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总论
时代精神的中国表达
——建构具有中国气派的当代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
引 言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
任何真正符合科学精神的理论，总是深深地凝结和表征着人们在时代探索与实践活动中的吁求、思考、智识和冀望。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新的实践，需要并将催生思想的变革和理论的创新。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30年来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行程，就是这一社会变革的真实写照。与这一生动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实践过程密切相关的，至少有两个基本事实奠定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一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其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二是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理论成果，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不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始终如一的主题，也是表现当代中国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正如胡锦涛同志在“6·25”讲话中强调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代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问题与挑战并存，这既是中国社会科学深厚的思想源泉，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创新性成果产生的动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社会科学，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是时代赋予中国社会科学的神圣使命，也是中国社会科学产生世界影响并与世界文明对话的途径。
中国与世界整体格局中的文化交往和文明对话，更突出了以下问题的重要性：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当代社会科学？它的理论特征怎样？它的发展状况如何？它将如何更加深刻生动地反映这个时代和这场伟大变革？总之，如何“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开发新原理”？要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明确的梳理和考量，就需要我们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将中国社会科学整体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察其理据、审其现状、究其得失、明其路向。深刻把握现实中具有时代性的问题并以中国的方式来表达，进而通过中国的伟大复兴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才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应该站立的高度。对此，就要在社会形态演变中准确把握当前时代的特征和变化规律，就要在文化传承和交往中深刻认识学术的本质特征和渊源流变。只有在时代与学术的相互映照、在现实与理论的交织互动、在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中，我们才能破译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成长密码，找到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据以安身立命、薪火承传的学术家园。
一 时代与中国：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生态
在人类历史上，思想、学术的演变确实有其自身的规律，但这种规律归根到底要服从社会演变之规律，它是时代与社会变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集中反映。黑格尔在论述时代与哲学的关系时曾经写道：“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12页。]实际上，不仅是哲学，全部哲学社会科学都是时代所孕育的思维产物。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84页。]马克思也指出“这种命运乃是历史必然要提出的证明哲学真实性的证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122页。]因此，要准确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必须将其置于我们这个时代进行考察。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从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并且仍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这一变革的时代拓展了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阈，开辟了中国社会科学的生长空间，预示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向。从根本上看，当今时代变革对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的挫折激发了人们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思考，这些深刻认识的积极成果极大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催生和引导着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开展。150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波澜起伏，曲折发展，尤其是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暂时的低潮。这一历史形势，激发了人们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思考。与此同时，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一些西方学者也在强化如何打消“对共产主义世界抱有幻想”，并试图单方面解除意识形态之争，阻断社会主义对人类的影响。在连续的和以新的形式延续的“冲突”与“终结”的话语中，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人类历史将以社会主义的全面失败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终结而宣告结束。“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历史的反思启示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丰富多样，人类对超越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探索并未终止，而是以更加成熟、更加稳健的姿态转入一个新的行程。从这一意义上讲，苏东剧变恰恰为人们进一步深化认识，在更高层次上探索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契机。时代的问题促使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始更为自醒地深入反思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和社会批判与建设功能。事实表明，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是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的不可或缺的根据，福山式的“新福音传道者的辩词”，只是单向度精神想象的“基督教的末世学”。参阅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81~100页。塑造时代精神，丰富人类知识体系和创造性思维，离开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只能是一种“假设的完美”和一种“超历史的理想”。
（二）全球化浪潮的曲折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全球性、现代性问题，需要当代中国社会科学以世界历史大视野，在学术理念、研究方法、理论范式等诸多方面探索创新
全球化推动了资本的全球扩张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广泛运用，使人类不同主体间的交往日益普遍化和紧密化。这真正是一个马克思早就指出的由“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普遍交往”时代。可以洞悉的是，当今的全球化又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很可能是新自由主义策划并推动的谋略，这种谋略更侧重于大一统的过程，推行大一统的全球大市场，推行利润至上的价值观。它一方面推动了人类的技术进步，但同时也将国际垄断资本、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以及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推向全球，从而带来了一系列深刻复杂的全球性问题，给21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蒙上了阴影。生存和发展的全球困境，实际上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理念的危机，本质上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危机，也即所谓现代性危机。在全球化境遇中，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些危机，建立公正合理的人类生活新秩序，不仅是当今各国政治家们费心探索的课题，也是关心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公民”正在努力的实践，更是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潜心探索、深度回应的重大课题。
