在同年12月一期的《东方事务》杂志上写道：
“在沈阳，日军的冬季补给品、军服等等被人放火烧掉，这无疑会影响‘满洲国’实行的羊毛禁运政策……”
东北人民群众也在为抗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到1938年底，发生了一件充满戏剧色彩的历史性事件。
晋察冀边区的游击队和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越过长城，进入热河和辽宁，同那里的义勇军建立了联系。这是中国军队首次开进东北失地。在白雪皑皑的山上和平原，响起了兴高采烈的欢呼声，坚强不屈的战士们欢笑着，奔向对方。11月14日，成立了冀热辽边区战区。
根据1939年初重庆中央政府发表的一项命令，热河、辽宁、吉林、黑龙江四省的省政府正式恢复建制。它们在日本入侵后曾一度中止活动。
虽然大家认为这不过是一纸空文，但两股游击队铁流在“满洲国”边界的汇合毕竟为此奠定了基础。
内蒙古
“田中奏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我的奋斗》。在这个臭名远扬的秘密文件中，日本一直把东北和内蒙古视为必须首先夺取的一块基地，然后才能进一步在亚洲大陆实现其野心。事实上，日本用武力占领东北后，便立即把它的触角伸向内蒙古的草原，正如同希特勒德国的魔爪慢慢伸向富饶的乌克兰一样。1931年东北事变后，1933年就轮到热河。接着，日本人就于1935年吞并了察哈尔南部六县而成立了所谓“自治的”内蒙古走廊。1936年，日本人的“蚕食”遭到当头一棒，傅作义将军在百灵庙大败日蒙“自治”政府的军队，使全中国为之振奋。
当中国管辖的内蒙古终于开始进行抵抗的时候，外蒙古成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日本前进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阻挠着它建立一个蒙古帝国的美梦。蒙古人民共和国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但它的边界已经受到同苏联签订的互助条约的保护，不受侵犯。当日军于1935年进犯它的领土时，新成立的蒙古军队在贝尔湖教训了他们一顿，对此，他们是不会很快忘记的。
在中国军队机械化部队的冲击下，日军的骑兵败退。
这样一来，在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人就只能去征服内蒙古了。早在战争初期，日军就打到了平绥铁路的终点站包头。但是，他们后来再也没有什么进展。马占山的骑兵游击队不断袭击日军的交通线，消灭其驻军，收复一座座城镇。这位机智灵活、骁勇善战的将军在东北曾使日本人大伤脑筋。
在百灵庙大捷的傅作义将军于1937年10月离开内蒙古开赴山西去保卫太原。他英勇保卫太原的精神，甚至日本人也不得不佩服。后来，他回来了。他的军队包围了日军单薄的防线。来自边区以及陕北、陇东、宁夏南部以前苏区的八路军和与它有联系的游击队提供了自己的经验。参加这次战役的，不仅有中国战士，而且有大批蒙古军队，其中许多人接受过日军的训练。在日军包头阵地以西几英里处，驻扎着马鸿逵将军的半土耳其式的骑兵。
马占山的骑兵在敌后对日军的不断袭击，拖住了大批日军，延缓了他们进攻的速度。自那时以来，这种袭击从未间断过。这些勇敢的骑兵闯入包头和归绥（即今呼和浩特），夺取了日军的补给品和大炮，使日本人在内蒙古的先头部队长期以来无法进一步前进，只能维持其岌岌可危的地位。如果日本人能用现有的兵力继续往前打，他们该多么高兴。西南不远的地方就是陕北及其中心城市延安。延安是中国共产党的“首都”，是抗日军政大学的所在地，它是一切进步事物的象征，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最仇恨的。通过宁夏往西去，就可以攻打来自苏联的军用物资的主要运输干线。然而，一年多过去了，日本人只能死死守着铁路线，没有前进一步。
