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国际现代化的客观条件
中国国际现代化的简史:互动、战争、战略、地位
中国国际现代化的基本战略,必须遵循国际现代化的基本原理,必须面对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必须符合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国情,必须服务中国现代化的战略需要。前面分析了中国国际现代化的世界背景,这里讨论它的客观条件。由于国际现代化的国际互动具有路径依赖性和起点依赖性,所以,我们分别讨论中国国际现代化的历史、现状和前景。
中国国际现代化的简史
中国的国际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与中国的国际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国国际现代化的历史,应该从中国现代化的启动算起。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大致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第二种观点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1860年)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本报告采用第一种观点。
中国的国际现代化,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国际互动。国际互动包括国际合作、国际交流、国际竞争和国际冲突等多种途径,具体内容有贸易交往、文化交往、政治交往和国际战争等,国际战争是国际互动的极端形式。在中国现代化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国际互动、国际战争、国际战略和国际地位有所不同,需要专题研究。这里仅做简要叙述。
1、中国现代化的国际互动
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有对外交往的优良传统。早在公元前的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随后的唐宋元明清,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不断,文化交流也比较频繁(表3-10)。中国的国际交往、外交思想和实践有数千年历史,而且至今仍然有影响。但是,中国的国际现代化,应该从清朝末年(1840年)中国现代化的启动算起;它的历史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清朝末年、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时期(表3-11)。
(1)清朝末年的国际互动简史
清朝末年的国际互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殖民化与反殖民化为主线的,可以分为三个小阶段。第一阶段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与列强的互动发生在国家和民间两个层次。在国家层次,主要的国际互动是两次鸦片战争和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俄罗斯对中国的侵略、列强在中国建立租界、赔偿列强战争费用和签订一批不平等国际条约,例如,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在民间层次,主要是沿海国际贸易、沿海民众反抗列强入侵、太平天国起义与列强干涉、知识分子开始研究和介绍外国知识等,如魏源的《海国图志》等(熊志勇和苏浩 2005)。
第二阶段是洋务运动时期。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震惊朝野,洋务运动登上历史舞台。清朝的国际互动策略发生重大变化。在国家层次,首先,洋务运动,与列强合作,建立外交机构、派遣驻外使节、浦安臣使团出访、派遣留学生、引进外国军事技术和装备等;其次,列强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建立外资企业;其三,中法战争,中国取胜;其四,日本对中国的一系列侵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其五,俄罗斯侵略中国,中国收复新疆;其六,英国对中国西藏的侵略;其七,签订不平等条约,如中日《马关条约》、中葡《会议草约》等。在民间层次,主要是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国际贸易、外国企业的经营活动等。
第三阶段是维新新政时期。甲午战争的失败,显示中体西用战略的失灵。列强加快瓜分中国的步伐,清朝政府被迫进行改革,对外政策也发生变化。首先,列强纷纷在中国强占领土,瓜分经济利益。其次,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签订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其三,清朝政府借用外国势力,镇压国内民众运动。其四,俄国侵占中国东北。其五,日俄战争,日本在东北扩张。其七,清政府派团出国考察宪政。其八,英国再次入侵西藏。
(2)民国时期的国际互动简史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中华民国。在很大程度上,民国时期的国际互动是以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为主线的,可以分为三个小阶段。第一阶段是北洋政府时期。首先,争取列强对新政权的外交承认。其次,列强干涉中国内政,引发民族问题。其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会和“九国公约”,解决山东问题。其四,中苏建交,以俄为师。其五,推行“修约外交”和反帝外交。其六,日本扩大在华侵略势力。
第二阶段是国民政府早期。南京国民政府早期采取“联美抑日反苏”的外交政策,积极推进“修约外交”,力争废止不平等条约。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后占领中国东北全境。1932年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1933年日本侵入中国华北。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南京政府开始争取国际援助,与苏联复交,寻求欧美支持。
第三阶段是战争时期。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政府继续寻求国际援助。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美英放弃不平等条约,中国与美英签订新约。美国总统罗斯福把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并列为“四大强国”。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放战争时期,美国为国民党政府提供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熊志勇和苏浩 2005)。
(3)新中国的国际互动简史