全球化运动已经产生了回应：一方面，在经济势力不知疲倦地征服全球的进程中，当环境污染、犯罪、病毒传染等已成为世界共同的问题时，政治的跨国运作的条件也同样被创造出来。政治的某些功能并不局限在民族国家的架构下发挥效力，政治对全球资本主义的规范力量、对处理各种跨国问题的能力将会显现。所谓复兴民主政治的功能，超越经济势力的压迫，敦促政治的国际合作，包括非主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向“跨国政治”的转型，已然成为全球运动的一个实际体现。另一方面，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绿色运动、女权运动，甚至接连不断的恐怖主义活动和此伏彼起的局部战争，事实上也都是人类危机的直接表现和解决危机的不同方式。正是由于现有人类社会的工业生产逻辑和资本扩张逻辑基本上是自我毁灭式的和掠夺式的，才需要人类透过多方面思考与实际行动努力去校正当代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社会秩序。而诸如普世伦理、普遍价值、交往理性、跨文化理解和对话、回归生活世界、生存哲学本体论、正义伦理和以追求差异、边缘、多元为学术旨趣，反对中心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各种后现代思想，则都是哲学社会科学回应时代问题和试图解决危机的思想建构之表现，都是对现代文明危机以学术方式作出的回应。
面对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浪潮，面对深刻变动与密切相连的世界，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应有何作为？这是摆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需要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理论范式、学术理念等诸多方面不断创造革新。从世界普遍交往的观点观察我们的处境及其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在对现实人类社会整体存在方式的思考与理论建构中扩展理性的张力，在文化联结中确立理论把握世界的方式，并抱有应对普遍问题的气度和责任，这应该看作对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文明模式进行理论批判，在解答威胁人类文明进步的全球性问题中实现价值超越的真谛所在。
（三）新科技革命的冲击，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风险程度和生命伦理，对当代中国社会科学从理论到方法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77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爆发的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主导，包括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激光技术、海洋技术、空间技术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的新科技革命，正日益迅速而强烈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同时这种影响已经渗透到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广阔领域之中，并推翻着我们的时间观，我们对远近空间的看法，以及我们对世界的描述。但每一种事物都包含自己的反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75页]。
科学技术的超常规跃进同时也带来了足以引起警惕的社会风险。根据乌尔里希·贝克的分析，“风险”（德文Risko）本身并不是“危险”或“灾难”，而是一种相对可能的损失、亏损和伤害的起点；风险的来源不是基于无知的、鲁莽的行为，而恰恰是基于理性的规定、判断、分析、推论、比较等认知能力，它不是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期望于对自然的控制能够日趋完美。今天的科技成了一种潜在的危险，而且在这个疆界消逝的科技全球化时代，风险也就必然全球化了，必然形成全球风险世界。由于现代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显现的时间滞后性、发作的突发性和超常规性，在风险社会当中，应当增加安全性策略，提醒人们在行为过程中要增强对损害可能性的警惕度，不要盲目地崇拜科技专家，而应提高安全标准，建立决策机制和安全举证机制，以此来明确具体的责任人，从而使决策者—责任者透明化、具体化。参阅薛晓源《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1期。
21世纪的科学技术面临着严峻的伦理和道德挑战，蕴涵着深刻的社会道德危机。克隆技术中的生命伦理，使用转基因技术的指导原则，网络技术中的道德预设，以及如何走出生命伦理的两难困境，如何在技术伦理视角和方法之外建立道德哲学的维度，如何以全新的环境哲学理念为导向来实现人类文明范型的转变？所有这些疑问或问题都表明，在科技普遍运用和人类的行为后果越来越不确定的时代，如何寻找道德共识并提供有关伦理冲突的解答方案，这需要社会科学更加理性和更具社会责任感地作出积极回应。
“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368页。]。马克思的科技理念是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和实现人类真正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正确对待科技创新及其后果的最根本的维度。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既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索提供了绝好的问题场域与实践蓝本，也对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成长壮大提出了新的使命和新的要求，同时也使中国经验的科学总结具有前所未有的世界意义
只有历史地辩证地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精神实质的同一性与具体形态模式多样性的关系，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其在各国实践的特殊性的关系，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体系相对稳定性和具体论断、观点与时俱进变动性的关系，才能在坚持与发展的理论创造中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前进的方向。改革开放30年，是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当代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之路的过程。事实证明，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具体形态和特殊内容的大胆探索中，科学社会主义才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恩格斯曾经讲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32页]。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同样如此。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成就，就是对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发展道路、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总结与学术探索。这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既无现成理论定规可依从，又无现成模式可照搬，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只有在开拓进取中进行改变世界的理论创新。在这样一个现实呼唤热情、智慧、勇气和创造力的历史时刻，如果理论活动只醉心于象牙塔中的寻章摘句，满足于脱离实际的高蹈论列，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机遇与它所应担负的使命与责任之间保持距离，则势必逃脱不了“时代的弃儿”的命运。
应该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并存和较量，影响着世界格局的走向。这种国际形势决定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长期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竞争既包括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制度的竞争，也包括被称为“软实力”的文化竞争，特别是意识形态的竞争。在竞争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至关重要的任务是在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实践规律的过程中，提出作为时代性标志的中国学术思想，创立具有时代性标志的中国学术体系，并以更充分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支持服务大局、传承文明。
面对历史的机遇、问题与挑战，我们必须立足当代中国国情，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视野，以反思批判的眼光审视我们这个时代所遭遇的问题，以向时代负责、向历史负责、向党和人民负责的严谨态度，谋划、推动、繁荣当代中国社会科学。
二 碰撞与交锋：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思想格局