在我们离开内蒙古草原以前，有一件重要的事实必须指出。经常投诚的，不仅有“满洲国”的伪军，而且有日本人训练出来的蒙古军队。这种投诚在1938年11月达到高潮：张家口附近的10000名蒙古兵反正，他们杀死日本军队，骑着马向西投奔马占山。不仅日本人“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略没有成功，而且也未能用蒙古人打中国人。蒙古人在过去中国军阀统治时代，无疑遭受民族压迫，吃了不少苦头，因此，一度听信了日本人的花言巧语。但很快就不是这样了。现实生活教育了内蒙古的部族、公主、喇嘛、平民百姓，使他们明白，只有全心全意地参加中国的抗日斗争，他们的民族才能免于成为日本强权政治中的马前卒，每个人才能免于成为日本军人的奴隶。与此同时，在陕甘宁特区和晋察冀边区的代表机构中，一批蒙古族人体会到未来是什么样子：他们将作为中华民族民主联合体的平等成员占有自己应有的地位。他们还看到，正是在共同抗日的斗争中，这个未来的美景开始逐步形成。
山西
山西省简称晋，位于绥远以南、日军侵略内蒙古的西线。山西的高原有着丰富的矿藏，是控制华北平原的咽喉，早为日本人所垂涎，然而却可望而不可及。正是在这里，中央军、省军和八路军共同采用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打得日军晕头转向，表明它不善于山地作战，对付不了游击战。所有这一切发生在这样一个省份：那里的地租、利息高得出奇，典型的金融机构是当铺，主要的财源是鸦片；军队吃得坏、装备差，是一群乌合之众，即使在内地省级军队中亦属下乘。这次战争爆发后，山西农民仍然一见中国军队来了就纷纷逃走，正像他们听到日军进村赶快逃跑一样。而后来，军民关系则发生了变化。
省会太原陷落后，在山西统治了20年的阎锡山将军认识到，只有广泛开展游击战，才能阻止日军，巩固其地位。他批准在临汾开办了一所军政大学，由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人士讲授抗战的政治理论，八路军的将领们则担任游击战术教官。学生们、政工人员和军官纷纷到这所学校进修。与此同时，他向所有的县长发出了通告，要求那些没有能力积极领导民众抗日的县长立即辞职。还公布条例，规定了山西民众应当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这本是早就应该做的事。这些条例一方面号召民众同军队合作，另一方面明确禁止无偿征调、强行拉壮丁和强制驻扎民房。
临汾失守后，在山西省活动的军队并没有向黄河对岸撤退，而是沿山西省西部边界迂回到敌后，在日军侧翼建立阵地。山西最初分为七个游击区，后来增加到九个。我们已经介绍了晋东北、五台山政府所在地的情况。我们也已经了解留在晋南的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日军的多次进攻，阻挡了敌人在潼关渡黄河。在晋西北，贺龙领导的八路军一二O师，在友军的配合下，挡住了敌人西犯陕西的行动。
1940年，晋察冀青年抗日先锋队1000余人举行拥军支前誓师大会。
在1939年1月至4月间，日军多次企图进攻西安，都遭到粉碎性的打击，未能得逞。“被征服的”山西不是日军的堡垒，而是中国人的堡垒。在太原失陷一年半后，日军只控制了山西省10%的领土，而且局限在铁路沿线的狭长地带。
豫北
简称为“豫”的河南省到处都是游击队。中国的文明是从这个干旱多尘的省份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发展起来的。这里也是古代中国和亚洲通商孔道的交汇点。省里相当一部分人口是回民。这里还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是20世纪初作为西欧的生意人来这里做买卖的。
在军事上，河南是中国的大战场。多少世纪以来，敌对的两军都曾在河南平原摆开阵势，进行历史性大决战，使居民饱尝内战之苦。他们历来有强大的自卫组织，光“红枪会”就有150万人。内战留下的另一个遗产，是有60万枝枪流散在民间。
1938年秋季，八路军参战部队活动在山西五台山、冀西地区的山岭中。