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新的国际互动的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新中国的国际互动是以独立自主与国际化为主线的,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小阶段。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时期。50年代,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全面学习苏联,参与冷战对抗;同时与20多个亚非欧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欧洲发达国家的建立外交联系。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向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古巴、赞比亚等提供巨额国际援助,同时发展与日本和西欧的关系(张贵洪 2003)。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1970年与55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表3-12)。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关资料显示(黄安余 2005),在1950~1977年期间,中国参与了一些国际战争和国际军事冲突,如1950年朝鲜战争、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1965年援助越南战争、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和1974年中越西沙海战等。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调整。首先,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其次,中苏关系正常化,苏联从中蒙边境撤军。其三,国际环境得到改善,与西方发达国家、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周边国家的关系都有很大发展,1980年建交国家达120个。其四,和平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其五,积极推动经济贸易合作,2001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其六,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2001年参加的国际组织达到5568个,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233个,非政府国际组织5335个;签署的国际公约超过100多个。其七,积极参与和推动联合国的国际合作。作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常任理事国分别为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中国积极参与冷战后的国际维和行动,推动裁军和军控事业的发展。其八,推动多层次的外交和国际合作,包括民间外交、各个层次的国际合作(中央、地方、部门、企业和个人层次)、各个领域的国际合作(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和环境等领域的国际合作)等。
第三阶段是追赶时期,也是全球化时期。随着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全面参与全球化进程,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在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和多领域的国际互动网络。在国际体系层次,通过联合国机构、全球性国际组织等途径参与国际互动。在跨区域层次,通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欧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和中非论坛等途径参与国际互动。在区域和周边层次,加强与东盟和南盟等的国际合作。在国家层次,与168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部门、地方、机构、企业和个人层次,都有广泛的国际合作。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科技等领域,中国的国际交流和合作都非常频繁。当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压力也不小,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国际贸易摩擦时有发生等。
2、中国现代化的国际战争
中国的国际现代化,实际上是从国际战争开始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并没有惊醒具有数千历史的农业文明古国。在新兴工业文明面前,数亿人口的清朝,竟然被数千英国军队打败。正是国际战争,向古老农业文明展示了新兴工业文明的先进性。一些知识分析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研究国外情况,提出向西方学习,师夷制夷,富国强兵,拉开中国国际现代化的序幕。遗憾地是,清朝统治者并没有认识到世界的变化,继续做着天朝大国的迷梦。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在不对称的国际军事冲突中,泱泱大国,胜利寥寥,失败多多,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饱受蹂躏。在1816~1976年期间,中国发生了70次国际军事冲突,位列冲突次数最多的国家的第8位(Gochman and Maoz 1990);这些国际军事冲突,有些是亚洲内部的,有些是跨区域的(表3-13)。这里我们用历史数据来分析当时的国际战争。
(1)清朝末年的国际战争
清朝末年的对外战争,失败者多,胜利者少(表3-14)。取得胜利的国际战争包括:中国收复新疆、中法战争(镇南关大捷)和大沽炮战等。失败的国际战争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等。
清朝末年国际战争的结果,与国家实力关系不明显,与国家水平紧密相关(表3-15)。在1820~1895年期间,中国经济规模(按1990年国际美元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始终排世界第一位,中国人口规模始终排世界第一位,中国国土面积排世界第二位(不包括俄罗斯割占的国土面积)。在1820~1900年期间,中国经济规模,分别是英国的1.5~6倍,是法国的2.2~6倍,是德国的2.6~9倍,是美国的0.8~18倍,是俄罗斯的1.7~6倍,是日本的5.3~11倍;但是,中国经济水平(人均GDP),分别是英国的14%~35%,是法国的23%~49%,是德国的21%~57%,是美国的16%~48%,是俄罗斯的54%~87%,是日本的57%~90%(表3-16)。“落后就会挨打”是清朝末年国际关系的真实写照。
中国GDP,1890年为2335亿国际美元(1990年价格PPP),1900年为2606亿PPP;美国GDP,1890年为2150亿PPP,1895年为2549亿PPP,1900年为3129亿PPP。经济规模,美国大约在1895年前后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麦迪森 1997)。
