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战国面临的问题
从1943年中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是抗战的最后阶段。这个时期内发生的情况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使以前的各种事态发展集中到一点上了。
国际战线的双方第一次要在中国的地盘上遭遇。在这里的日本军队是敌军。只能依靠空运的美军作为友军陆续进入。在外围地区，尼米兹和麦克阿瑟的两栖部队正向中国沿海挺进，苏联的远东地区红军则在满洲边界上摆好阵势。大决战日益临近。
日本想把中国变成最后一个大堡垒，或者至少是变成一个进行长期消耗战的战场，以避免最后和彻底战败。即使不得不投降，他们也要在自己身后留下一个软弱和不团结的中国。他们想，战败国地位不会是永远的。
美国在中国的目标是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美国已经建立了海空优势，但是日本的陆上力量继续统治着大陆。即使海军登陆，也无法解决把大量军队和物资迅速运往没有公路可通的内地的问题。单是海空优势肯定不能取得彻底胜利。在华日军证明，它可以夺占重庆军队没有能力保卫的机场，使美国空中力量发挥不了作用。美国为了节省自己的部队和尽早结束战争，就需要一个比较强大的中国。这就要改编蒋介石的软弱而无所作为的军队，并且把他用于封锁共产党军队的50万部队调出来。这还需要同北方的共产党领导力量相协调，但这又因美国的基本政策与眼前战争的需要之间矛盾而行不通。蒋介石一部分是美国政策的产物，但在军事上他却是一个包袱和破坏者。美国军官对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一支战斗力量有很高的评价，但是华盛顿在政治上害怕他们。这种害怕实际上是支持中国现状的旧传统的继续。
对重庆政府和国民党说来，这个问题是怎样保持对国家的控制。他们愿意让别人去同日本人打仗，自己则准备重新征服新民主主义制度已发展起来的地区。如果重庆不得不丧失领土的话，它宁肯让日本人来控制。要是日本人被打败了，他们牢牢控制的地方将原状收回。但是如果到了共产党手里，以前的封建势力必然会遇到人民的抵抗。因此，布鲁克斯·艾金森在发给《纽约时报》的著名通讯中写道：“史迪威与蒋委员长之间的分歧是，美国要打日本，委员长宁肯不打。”
对解放区来说，情况完全不同。他们的经验证明，抗日战争要成功，必须实行反封建改革和动员民众，而任何积极形式的抗日斗争都必然能取得这种进步。他们迫切希望结束中国的进步运动在国际上已有一世纪之久的孤立状态。他们可以以军事援助形式给盟国的事业很大帮助，但他们只要求得到很少的东西。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们希望能支援盟国打算在中国沿海登陆的行动。他们认为，这样的联合行动，不仅会加速日本的灭亡，而且会改变外国同中国合作的性质，因为迄今为止外国是只同中国的旧势力合作的。
除了战争之外，解决这个与暂时的分裂截然不同的问题，对整个中国的前途是很重要的。这对刚刚成立的联合国全体而不是个别的会员也是很重要的。
举行反攻时，中国仅仅是一个战场呢，还是一个积极参与者？这将决定它究竟是作为一种奖赏进入和平，抑或在名义上和事实上都是一个共同战胜国进入和平。
抗战最后阶段的努力和整个反轴心阵营战略上的需要而造成的各种事件独特的结合，会不会促成一种新的民主的团结？这样的团结可以保持到战后以加强中国使之作为亚洲进步的基石，制止日本法西斯主义复活的王牌和稳定和平。
帝国主义勾心斗角和内部的社会紧张关系会不会在最后关头使中国瓦解，从而开始又一轮过去几百年经历的悲惨历史呢？如果是这样，中国将继续成为一个国际足球，亚洲的解放将被阻挡，重开大国之间为争夺对中国和亚洲两者的控制权的斗争。
日本面临着自己所犯的错误带来的结果
日本1943至1945年在中国的处境的主要特征是，尽管它的军队在战场上是最强大的，但是它在战略上已经吃了败仗。东京原来的时间表规定，在开始任何更大规模的战争之前“了结支那事件”，但是在珍珠港事件那天，中国仍然顶住了。日本在自己后方的事情未了结的情况下便在印度支那、马来亚、荷属东印度、菲律宾和缅甸发起了战役。