来自豫北的一个传教士向我讲述了日军占领后那里的情况：“居民们遭到屠杀掠夺，日军犯下各种暴行。但是，当日军没收他们的粮食种子去喂日军炮兵的澳大利亚大马时，老百姓再也不能忍受了，因为这些种子决定着他们明年的口粮啊。‘他们奸淫妇女，拿种子喂牲口，’农村到处流传着这样的话，农民们不得不起来造反了，日军每天都遭到袭击。在公路上，日军的运输车遭到伏击而被摧毁。每当发生这样的事，日本人就烧毁整个村庄，杀死所有的居民。但这也无济于事。政治人员又到造反的农民中做工作。现在，游击运动遍及全省。”
多少世纪以来，河南匪患连年，使土匪人数大增。日本人来后，把这些土匪搜罗起来，组成部队，对其头目授以军衔。日本人认为，他们终于找到了他们求之不得的、可以为他们效忠的中国军队。他们高兴地说这是“中国的佛朗哥”。然而，他们的美梦破灭了，华北的一位英国作家对此作了如下的描写：
“有许多事实证明，这些部队并不可靠。现政权（指北平伪政府）创建的一些准军事组织中，有一支部队提供了一个例子。公安部直接领导的反共第一军军长李复和8月初在北平视察部队返回时，在豫北的一个镇被杀。袭击他的是参加他的军队的游击队。这种事情是很难防范的……”
“日本人原先对他寄予很大希望。他在北平访问时，日本人正式承认了他的地位，他得意洋洋地进入豫北。在当地他以‘东方的佛朗哥’闻名。据说，一位意大利军官到河南，观看了李复和部队的演习，印象很深，给了他以上的绰号。”
在河南，像在别处一样，汉奸逐渐被消灭，而中国人民的抵抗则不断发展和加强。在“日占区”，“被日本人承认”就意味着死亡。在当时的中国，“佛朗哥”的荣耀是长不了的，不管他是昂首阔步在占领区，还是阴谋策划于重庆；不管他的名字是李复和，还是汪精卫。
河南与山东接壤。山东省简称为“鲁”。在黄河北岸重新建立起来的鲁西行政区，开始时同豫北差不多，但是不久就大大加强了，因为津浦铁路工会的工人战斗队和来自边区的大批政治组织者加入了它的行列。
据可靠消息，在黄河以北敌后活动的中国军队和有组织的游击队超过60万人。较大的正规军是八路军，有10万人；阎锡山和傅作义的军队在晋西和绥远有7万左右；卫立煌领导的由德国人训练出来的5万中央军活动在晋南；还有河南和东北军的几个师在太行山。在战争爆发以后发展起来的几支新军队中，最大的是边区10万人的游击队。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小股游击队和地方自卫武装，而只是由中央指挥和控制的部队，不过，他们也可以分散成小股部队，以便进行游击战。
这些军事力量粉碎了日伪政府企图在占领区确立其统治的阴谋。他们把日军的控制限制在铁路沿线极不牢固的阵地上。为了保持这些据点，日军在华北投入了11个师、30万兵力，每年耗费帝国巨额钱财，但却除了抢劫一点东西外，什么也捞不回来。在军事上，日本不能动用这些兵力来对中国或者苏联发动新进攻，反而大大削弱了日军的整体进攻力量。
安徽
比较靠东的皖豫边区（“皖”即安徽），地形完全不同。这里是个山区，主要是大别山脉。包括新四军在内的游击队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用武之地。在1938年9月的大战中以及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不断地给敌人以打击，炸毁山上的公路（在那里是很难进行修复工作的），不间断地袭击敌人的岗哨和交通线，还拦截伏击敌人的运输车队。他们成功地打乱了敌人的计划。最北部的新四军曾一下子夺得120辆卡车。
皖北之所以成为敌后有效的抗日地区，不光是得地理之便。这方面的功劳应大部分归之于组织群众的运动。这项工作在日本人占领之前已经开始，敌人来了以后进一步加快了速度。
这项工作是由李宗仁将军的群众动员委员会开始的。李宗仁当时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同时兼任安徽省主席。在介绍台儿庄大捷的那一章里，我们已经谈到这个委员会在保持徐州人民和鲁南前线的士气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工作。在安徽也形成了这种自信和自力更生的气氛。