时代图景与中国境遇引发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能不引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密切关注和深入思考。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宣传思想战线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着眼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着眼于服务经济建设和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着眼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各项工作取得长足进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指导、舆论力量、精神支柱和文化条件。
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广大科研人员自觉地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科研方向，坚持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紧紧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努力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与此同时，在学术思想界，除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主流社会思想外，其他各种社会思潮也是风起云涌，借助不同的理论范式和学术框架为阐发各自不同的主张和见解开辟道路，可谓诸家之说，蜂出并作，多元、多样、多变态势愈益明显。特定话语系统的理论范式和学术框架并不是独立的，其内容往往就是一种制度的反映，因而必须考察以学术范式表现出来的某种社会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同时还要复原其隐匿的价值评价，社会科学研究不引入价值尺度，或者说缺乏价值前提的社会科学研究，则意味着放弃了应有的批判品性。即使是《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作者丹尼尔·贝尔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该书序言中说：“我认为，关于美国的许多社会理论之所以是不适当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把来自欧洲社会学的一些不着边际的观念不加批判地应用于极其不同的美国生活经验的缘故。”他提出，“关于美国和政治的任何一个理论都必须从严格的经验水平的研究出发。”[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2、3页]。
中国正在进行着的社会变革是世界密切关注的问题，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在论及中国社会性质、发展道路、改革方向等重大问题时，其问题不是来自时代条件的折射和实际呼声的反映，而是跟在国外各种转型理论后面，以主观绝对所设定的普遍必然性，从世界发展的一个片断中抽象出全面规范中国社会转型的精神绝对论。因此，围绕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方向的种种思潮，其学术外表下隐含的历史观、价值立场、政治与学术动机，尤其值得人们关注和深思。
（一）需要关注的几种学术思潮
1新自由主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自由主义逐渐被我国学术界所关注，并通过大量的文献出版物、大学里的各种讲坛、研究机构主办的各种学术研讨会等渠道和方式传播，其观点、方法和政策主张，引起了学者的激烈讨论。这种理论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是一种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思潮。有的学者极力推崇和大肆宣扬从英美照抄照搬来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不仅在社会上特别是部分青年学生中具有相当大的蛊惑力，而且还企图影响党和政府的决策。他们无视新自由主义所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经济，加强对本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盘剥的要求，忽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认为国家干预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宣扬绝对自由化、完全市场化、全面私有化，主张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这种思想倾向，与我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以及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如果按照他们所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进行改革，必将使中国沦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附庸。
我国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也有一批严谨的学者，既不全盘否定新自由主义，也不全盘肯定新自由主义，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依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实际，全面分析新自由主义的源流、实质和影响，吸收其中可供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参考和借鉴的一些具体观点和政策主张，充分认清其极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本来面目，高度重视其在拉美、俄罗斯和东欧等国家所造成的经济增长迟缓、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等灾难性后果。新自由主义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制度因素和意识形态背景，它不是适用一切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万灵药方。目前，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尚需正确引导、积极推进。
2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是这两年又时髦起来的一股思潮，以激烈批判“斯大林模式”的心态，不满于中国模式改革开放的力度，指责“共产主义终极目标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民主社会主义，主张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然这一主张缺乏显而易见的学理基础，但通过一些拼凑和包装出来的似是而非的理论观点所表达的明显政治倾向，颇具迷惑性。
其实，民主社会主义原本是当代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工党）所奉行的一种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它虽然反对放任、垄断的资本主义，却不赞同培育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而是多培养资本主义的“守护医生”，即主张以改良主义的手术刀来切割资本主义的“病灶”。民主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实行各种各样的福利主义政策，调和了贫富差距，提高了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物质生活水平。但是，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根本区别，它反对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通过议会道路进行社会改革；强调“思想民主、思想自由”，提倡指导思想多元化，反对一元思想的指导。民主社会主义把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米勒兰主义、基督教伦理学、黑格尔历史哲学、凯恩斯主义、新康徳主义、拉斯基的“国家观”、本特利的“政治多元论”等等，都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其目的是“稀释”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并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体系。它主张实行听任资产阶级政党支配政权的多党制,把一些抽象原则与具体规定相背离的自由和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民主社会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一种实践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成果。有意混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无疑歪曲和贬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方面的创造性历史成就，早已远远超越了民主社会主义所能涵括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
3“新左派”