在轴心国还有希望打赢这场战争时，这个情况还不算严重。但是，德国在斯大林格勒被击退、太平洋上的海军主动权转到美国手里以及日本的势力已证明无法延伸到印度时，这个情况就成了威胁。1942年来，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的美国飞机在国民党后方建立了基地。与此同时，华北敌后战线的发展牵制了日军许多个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在华中沿海登陆或苏联进击华北日军阵地，对日本来说将是不祥之兆。不论是美国登陆还是苏联进击，解放区都许诺给进击部队以有效的配合。
这种局面是怎样形成的呢？历史上所有征服者试图征服大而人口多的国家的情况提供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要打败大而人口多的国家，单靠较大的进攻力量还不够，必须迫使他们的领导中心投降，摧毁他们人民的战斗意志。要不然，在他们的巨大而松散连续的地方，任何入侵者都没有力量到处驻扎大量军队，这就始终为解放战争提供了机会和基地。这种机会，如果利用得当，可以导致继续不断的抵抗，最终拖垮和赶走侵略者。正是这种要抵抗的坚持不懈的决心和日益扩大的军事动员，使人民变成了军队，赢得了美国革命的胜利和在1812年把拿破仑赶出了俄国。
同军队打的主要是军事仗。对人民的抵抗，打的是政治仗，目标和战略是政治性的，尽管也要用武器进行。一个经常采用但又难得成功的办法，是通过大规模的恐怖手段来瓦解人民抵抗的决心。日本人在南京的屠杀奸淫、对广州和重庆的狂轰滥炸以及在游击队地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就是试图达到这个目的，但他们失败了。
不那么引人注目但经常比较成功的办法，是利用被入侵国家存在的政治分歧。日本从1931年侵占东北到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期间，采用帝国主义的老伎俩，捞到不少好处。它用计诱使中国政府姑息它，同时又用警察措施对付爱国者的抗议来保护这种姑息政策。国民党政权整整六年成了人民的愤怒与人民的真正敌人之间的缓冲物。蒋介石要么领导抗战，要么成为日本侵略的附属物，让人民自己去抗战。由于民众运动的发展壮大，日本人的阴谋诡计也告失败。
在接着发生的战争的第一阶段，日本军队是“惩罚”中国政府，因为中国政府轻率地同人民携手而不是约束人民。与此同时，他们攻占了一些大的通商城市，这些城市过去是国民党力量的主要中心，西方财团的据点，也是两者之间的实质联系。东京希望通过这样的手段向中国统治者证明，中国人的决定是仓促轻率的，也希望向英美证明，希望中国能制止日本进军的任何想法都是枉然的。日本认为，如果能使西方相信这一点，那么西方将愿意出卖中国，通过谈判保住西方能保住的利益。
每一件事的结果都部分地有助于证明抱这样的希望是有道理的。汪精卫和国民党的一部分投降了，其他一些派别动摇了。美国和英国虽然鼓励中国人不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抗战，但是却继续同日本做生意，而且承认日本不论在什么地方建立的统治都是事实。
因此，日本又一次认为，根本不需要军事手段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南京和武汉陷落之后前线出现了短暂的平静，与此同时它便设法诱使蒋介石进行和谈。这些试探遭到了拒绝，因为尽管日本明显地取得了胜利，但是它也造成了两股力量，无情地注定了它的失败，这就是全中国人民奋起抗战以及日本同西方大国的矛盾发展到了只能用战争解决的地步，不管暂时的形势如何。在日本初期的闪电战未能达到目标后，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要征服中国，惟一的办法是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的所有地方取得完全的军事胜利。
这就不再是一次“闪电”任务，也不可能“不花什么力气”便可完成。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是否能为这种活动提供装备，同时又迅速发展它所征服的地方的交通并开发其资源，以及为了确保征服还必须打赢的更大规模的战争作物资准备，是十分可疑的。