全省的中学毕业生都予以登记注册，从中抽调了2000人加以培训，然后担任村长、小学校长和民兵指挥官三种职务，像广西实行的那种制度一样。另有1000人编入群众动员小组，每个小组吸收15岁到20岁的男女青年参加，人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在动员委员会发布的总指示的范围内，这项工作的具体部署由各单位以多数票民主决定。一旦做出决定，则以军事纪律保证其严格贯彻执行。小组成员月薪12元，以此保证其饮食和其他一切开销。
合肥陷落后，这些小组遭受严重挫折，一些小组成员被敌人的骑兵抓住杀害了。但工作并没有停止，他们很快地适应了新的形势。一些青年继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另一些人则自动地拿起武器，成为新的游击队的核心。
在凤阳附近活动的一个小组在该城沦陷后的几个星期内就组织了一个有3000人的“红枪会”。在合肥附近活动的另一个小组成员把自己的月薪从12元减到3.5元，用节省下来的钱购买了武器，一有时机，就拿起枪杀敌。和县是美国巴纳号舰被击沉后的幸存者最初避难的地方，在那里，以前在南京中央大学念书的一个学生跟他的同乡们一起组织了一支部队，用40条旧式火铳击退了首次出现在该地的一批日军侦察兵。在六安，一位25岁的从陕北公学毕业的青年组织了一个“青年战地服务团”，从日军手中收复了该城，接着发展成一支很大的游击队，从长江到大别山，转战该省各地。一个师范学校的女学生组织的“女子服务队”跟随这个男青年服务团到敌后，去村里做宣传工作。
像其他以人民群众为主进行斗争的地方一样，在安徽省，统一战线也是很强大的。旧式正规军、新四军和许多游击队组织合作得很好。
中国青年非常佩服的三个人的名字同安徽的抗日斗争联系在一起。
章乃器先生是上海爱国的银行家，是战前由于进行抗日活动而被逮捕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他后来是安徽省的财政专员，负责筹措游击战经费。
胡兰畦女士是一位进步的青年作家，她在留学德国时，曾被捕入狱，熟悉纳粹监狱的内幕。她领导着一批上海女工。她们把宣传、戏剧和流动学校结合在一起。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的《人类的五分之一》这部著作中，讲到这支队伍如何宣传军民合作。我在汉口见到胡兰畦时，她给我留下了极其鲜明生动的印象。她身材不高，长得很丰满，虎虎有生气，头戴钢盔，身穿军服。她满怀感情地向我描绘了她们初期工作的情况。当那些姑娘们第一次远远望见长江彼岸的抗日游击队员时，由于没有渡船，过不了江，便隔着广阔的江面，使劲地给他们唱歌。后来，她们同游击队员战斗在一起，什么江河也分不开他们了。
最后是方超尘老人。他是中国青年崇拜的英雄。当时他虽然已经72岁高龄，却领导着一支很大的游击队。他在清朝曾得过功名，辛亥革命时曾在皖北指挥过一支起义的军队。日本侵华前，他早已退休了。凤阳和定远的人民无人不知道他，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他一声号召，人们便纷纷集合在他的旗帜下。他对他们说：“我们会使用武器，我们熟悉这里的山川河流。为什么我们在自己的家乡当亡国奴呢？”当4000多人参加他的队伍后，方先生领导他们对重要的铁路枢纽蚌埠发动了一次反攻。这支游击队还在其他地方多次同日军交火，重创敌人，有一次它自己也遭受重大损失。在汉口沦陷以前，方先生的家属住在该城的一个难民营里。政府打算特别照顾一下他们，但这位老将军甚至连给军属的一点微薄的补助都不要。他的战士吃的和装备都很差，受伤以后得不到治疗。他看到，必须让政府给游击队的抵抗活动提供更多的经费，便特地向武汉提出要求。当政府给他的家属补助时，他说：“我希望你们把这些钱用来给我们的游击队员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和打仗补给品。”
这就是凤阳和定远的游击队的白发斑斑的老领导人、安徽伟大的老人的精神。
江苏