19世纪的经验显示,国际竞争的实质是水平竞争,而不仅是实力竞争;农业文明实力很大,也无力抵挡先进工业文明的进攻。中国情况如此,印度情况也一样。在19世纪,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但当时印度的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国土面积分别是英国的6~10倍、0.8~3倍和10多倍;而印度的经济水平(人均GDP)只有英国的14%~31%。

(2)民国时期的国际战争
民国时期中国参与的国际战争,主要包括:日本侵华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外国列强在中国领土上发生多次战争,如日德战争等。
在1840年以来的国际战争中,俄罗斯割占的中国领土最多,日本侵略军对中国的破坏最大。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3)新中国的国际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秉持独立自主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有限度地参与了国际战争,这些战争都发生在中国周边地区。例如,朝鲜战争、对印自卫反击战、援助越南战争、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中越西沙海战和对越自卫反击战等(黄安余 2005)
3、中国现代化的国际战略
中国现代化,既是一种后发型现代化,也是一种被动型现代化,20世纪后期开始向主动型现代化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是对外部压力和挑战的一种反应。在19世纪早期,对于古老中国来说,外部世界的工业现代化是一个新事物,如何应对外部挑战更是莫衷一是。中国现代化的国际战略是在失败的经验教训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清朝末年的国际战略
19世纪初的中国,还沉浸在“康乾盛世”的迷梦里,那不过是农业文明的夕阳余辉。在西方世界,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工业文明突飞猛进。1793年和1816年英国两次派团访问中国,试图建立外交关系,清政府予以婉言拒绝。1840年的鸦片战争,4000英军就让有大约4亿人口的清朝战败,签订《南京条约》,首开不平等条约的先河。清政府对待外部挑战的观念和做法,随着国际和国内压力扩大而改变。
首先,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国际战略。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不思进取,不知安危,反而歌舞升平,愚弄社会。负责五口通商的大臣,对外国使臣采取拖延战术,巧与周旋。结果是外商涌入,矛盾日深,错失良机,误国误民。虽然有些知识分子提出一些国际战略思想,如魏源的“师夷制夷”等,那也只是一种学术观点。
其次,洋务运动时期的国际战略。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内部产生了一批主张向西方学习和富国强兵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产生了所谓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做法是建立外交机构、兴办军事工业、训练新式军队、建立学堂、派遣留学生和建立现代企业等。洋务派的基本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利器、富国强兵和加强国际联系等。随着甲午战争战败和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实行的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策略也告失灵。
其三,维新新政时期的国际战略。甲午战争的失败,引发社会改革的呼声。清政府为维持统治地位,利用外国势力相互制衡,与外国政府签署大量条约,出卖国家利益,换取政权稳定。1905年清政府派团出国考察宪政,试图学习西方政治体制。虽然清朝同意预备立宪,但为时太晚,已无力拯救清朝统治。辛亥革命的枪声,宣告封建王朝的终结。
清朝末年的国际战略,可以大致用三个字来形容:拖、让和卖。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处理国际事务采用拖延战术,大而化之,幻想把侵华势力拖垮。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采用忍让战术,大兴洋务,梦想中体西用富国强兵。甲午战争失败后,采用以洋制洋策略,出卖国家利益,维护封建统治。清朝时期的国际关系的突出特征是不平等,一方面,清朝不平等地对待外国;另一方面,西方列强不平等地对待中国,签署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最后促进了清王朝的覆灭。
(2)民国时期的国际战略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统治,但没有结束封建意识,也没有改变国家实力。新成立的中华民国面临十分严峻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北洋政府的外交策略大致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争、修和卖。首先,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华民国的政治承认。其二,推动“修约外交”,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部分国家权益。其三,为维持军阀统治和军阀战争,继续出卖国家利益。
南京政府的外交策略同样可以大致用三个字来形容:联、修和抗。首先,实行“联美反苏”的外交策略,争取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支持,抑制日本势力,削弱和清除苏联的影响。其次,实行“修约外交”,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部分国家权益。其三,争取国际援助,参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抗击日本侵略者。
(3)新中国的国际战略
新中国的国际战略,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以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逐步赢得了国际尊重,国际地位不断提升。虽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没有变化,但在不同时期,中国的外交策略的形式有所不同。在50年代,采用“一边倒”策略,联苏抗美,广交朋友。在60年代,反对美苏霸权主义,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在70年代,采用“一大片和一条线”的外交对策,团结战略线的国家(从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到欧洲)和战略线以外的一大片国家,抗衡苏联霸权。在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重点推进经济贸易合作,建立广泛的国际关系。在90年代,推进国际化和区域化,和平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在21世纪初,加入WTO,全面参与全球化进程等(张贵洪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