再深入一步分析，便可看出日本的根本错误是把中国看作是一成不变的。由于中国在表面上同以前一样，日本以为自己所要打败的只是一个被贪污腐化毒化和内部分歧弄得四分五裂的国家的软弱政府和军队。在抗战那几年，中国没有沦陷的内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确实分崩离析。但到了后来，世界战略均势已变得不利于日本，中国抗战的重心已转移到敌后的前线。“和平攻势”成功的希望因此又一次注定化为泡影。
虽然日本人认为自己的军队足以摧毁旧中国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是它所侵入的是孕育着新中国的旧中国。从1938年到1942年（更不要说再晚一些时候），这个“新中国”不仅诞生了，而且长大成人了。经过五年的暂时平静后，“了结支那事件”比开始时更难了，但又更为迫切需要了结。
对解放区的最后一次进攻
日本正确地认识到解放区是抗战的关键之后，便从解放区着手。它对延安只是采取不认真的进攻，因为新民主主义抗战的力量在于老百姓已增强的意志、组织和信心。攻占边区只会使它成为日本自己战线后面又一个伤脑筋的地点。此外，这还会消除共产党部队和国民党后方之间的惟一共同边界。这条边界对日本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这是一条摩擦线而不是合作线。这条线牵制住许多军队，不断发生危及中国团结的事端，保持着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的仅剩的希望。
解放区在经历了珍珠港事件前的大“扫荡”战役后有了一段喘息时间，日本则进行重新组合准备发动新的战争。解放区军民不是躺下养伤，而是收回他们失去的一切，并把边界进一步向前推进。日本没有从华北撤军，相反还增派了军队。随之发生的战斗是一场为了生存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八路军暂时被全部赶出冀中。设在晋东南山区的司令部本身被包围，突围时副参谋长左权牺牲了。官兵伤亡很多，老百姓死伤更多。日本人凶暴地把毒气压送进老百姓躲藏的山洞和地道里。解放区的官员很肯定地认为他们还散播了淋巴腺鼠疫。由于没有科学设施，无法证明这点，但可以肯定的是，敌人经过后许多地方出现了这种以前没见过的疫病。
与此同时，日本人的政治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杀一儆百的恐怖行为如“巩固和平秩序”和“三光”政策之外，又加上了最初于1942年末在长江中游一带实行的新办法—“清乡”。这个办法是日本人和他们的傀儡汪精卫新创造的。这是仿效国民党在10年内战时发明的那种做法，但是许多细节却加以发展了。
继叶挺之后的新四军军长陈毅向我谈起了什么叫“清乡”。他解释说：“敌人改变了把部队铺开到我们整个地区以便像以前一样达到最大程度恫吓和破坏的做法，而是派大量驻军加上许多伪军、官员、警察和特务渗透到指定的小块地区。他们驻扎三个月，逐村‘清理’，审问每个男女儿童，以搜寻我们的便衣游击队、民兵、地下工作者、伤员以及总的说来任何帮助过我们的人。”
“在这三个月中，谁都不能离开，每天要点名。曾经同我们打过交道的‘危险分子’被处决或监禁。表现出爱国情绪的‘可疑’分子受到管制。对日本人的走狗和那些被认为‘无害’的人，则发给‘良民证’，使他们虽没有免于受辱，至少可以免于惩罚。”
“你们怎样对付这种情况？”我问道。
“主要是靠军事行动，”他回答说，“我们动员我们所有的部队，打击不论远近的敌人的每一个可能的薄弱点，迫使敌人重新把力量分散开。与此同时，我们把土生土长的游击队的小股武装小组派回遭到清洗的地区，隐蔽在树林、灌木丛和比较勇敢的农民的庄稼地里。这些人晚上出来，袭击最可恶、最活跃的伪军，因为这些人了解当地的情况，没有他们，敌人无法下手。武装小组同老百姓接触，告诉他们我们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这样干。这样的活动收到双重效果，使汉奸害怕而采取磨洋工政策，也使老百姓感到，尽管敌人大量集中，但我们仍然在那里打击压迫他们的人。”