当时，江苏这个沿海省份包括上海和南京，向北一直延伸到徐州。除了许多铁路沿线的城市外，全省仍然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苏北的整个地区为陇海路的东段所横贯，直到海边的海州。这一地区自徐州失守后，由6万正规军防守。苏南是顾祝同将军领导的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在这一带活动的许多游击队，包括新四军，对沦陷的首都和中国最大港口城市构成经常的威胁。
韩德勤将军是保卫徐州的主力向西撤退后留下来的师长之一，现在担任江苏省主席。省府设在阜宁。李明扬将军是徐州群众动员委员会的组织者，他也留下来与人民群众一起在正规军离开后坚持斗争。
苏北一小股正规军的活动不亚于苏南的新四军，他们不断骚扰日军。1939年2月和3月期间，日军占领了海州，在这个地区横扫了一阵子，宣布自己获得胜利，便把主力转移到别处。中国军队立即打回来，收复了失去的一切地盘。4月14日，日本人宣布说，苏北的游击队得到八路军的增援。八路军的部队活动于山东，这是千真万确的。至于它是否进入江苏，还是个疑问。不过，日本同盟社的消息倒是证明了一件事。当日本人发现一支军队善于运用人民战争的游击战术时，便把它称之为八路军。江苏的游击队显然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上海地区
新四军控制着长江以南的从南京到常州一带地区。常州以东到上海一带是戴笠将军的“忠勇救国军”控制的。这支部队在上海郊区和黄浦江对岸的浦东一带进行游击活动。它是由青红帮组成的。青红帮是中国两个最大的秘密帮会，以前在上海市政界颇为有名。战争爆发后，青红帮坚决抗日。虽然他们没有组织群众性的武装力量，但他们的飞枪队摧毁了许多警惕性不高的日本据点。他们的人还单独地进入上海市，暗杀伪政府官员、间谍和汉奸。在这方面，他们是非常高明的，自己的人很少被抓住。尽管如此，他们也牺牲了百把人。在这个敌人占领的城市中，汉奸受到惩罚的速度比中央政府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区还要快。
在上海西郊和浦东，激烈的游击战经常不断。为了对付游击队，日军出动数千人的兵力，还有飞机、坦克、大炮的支持，但上海市民惟一看到的，是卡车源源不断地把日军伤兵运进市内。每次战役后，日军都声称彻底消灭了狡猾的敌人。但几周以后，又必须发动新的“扫荡”，如此周而复始。
在抗战的过程中，爱国武装力量和汉奸的部队发生过小规模的“内战”，浦东就是这样一些发生“内战”的地方之一。浦东的一支汉奸武装力量的司令在一段时间内也曾经被称之为“中国的佛朗哥”，如同河南的李复和一样，然而这只不过是日本人的愿望而已，并非已成为事实。
想当浦东头目的徐洪发过去曾经是一个土匪。战争爆发的时候，他由于武装抢劫被判处12年徒刑。大赦获释后，他参加了上海附近的一支游击队，后来当了一支由以前的歹徒恶棍组成的部队的头目。当他拥有1000人时，他便同日本人狼狈为奸，以一个独立的军阀自居，谋求权位和财富。当他获得伪“自卫团”总团长的名义后，便向这一地区的所有游击队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服从他的指挥。
当他的最后通牒被拒绝后，他便领着日军去打游击队的司令部，为日本轰炸机指示轰炸目标。在日军机械化的支援下，他发动了围剿他以前的同伴的战役。结果是彻底失败了。这个“佛朗哥”的伪军各自逃生，他本人受了重伤。浦东的大部分仍然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正规的行政机关照常办公，游击队挡住了敌人的进攻。
华南
广州沦陷以后，游击队就立即在华南活动起来。在日军登陆以前，民团就拥有30万人和许多枪支，从他们的队伍中发展游击队是不困难的。各行各业的爱国志士，从老军阀李福麟的部下到新四军的密使，都致力于发展华南的抗日游击活动。