“新左派”不同于以思想僵化、不思进取、教条主义为特征的极“左”思潮。如果说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体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推崇和向往，“新左派”则以对西化和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迥异于二者。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分层化的日益明显和社会分配矛盾的日益尖锐，“新左派”思潮日趋活跃。“新左派”从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角度，提出公平、社会正义与平等的价值诉求，对改革中的利益受损群体表达了同情和关怀，并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分析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合理性。但是，他们把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当作资本主义的问题，有人甚至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念抱有相当积极的肯定，主张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怀疑和否定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其极端者甚至认为“改革就是受资本家剥削，开放就是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显然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在理论上是幼稚的。对当代中国的理论和实践而言，“新左派”批判性大于建设性。
4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研究领域逐渐出现的一股较为值得关注的思潮，它以虚无主义态度贬低传统、歪曲历史，把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看成是彻底的断裂，否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轻率地对待历史和文化遗产。其主要表现是：（1）贬损中华民族的历史，把五千年文明描绘成漆黑一团，对农民战争更是一笔抹杀；（2）否定革命，提出“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3）虚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误入歧路；（4）宣扬现代史观，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研究为“伪史学”、“垃圾史学”，主张以“现代化范式”代替“革命范式”。[沙健孙等：《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2005年3月15日《光明日报》。]与此同时，以客观评价为名，美化反动统治者、侵略者和汉奸；以历史解释学为名，任意地涂抹史料，对历史恣意割裂歪曲，从而达到其借否定历史否定现实的目的。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虚无是有选择的虚无，在历史解释和历史评价中，那些堆积在仓库中的历史事实成了非意识形态化的工具，用逻辑的历史取代历史的逻辑，用有限的个别历史事件来消解作为整体可理解的历史统一性，这种究于细节上的历史还原恰恰是以细节遮蔽历史实在的现实性为前提的。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是我们前进的基础和出发点，是取之不竭的智慧宝库。历史虚无主义对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歪曲和否定，在本质上是否定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指导作用，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性、必然性的论断，通过对历史的曲解，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5后现代主义
如果说历史虚无主义是要“告别革命”，那么后现代思潮则是“告别理想”。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广泛渗透在文学、史学、哲学、音乐、绘画等领域，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反对“本质主义”，消解深层模式；否定自我意识，消解人的主体性；反对中心，寻求差异和不确定性。从根本上讲，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在战后从相对缓和到逐步加深、激化的产物，开启了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非中心性”、不确定性、重差异性的文化视野。当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在欧美日趋没落之时，后现代主义被当作一种时髦的思潮引入中国。有些学者将其作为前卫性的思潮大肆追捧，并将其视为批判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利器”，充当人文学科领域解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工具。一些人用非中心，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非本质，否定历史规律，否定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以史学为例，有人主张用后现代史学观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是基础主义的、本质主义的、中心主义的，是现代性的观点，应当被解构。
6新文化保守主义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体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膜拜或向往，那么，新保守主义则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应充分利用传统资源，激发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内在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成功，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日益扩大。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风暴以后，儒家资本主义学说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一度受挫。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中国经济的迅猛崛起，经济竞争和文化抗衡走向前台，各民族尤其是非西方民族的本土文化意识空前高涨。国内外的诸多因素促成一种新保守主义思潮重新崛起。新保守主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不同的社会空间获得不同的表现形式。就文化方面而言，新文化保守主义者主要包括近年来才开始登上思想舞台的大陆新儒家以及国学复兴论者等。他们主张以本民族文化为本，开采传统文化资源，兼容西方“新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以反抗西方文化霸权；他们高调倡导复兴儒学，重振国学，重建文化传统，甚至宣称21世纪是儒学复兴或国学复兴的世纪；他们对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的激进主义进行反思，进而提出要反省和批判“五四”以来乃至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主义，认为只有回归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国的发展道路才会走得更加坚实。新文化保守主义反映了一部分人在全球化时代保护、发展、利用传统文化的愿望和努力，对于矫正以往对待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以及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增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等，有积极的意义。但其中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褊狭的文化心态。某些新文化保守主义者抱有强烈的中国文化优越感，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缺乏认真的区分，盲目鼓吹“新儒学”，提倡“新国学”，刻意拔高儒学和国学对当代道德建设、社会发展乃至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意义，偏执地抵制和排斥西方思想文化，这些都可能导致复古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二是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否定。一些人在高喊“复兴儒学”、“振兴国学”的同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不恰当的指责，把矛头指向了近代以来的启蒙和革命，甚至试图将儒学意识形态化，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尖锐对立起来，以儒教代替马克思主义。应该深刻认识到，否定五四以来的文化道路，否定社会主义新文化，必然会把文化保守主义导向蒙昧，冲淡新文化保守主义可能具有的学理意义。
当前各种各样的新文化保守主义包含了太多的情绪化的躁动和呐喊，通过不断变化着的“热”来制造轰动效应，但缺少平正、深沉的理性成分，这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只会产生消极影响。
7民族主义
在“开放”方面，和自由主义者偏好的“普世主义”针锋相对的，是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是18世纪以来，对世界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潮，它宣称“民族特征”是人类划分的主导性因素，强调民族利益至高无上，并将其作为价值标准和行动指南。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外交往中各类摩擦、冲突的增多，民族主义在中国开始活跃。民族主义批判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话语霸权，强调在竞争中保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对发展中国家处境的忧虑，以及维护民族尊严、国家主权的强烈愿望。中国当前的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和继续。对于民族主义在近代史上的作用，有学者将之区分为“理性民族主义”（有利于民族国家目标建构之思想与活动）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盲目排外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提倡确立明确的“理性民族主义”观念。贾小叶：《“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学术研讨会侧记》，《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这对我们今天如何对待民族主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民族主义，如果加以正确引导，将有助于我们增强民族凝聚力；反之，则可能沦为狭隘的排外主义，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进而威胁到中国现代化进程。因此，民族主义仍是典型的“双刃剑”。