“因此，清乡的做法开始失灵，”陈毅继续说，“敌人在头半个月或一个月，一切似乎还能随心所欲。然后，敌人的一部分军队就不得不撤离去应付其他地方的告急警报。于是，伪军就越来越害怕。然后，我们的老百姓便比较大胆，团结到游击队周围袭击小股日军。最后，向伪军士兵开展广泛的政治攻势，届时，如果情况顺利，他们已接替了大部分日本驻军。我们的农民大胆地告诉他们，正如他们亲眼看到的，新四军是不可征服的。农民问他们，作为中国人，为那些连他们也保护不了的民族敌人效劳，能有什么好处？”
“到第三个月时，我们已能够开进较多的游击队。伪军开始成建制地倒向我们。我们的正规军也回来了，敌人又得一切从头做起，而且处于不利状态，因为老百姓已经看到他们垮过一次了。”
解放区反攻
要是有什么人认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对政府军的溃败感到高兴，那就想错了。在日本人大进攻期间，我一部分时间在国民党中国，其余时间在延安和晋绥地区，那里的反应既愤怒又忧伤。
一方面是正规战线后面的人民渴望得到支援，另一方面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强烈向重庆提出新要求，希望准许他们去支援。八路军主动提出派他们自己的部队去河南战场，新四军则提出去湖南。虽然他们难以从自己的地区抽调大量部队，但他们觉得即使是派去几个旅也会使情况大大改变。他们的人身体好，训练有素，懂得怎样动员民众抗战。经验证明，他们能够边战斗边扩大实力。
尤其是对湖南，许多老红军都有难以割舍的乡情。前面已经提到，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是湖南人。不少指战员的家属还在湖南农村和城镇里。1944年中，延安的人谈论起无线电广播的关于那里的战斗的消息，比讨论延安主管地区的局势发展更活跃。当我同八路军一二O师传奇式的师长贺龙谈起湖南吃的败仗时，他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老虎那样咆哮起来。“内战期间我在湖南各地打过仗，”他说，“在长沙一带打过，在大小湖泊里打过，我一个团把国民党整整一个军牵制了好几年。现在，国民党在那里人数上占优势，武器比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好，还有盟国的飞机。但他们却让日本人打进来了……”
延安对这次极其紧急的非常情况的另一种比较有组织的反应，表现在1944年7月7日纪念抗战七周年发表的口号中。解放区的每个村里都宣读了这些口号，并且书写在墙上。具体内容已在前面作了介绍。
这些口号并非仅仅是空话。除了向重庆提出具体的合作建议之外，甚至还同封锁他们的部队联系，如果反共堡垒西安遭到进攻，如何采取联合行动保卫它。军事当局和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都非常详尽地讨论了如果要求他们提供援助时，他们究竟怎样援助。
我当时亲自听到的民选代表高森山在边区参议会上的发言，充分说明延安本地的人民的情绪。高在讲话时转身对着墙上的蒋介石画像雄辩而直率地说：“我要对你说几句，委员长。你曾经宣称，只要还有任何中国人被奴役，你就觉得好像自己被关在监狱里一样。我们在边区有同感。我们不多说，但为此而努力。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是为你争面子。如果全中国都产生同样的结果，你的荣誉就会更大。这里和其他地方有亿万人民想帮助你成为真正的四大国之一，一个强大的民主的中国的伟大领袖，而不是仅仅出于礼节。”
“这难道也犯罪吗，蒋先生？要是不给予人民权利并鼓励他们工作使我们能赶上其他国家，中国怎么能进步？难道你喜欢你的追随者是一些拥有许多奴仆的一事无成的二流子和寄生虫吗？这是亡国之路。我们要帮助你，也帮助我们自己。你应该感谢我们，为什么你反而要打我们呢？”
虽然关于实现两条战线之间合作的建议没有产生任何具体结果，但是各解放区已转入进攻。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新攻势是所有根据地的协同进攻。如果两条战线合在一起看，这是自从1938年台儿庄战役以后中国最大的一次攻势。但是在形式上仍然是由各自为战的游击行动所组成的。由于解放区部队武器装备处于劣势，使之仍然被迫避免进攻大城市和日本的重要中心。