东江地区很快就收复了。入侵的日军曾从大亚湾登陆，通过这里向广州进攻。日军同新建立的游击队多次交火以后认为，保持这条通向大海的交通线太困难了。所以他们撤到广州。在那里，他们可以通过西江直接得到增援和补给品。从那时以后，他们满足于在海军的支援下沿着江岸向西谨慎地稳步扩展。强大的中国正规军和游击队使他们甚至不可能巩固对广九铁路全线的控制。广东的游击队之所以没有发展到北方和长江下游一带抗日根据地那样大的规模，是因为日军并不打算占领全省。他们集中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工事较强的小范围内。他们的舰队控制了水路，没有必要再依靠陆上交通线，因为后者容易遭到游击队的袭击。因此，对广东的反攻必须由正规军和空军进行，他们在袭击敌人的舰只和水上运输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在广东从化前线，中国军队某旅渡河出击。
常德
在说到华南的时候，有必要单独提一下常德。
1943年12月12日，湖南省重镇常德被中国军队从日军手里夺了回来。一位美国驻华记者随军入城并写了一篇报道。他说，常德是一座曾经有16万居民的城市，又是中国洞庭湖西岸的棉花和稻米生产中心。可是当他走进劫后常德的时候，很久很久没有找到一家邮局，市内仅存的两座有屋顶的建筑，是西班牙风格的教堂。然而，常德城原来的建筑并不脆弱。用砖砌筑而成的高约9英尺的坚固城墙，将全城围着。被日军攻陷后，不仅一般房子的屋顶被炸飞了天，就连昔日的城墙也只有颓垣废瓦了。面对日本人的进攻，中国军队坚守了16天，失守后仅仅让日本人占领了五天，就又经三天的苦战，重新收复了常德。
他说，从他进城后看到的惨状可以断言，常德之战是中国战事中最激烈的一次。他曾去过上海、台儿庄，那里被日军蹂躏的状况均无法与常德相比。他从身经百战的老兵和没有撤退的老百姓那里听到，甚至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地点都有一个故事。南城门面对着宽广流急的沅水，在那里曾有一个星期的激战。在战事结束前，连伙夫、担架兵也利用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步枪参与了战斗，砖头、石块、竹竿等也都被中国军队用作武器，以阻止敌人渡河登陆。100名中国士兵坚守着绕城而建的五座古钟型碉堡。东门被敌人以长距离的75毫米大炮轰开。守军的炮兵在打完了炮弹以后，就变成了步兵，向敌人又发起了三次冲锋，团副壮烈牺牲。参与全城防御的只有57师的5000人马，面对的是6万敌人的兵力，但他们反而使敌人蒙受了90%的伤亡。守城的中国士兵久经训练，使极为有限的弹药发挥了最大的效果，他们向敌人开炮的原则是：“没有目标不放，不看准敌人不放，不能确保击中目标不放。”
这位美国记者感慨道，即或中国战场形势有所变化，也改变不了中国老百姓的斗志。至12月12日，中国军队又恢复了常德的安全。同日，一小股日军企图再次入侵。原住在城内的老百姓也恰在此时返城。他们在敌人占领前疏散到沅水的南岸，就在敌人的附近等待着敌人的失败。从他们口中他得知，日军在许多村庄里强奸妇女，强令壮丁运送给养，老弱妇孺均被杀害。有一个妇人，丈夫被掳，父亲和叔叔被杀害，敌人来了后又抢去了她所有的食物，砸毁了家里所有零星什物。敌人抢到的粮食无法运走，就堆起来烧掉。他知道，这些居民多半没有受过教育，决无宣传的观念和取悦外国人的心理。中国力量的伟大源泉，就是这些老百姓的不怕苦的忍耐精神，一旦加以组织，这些无抵抗的力量就会变成有力量的行动。
日本兵的残酷杀掠不光是对着中国人的，在常德的西班牙籍的天主教教士也难以幸免。日本兵殴打了59岁的老牧师王德纯，同时抢走了他的粮食、金匙、教服和金十字架。他们还想奸淫道姑玛提利慈百、托佛朗可。当日军企图伤害那些在教堂避难的妇女和儿童时，牧师和道姑同加阻拦，因而挨打。西班牙籍的王德纯后来在5000人的大会上说：“日本人的暴行确非人类的行为，我亲见他们杀人、奸淫。我自己也遭到抢劫、殴打和侮辱。我希望西班牙尽可能于短期内参加盟军作战。”
这位美国记者又写道，常德之战不仅是值得纪念的，也是可赞誉的。美国空军参加了这次战事。中美空军的联合行动，致使敌人难以得逞。在整个战役中，美国空军曾给予日军以不断的阻击和轰炸，同时为中国部队运送给养。当日军占领这座城市之后，盟国的空军又使敌人无法补充兵员和给养，让占领者没有得到一刻安宁。由此看出，经过六年的苦战之后，中国的潜力尚未耗尽，只要有适当的支持，中国军队仍足以完成任何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