（二）学术思潮与意识形态竞争
诸多学术思潮的论战交锋提示我们，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多样、多变趋势将进一步加剧，因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任务将更加重要，也更加艰巨。应该明察，不同于以共同的研究纲领和研究范式为依托的学术流派，以及当今世界的一些思想流派，往往用特殊利益充当共同利益并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一些思潮的出现并不仅仅是“概念的自我规定”和原理、体系的固有表现，思想领域的碰撞实质上反映的是急剧变革时代各种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所谓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动机往往就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另一种表达。如果不抱任何偏见，不是出于某种特殊的策略考虑，就必须承认，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历史演变中是在不断地反映其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变化的过程中建构着的，它本身已不是传统立论背景下的某种静止的抽象的思想，这一点完全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脉相承的理论成果对当代中国实践的指导意义中得以确证。所谓停滞不动的“永恒”之河下面何有历史可言?因此，建立在所谓抵制“僵化意识形态”判断基础上的各种思潮，因其本身的僵化在出发点上就失去了理论批判的方向。
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不是通过颠倒虚假意识来求解真理性认识，也不是以单纯建构某种社会认识的一般理论为己任，其真正的意义在于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来揭示人类生存的状况，并为这种生存状况的改变和实现人类的最终解放而提供批判的武器。“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99页。]。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以及渗透其中的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它首先表征着无产阶级的成熟的阶级意识或对其阶级状况的自觉意识。排斥这一阶级前提，崇拜自发性，以多元化化解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将意识形态领域变成冒险家们可以随心所欲，竞相嬉戏的乐园，工人阶级的政党就会在这个乐园中被葬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所涉及的更多的是它为之服务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宏大理想和目标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就是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政治选择和理想信念问题。如果我们放弃了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导向，放弃了意识形态上的这种话语权和领导权，就意味着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品格，就会造成民族精神时代表达与发展的战略性失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指导思想多元化必然动摇意识形态的根基以及党的执政根基。
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不顾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条件，不考虑这些精神力量产生的基础，那么，占统治地位的就将是越来越脱离实际的思想，即离开了现实的历史与环境的独立意识。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就在于它要始终反映时代的精神和代表文化前进的方向，这是赢得意识形态斗争优势的科学保证。意识形态缺少科学性和时代性内涵，就有可能在世纪转换的“终结”话语中被终结。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它是发展的科学，它本身所固有的开放性品格，为顺应自己时代的历史必然性和在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这一科学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空间。在这里，要反对那种在学术性的名义下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态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一些学者那里常常以缺乏学术性为理由而试图使之边缘化。任何所谓“学术性”的责难，首先要自问的就是其实践批判的前提和自身立论的基础。
尽管种种思潮都高喊着“震撼世界的词句”，试图以多元多变的思想挑战和博弈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格局，但这些思想武装能否真正上升为意识形态或者成为其中的积极因素，也取决于国家对这些理论的真实需要程度以及这些理论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并没有排除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进程，这种理论与实践一致性的历史逻辑是任何思潮所不具备的。借助西方的理论假设或传统的想象代替我们现实生活本身，将世界历史和普遍交往的现实环境回归为基于西方经验的地域性范畴，各种思潮不仅在前提和方法上暴露了其非批判的本质，而且缺乏建设性的维度和理论建构的高度，当代“中国经验”、“中国实际”完全在其视野之外，这种种思潮和理论，注定不具有充当意识形态主导因素的资格和品格。
三 路径与远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
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虽然纷繁复杂，但究其根本，是在路径选择上处理好几个关系。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客观规律，论证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指明了实现无产阶级与全人类解放的理想目标和现实道路，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根本变革，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恩格斯曾经说过：“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58页]。作为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既是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意志的理论表达，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同时又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取得的最优秀的思想成果，具有科学认知的功能。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革命性高度统一的理论体系，它不但为人们观察、分析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提供了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但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要求，也是五四运动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之所以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取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解放的内在要求相适应。鸦片战争以来，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包括“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514页。]，但都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命运，先后都失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理论武器，从此中国学术的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社会才真正找到正确的出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巨大的成就，产生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大家，形成了独立的、完整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体系，恢复和提升了中国文化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注意两个紧密联系的方面。