这次攻势的一个目的，是在尽可能多的地方牵制住敌人，从而支援了正规战线。第二个目的是摧毁敌人在华北和华中的碉堡网，把尽可能多的日本人从碉堡里赶出来，瓦解他们的助手—伪军的战斗意志。第三个目的是扩大沿海解放区，以收复被国民党军队放弃的土地为盟军登陆提供方便。在前面已经说明过这种登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被认为是可取的原因。
在各地都展开进攻的同时，所有根据地都进入总动员状态，为肯定要随同盟国全面反攻来临的更大规模战斗做准备。在盟国全面反攻来临之前，可能还要对付另一挑战。如果日本人把国民党彻底打败，那么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地区将是全中国剩下的惟一抗战中心。
整个1944年，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在不断扩大，从“优秀的”民兵中吸收新兵，这些民兵由于以前有良好的基础，这时成了极其重要的训练有素的后备力量。那年的三月，各解放区正规部队总人数已达47万，夏末达60万，秋末达80万。
但是，最最不可思议的，也许是日本方面对这些事实的了解程度。东京的大报《朝日新闻》的军事评论曾在河南、湖南战役前夕写道：“我们的主要敌人目前是共产党部队。我们在交战中有70%的仗是同他们打的。重庆的军队已丧失斗志。我们的华北驻屯军的主要任务，是对付煽动民族觉悟和寻机决战的共产党人。”与此同时，在重庆的中国政府继续否认解放区的存在。重庆的新闻检查不让自己的人民和盟国的公众知道敌后斗争的消息。
与此同时，日本人继续向前推进。他们攻入贵州省，威胁到重庆和作为美军主要基地的昆明。为了阻止日军前进，蒋介石终于把封锁共产党的军队中约占十分之一的兵力派到战场上，一小部分由美国飞机空运，其余都走陆路。
事实上，日本人既没有攻占重庆，也没有攻占昆明。
然而，时间已不多了。失败的阴云正从其他方向朝日本上空聚拢。
最后的胜利
1945年夏天，罗斯福总统已经去世，他那个班子里的成员不论在国内外都可以自行其事了。在中国，赫尔利和魏德迈在行使着总督的权力，因为他们既是国民党的最后希望，又是这个党的狂热支持者。这个国家尽管处境危险，却丝毫没有走向统一。美国同解放区的联系一直没有超出派观察小组的范围。
中国成了全球进攻战略中的一个附属战区。在正规战线采取陆上行动的计划再度被搁置起来了。美国第14航空队及与之合编的第10航空队没有可以直接打击日本的前沿基地。第20航空队的B-29战略轰炸机已从中国本部的成都调至太平洋上的塞班，因为那里更靠近东京，而且能依靠经海路运来的补给品。可是，美国方面加紧了对国民党军队的训练工作。由于增加了食品、派驻了美国战地小组以及补充了大批武器，大约30个师的部队情况有了改善。这些师被称为“新军”。人们都说，战后，蒋介石将把这些军队变成他的军事力量的基础。换句话说，新军是国民党在政治上卷土重来的先锋队。
抗日战士欢呼战斗胜利。
“战后”，这是个关键的字眼。当日本人如几个月来人们所预计的那样开始撤出华南和华中，准备在长江以北进行最后决战的时候，中国军队跟在他们后面开了进来。报纸上对他们的进军大吹大擂，称之为“伟大的胜利”。然而，事实是，他们往往在敌人撤走了好几天之后才开进某一城市，所谓作战，只是一些与殿后部队的小冲突。然而，魏德迈将军的宣传机构却帮助国民党吹嘘这些“攻势”的重要意义。不久，这位将军就称抗战工作的宿敌何应钦为“中国的艾森豪威尔”了。这种奇怪而卑鄙的无视事实的做法，对于那些正当何应钦逃避职责、策划阴谋之时牺牲在真正的战斗之中的中美将士，真是一种侮辱。
这种“胜利”还有另一个有趣的特点。为了报答对国民党最糟糕的将领们的溢美之词，中国政府意图使人感到这表明了美国训练的成功。在史迪威努力同日本作战时，有人对他大张挞伐；而今颂扬美国训练的成功，这本来会是令人高兴的事，可惜事实并非如此。记者们全都证实，“新军”还没有上过战场，填补真空的还是以前参加作战、常常被可耻地抛弃不管的那些衣冠不整、食不果腹的士兵。