一要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要培养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14页。]。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断作为标签，到处乱贴，机械地重复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以此代替对实际问题的研究；不顾历史条件和客观情况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著作文本一概当作不可移易的教条，那就会损害乃至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我们所说的理论创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为社会的进步、为文明的升华提供科学的解决方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坚持科学精神、科学原则的核心内容。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外来的、强加的观点，那种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理论创新、学术繁荣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对当代中国学术的曲解。对当代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超越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局限性、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而且最终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在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中融入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不能否认，有的人一看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就认为不是真学问，竭尽贬低排斥之能事，而看到宣传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的文章，就认为是真学问，将其奉作圭臬，当作至宝，真所谓“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其立场观点出了问题，已经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俘虏；二是他既不真懂西方学术，也不真懂马克思主义，由于本身缺乏起码的理论和学术素养，胸无定见，只能人云亦云，如水中浮萍，随波逐流。盲目崇拜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学说，只能妨碍我国理论的创新，导致中国学术的倒退。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科学的旗帜和灵魂，是中国社会科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如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然会迷失方向而且软弱无力，沦为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的附庸。
二要旗帜鲜明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勇于探索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不对立。看不到时代的变化，不能以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固步自封，不思进取，本身就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本身就包含着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用中国化的和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5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汇报时，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要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最根本的是必须把握好两条：一是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推进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又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在新世纪新阶段，是否体现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体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是衡量我国社会科学的性质、方向和水平的根本尺度。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精辟地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作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概括，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实践特色；要扎根于中国的土壤，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民族特色；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敏锐把握时代特征，准确反映时代要求，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从而更好地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参见2006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这就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当代中国学人必须以紧迫的时代责任感和高度的理论自觉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中国国情，着眼时代变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真正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与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学术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必将催生出饱含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社会科学。
第二，文明对话的世界语境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形态。
世界文明对话的语境问题，是文明对话得以展开的前提。全球性本身就是一种对话，而非世界的同一。全球性的多元对话既保存了各文化样式中的普遍性，又能使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得以共存。然而，对话语境本身是需要建构的，以文化多元主义的理念，在肯定差异性的前提下，承认不同文化及其价值的合法性，向着共生共创的方向发展，是营造对话语境的价值基础。如果将不顺应、不服从霸权逻辑，视作文明“冲突”的根源，文明间就没有对话的余地，而只有模仿、复制和单方面的文化输出。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涵盖了不同文明实体发展机会和发展环境的平等，无视这一根本的平等权利，其直接的后果必然是语境对现实的分离，各文明实体被拒绝从本国的现实出发进行世界交往与对话，实际上就被取消了霸权之外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21世纪的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在世界学术文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享有话语霸权，西方学术成为一些人所谓的“国际主流学术”。这一严峻的现实，就给当代中国学人提出了一个在世界结构下如何自立于西方“文化霸权”的问题。[当然，这一问题的提出并不是建立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上的，社会科学在学术共通性方面的相互借鉴、借助西方学术在其产生的环境中对某些现象和规律的科学把握来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属于学术交流的范畴。]“中国社会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中国形态，其研究对象是世界的中国问题。假使中国学者毫无保留地非批判性地向西方舶取学术和引进理论，能否被视为合理的甚至是正当的？更进一步，如果中国学者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要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或这些研究必须依赖西方话语的 “路径”，并打上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那么，社会科学还有中国形态吗？ 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独创性和理论的原创性将不复存在，由此世界意义的文化交往和文明对话多样性之间的可理解性、可交流性也就失去了基础。由于社会制度、历史进程、环境条件、价值理念、风俗习惯和政策制定等确定性和偶然性因素都可能导致社会实体之间的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性限制了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普遍意义和解释范围。如果直接套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就会使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表现出依附性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诉求，必要的前提是自身的科学化。科学化本身也包括以西方社会科学体系为参照对象，从中国经验的视角来修正这一体系的局限性，而不是狭隘的关门主义。形成对话能力，正需要中国社会科学实现其科学形态。但这种科学形态在逻辑上和内容表达上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形态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社会科学之为科学，必须能够深层次地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在当前，它必须能够缓解或消除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与途径。因此，“结合中国本土经验，界定一系列清晰的社会科学范畴、方法、分析框架，使之成为经验观察中有用的工具，并指出使用这些概念工具的限度，当是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对于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贡献。”[郁建兴：《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一种全球性视野》，《复旦学报》2006年第3期。]
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学形态与中国形态的内在关系，常常以一种变体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是频度甚高地提出“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问题。如何看待学术性？社会科学的学术性能否离开现实性而获得某种独立的形态？这实际上一直是困扰学者的一个既基于学术自身规律又与学术的现实关怀密切相关的深层问题。
学术研究，这些年来仍然延续着西方学术的“消费主义”倾向，大量的直接引用代替了总结分析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学术原创，将所谓规范性研究当作创造性思维本身。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性”追求，并不意味着以西方的方式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更不意味着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毫无批判地照单全收。事实上，我们学习和研究西方的理论，对“批判的武器”而言或对我们的文化身份而言，依然是西方的某个“他者”；更为实质的是，相对于我们思维的事实语境或实践基础而言，那些西化的理论武装仍然是一个“他者”。这样，学术就漂浮在缺乏现实维度和历史内容的空中，在纯粹精神领域里虚构与徘徊。这也是很多论文都停留在“学术综述”阶段上的原因，也是大量无意义写作的论文从未想到要触动现实的原因。从当前知识生产方式看，每年大量发表的统计意义上的学术论文，真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真正能形成有效理论范式，或真正能对学科发展有实际推动作用的论文又有多少？
当前学术研究最突出的表现是自主创新不足，尤其是结合中国国情和现实问题的学术创新能力尚未凸显出来。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一方面是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科学成果比较匮乏，另一方面低水平重复的社会科学成果又大量剩余。社会科学研究呈现的低水平重复劳动局面，究其深层根源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偏移。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当代境遇和当代中国的学术语境看理论的实现方式，不能不对当前学术繁荣背后所隐藏的严重危机表示深深的忧虑，也不能不对学术发展深层的学术创新问题提出强烈的诉求。
必须指出，强调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实体之间的差异，并不构成对学术规范的否定，社会科学的研究在一定的前提和边界内有可通约性和可借鉴性。学术规范反映的不仅是国际通行的形式化的研究规则，而且包含了对学术发展自身规律的尊重。从规范的意义上强调学术研究的文献征引是必要的，但要以必要性为限。重视文献评论，可以避免无根据的研究和对已有成果的过度重复；可以依据学术“前史”确定新的前沿领域、理论生长点和知识增量的方式；可以对以前分析路径和方法的有效性作出加深对选题理解的判断；可以揭示问题的概念背景或为自己研究的假设提供基础。但文献评论只是一个学术起点，学术论文不是无意义关联的文献的堆积。
马克思曾经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34页。]这个术语的革命可以理解为学术原创性的深刻表达，可以理解为学术自主性的自觉意识，可以理解为在现实性中实现学术性。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尤其深邃的是理论的时代表达问题。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瞄准当今世界的学术前沿，着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学术创新能力，努力形成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要求、吸收当代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如果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不出基于中国经验的学术范式和理论见解，不能实现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的这种“术语革命”，势必弱化中国学术在国际学术对话中的影响和地位，也同样会弱化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为第一生产力的实际作用和服务功能。
“真理探讨本身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难道探讨的方式不应当随着对象改变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8~9页]。早在1842年马克思针对唯心史观发出的这一疑问，至今对学术研究仍然具有根基性的方法论意义。
破解中国学术潜藏的各种危机，必须确立一个核心理念，即“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一切文明成果的中国化。“中国化”不是抽象的或象征性的话语，也不是学术史意义上的脉络梳理，而是一种理论的现实途径和实现方式。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这个国家对理论的需要程度。问题在于，研究者面对现实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能否达到时代对理论的要求，理论建构能否达到实践所开辟的历史深度和实际水平，这既是对学者社会责任的提问，也是社会对学者基本使命的要求。
第三，问题意识与学术进展的内在动力。
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创新，必须凸显问题意识，以问题为中心推进学术进步。
问题不是意识的外化和主观的认定，问题根源于现实的矛盾。判断社会变革的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只要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及其产生的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事实。因此，离开了产生问题的实践基础，问题就只能是虚假的空洞的概念。
问题与时代的关联在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3页。]因为现实的要求和矛盾最强烈地表现在人类面对的问题之中。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03页。]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正是问题之于时代的重要意义。
纵观人类学术思想史，可以发现，每一次大的学术创新与发展，都是建立在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合理解决的基础之上的。中国18世纪的思想大师袁枚曾经说过：“学问之道，当识其大者。” [袁枚：《与托师健冢宰》，《小仓山房尺牍》卷三。]所谓“大者”，讲的就是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规律，社会变迁、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深入思考和研究社会生活中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从来都是认识和发现规律的基本途径。
如果学者只局限于自身的学术框架提出问题，将问题简单分解为意识、规范、方法、路径等，尽管这种努力是必要的，但与真正认识社会与历史的内在逻辑的要求相比，还存在很大的距离。早在1941年，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74页。]学术研究既要善于从文本中发现问题，更要善于从社会生活实践中提炼出问题。因而，繁荣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克服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跳出学术冷落现实的误区。实际上，问题标示着人们对此一时代的认识与把握所能达至的深度。只要人们善于在历史风云变幻中排除迷障，把握要领，正确地提出了问题，那么距离正确地解决问题就已经不再遥远了。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问题是时代的格言。
为了避免理论在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结束思维，为了避免理论成为仰之弥高的僵化教条，就必须在变动着的实际生活面前进行严格的自我批判，随着实践的变化与发展而不断返回理论自身进行审视，重新考察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使理论随实践的发展而修正、发展并充满生命力，向着更高更新层次跃进。这就是问题引领学术的真谛所在。