“新军”留着干什么？日本投降前不久，报纸上有消息说，魏德迈将军视察了华北前线。据说那里随时可能发生战斗。这位将军此次视察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他去看了反共封锁线上主要的出击点。这条包围着延安边区的封锁线是巨大的新月形，从南面的西安经西面的平凉到北面的榆林和绥远。他没有去看八路军，当时八路军正在敌人内线堡垒的内部作战，而这个堡垒正是他本应粉碎的。他连派到八路军延安总部的他自己的观察小组都没去看望一下。
魏德迈视察后不久，再次响起了内战的雷声。国民党军队在北方对日本发动攻势一说仍属子虚乌有，但他们的封锁部队在爷台山等地向边区渗透却是事实。在打退这些军队的进攻后，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宣布，从他们手中缴获了许多美制武器。他在提出上述说法的同时开列了很长一个单子，写明了各种武器的数目和美国制造商的名字。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终于得到了一些美制武器—是像他们以前得到中央政府的给养时那样绕着圈子得到的。
在中国战区的记者招待会上，魏德迈将军像平时一样温文尔雅、镇定自若。他否认美国为中国内战提供了装备，但是他说，很可能有些武器被“偷”去干这类事了。他宣称，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他没说他是否要向中国政府和“中国的艾森豪威尔”何应钦提出抗议，也没说他提出了什么别的建议。
后来，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扔下了也是进一步打破日本列岛防御的那两颗原子弹，苏联出兵东北粉碎了敌军在大陆上继续顽抗的梦想。日本投降了。
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立即命令侵华日军指挥官只向他指定的部队投降。他对他们说，任何部队若不抵制未经授权的要他们放下武器的要求，就要拿他们这些当官的是问。这就是命令他们继续同八路军和新四军作战，但同时，他却允许他们向一些伪军投降。这些伪军此时声称他们一直忠实于重庆。幸存下来的伪军部队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国民党的怀抱。此后不久，蒋介石的上述伎俩得到了盟国的批准。麦克阿瑟将军把类似的条件写进了盟国起草的投降书。
北平各界人士在故宫召开庆祝抗战胜利大会。
只是到了这时，美国训练的新军才最后派上了用场。美国用飞机、军舰把这支军队送到华北、华中各地去“接受日本投降”，还有一支部队自己开到广州去阻止敌军向华南纵队投降。不久，整个新军就全部投入了对付解放区部队的内战。国民党方面宣布，解放区部队占据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作战的区域是非法的，而这些区域多年来不曾看到中央军的影子。
中国经受住了一次企图全力征服它的巨大考验。它现在是否会回到半殖民地的分裂状态？抗战胜利是否能使它的人民享有他们长期谋求的和平、完全独立以及求得进步的机会？
对这个问题不会有现成的答案，道路仍然是艰苦曲折的。随着人民斗争取得巨大进展，又出现了以往那种局面。国内那些维护中国落后状态的人又一次伸出手来摘取斗争的胜利果实。他们又要求外国提供援助来对付本国人民了。
他们所依靠的外国便是美国。战争期间，美国是朋友，不是敌人。它的敌人也就是中国的敌人。它还背离了一个世纪来中国同西方关系的传统—尽管时间是短暂的，也是不情愿的—站到了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的一边。这些，使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希望。
美国在最后一刻改变态度，这不仅使战争时期取得的进展化为泡影，也使中国人民心目中美国政策与英国等殖民主义国家的政策存在的旧有差别不复存在了。美国也许是与以前的侵略者为伍的，但它没有采取武装行动把它的意志即它挑选的政府强加给中华民族，因此，中国人对它异常友好。但是，现在它也玩弄起干涉主义老把戏了，只不过是用了一个新的借口—“阻止俄国的行动”。
所以，我在抗战后出版的一本书，用了这样一个名字—《中国未完成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