正因为问题之于时代、之于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准确把握和解决时代与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就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2005年11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回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扩展理论视野，不断作出理论概括。”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勇敢地站在时代的最前沿，自觉地将探索的目光投向当前最亟须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投向党中央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最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投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须解决的重大基础性学术课题，为推动社会进步提供科学的解决方案。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构的历史途程中，一些以前不曾有的新问题或不受关注的“边缘”问题开始进入我们的学术视野，而另一些很多年前就一直存在的老问题则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凸现在我们的眼前。在这些问题中，既有这个时代特有的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有中华民族在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以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类共同面临的普遍问题）；它们或显在、或潜在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左右着中国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制约着人类历史的进程，决定着人类自身的命运。20世纪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现”一度是一些新潮理论家的口号，但事实上，凸现的只是学术的形式，淡出的却是学术的灵魂。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年来，种种新气象显示，学术界开始重新回到了注重思想的年代。如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敏锐地捕捉、不懈地探索、准确地把握、科学地解答这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新的巨大挑战和艰巨任务，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学者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无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第四，跨学科研究的综合趋势与学术增长点。
社会科学的综合化具有两重含义，它既是指社会科学学科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呈现出相互渗透和密切合作的综合现象，又是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相互交叉和渗透，边缘科学、比较科学、综合科学和横向科学层出不穷，蓬勃发展。马克思曾经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28页。]社会科学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离不开“全球化”和“中国化”语境。在西方最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工具，但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主导下的全球新秩序将造成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潮流建立在一种不可靠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假设的基础之上，这些假设又直接由现代性中引申出来，并没有经受严格的批判性检验。人类需要一种综合性的方式来理解他们自身和他们所处的世界。可以说，当代学术前沿的问题都带有跨学科的综合性特点，单凭一个学科的资源已无法索解这些问题的答案。现在实现这一预言的现实条件越来越成熟。种种学术发展的迹象都表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相互关联地跨地域性发展趋势，使得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失去了单独解决人类面对的文明冲突和生存困境的意义和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科学研究无疑要在组织机构、对象、方法、成果评价等方面作出回应。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深刻反映了社会实践对理论综合化的当代需求，也预示了社会科学发展问题域的开拓方向。这直接推动了以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同时，各个学科也在合作过程中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分析工具，不再仅仅满足于利用本学科的传统研究方法。通过“问题”实现对学科的综合，并通过这种综合体现出各个学科自身的优势，这应该上升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方法。也许囿于学科自身所设定的范围而不融入整个问题语境和时代背景，将是制约学科发展的一个障碍。
第五，信息技术与社会科学研究方式。
当代社会由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的技术转型，也给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打上了深刻的信息时代的烙印。网络技术的影响对当代社会科学无处不在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一是造成了社会科学研究视野的变化。电子网络技术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网络技术的普及不仅使广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便捷地在每一个终端随时保持与学术前沿的联系，使他们的学术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微电子时代”的到来和“网络社会”的崛起，也使得作为社会科学之对象的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这种变化的研究本身形成了一种“信息主义”的视野，从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角度研究社会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对“数字时代”的思考和研究等新领域也层出不穷；同时，“信息”本身又成为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形成了诸如信息经济学、信息社会学、信息哲学等新兴的领域。二是造成了社会科学研究问题的拓展。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就有不少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开始把网络世界作为一个社会空间,着手研究这个虚拟世界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现实问题，使得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意识形态的层次，例如，与信息时代相关联的“后工业社会”，是否能够成为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制度的“趋同”的新社会形态，成为一直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未来主义”和“信息化”思潮中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属于社会文化现象的层次，如信息技术的普遍使用对人们生活与思维方式的改变，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就是信息文化或网络文化，它们与“后现代文化”缠结在一起，生成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文化问题，如数字版权、虚拟财产、网络结社、黑客、计算机犯罪等问题，同时也面临一些新的矛盾或关系需要加以处理，如网络中的自由与秩序、信息方式与生产方式、网络平等与网络霸权、网络安全与个人隐私、全球网络与国家界限、信息共享与信息所有（权）、信息爆炸与主体选择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有的则是现实中的社会管理问题，如网络成瘾、数码焦虑、信息污染等引发的问题，使得信息伦理（计算机伦理、网络伦理等）在确立信息社会的道德标准方面正面临着大量需要研究的问题；还有的是“形而上”的问题，如虚拟实在的本体论问题，赛博空间的真实性问题，虚拟实践的性质问题，等等。总之，信息和网络文化成为新的“问题源”，对网络出现后人类新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做出理论阐释，形成了相关领域中的一个个研究热点。三是造成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变革。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的结合，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开辟了一条通往新信息源和交往对象的通道，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新的技术手段使得大量学术资源电子化和网络化，社会科学研究者查阅资料（尤其是学术期刊）从过去的以纸质文献为主逐渐向以电子文献（网络资源）为主过渡，他们借此通道及时获得了海量的学术资源，从而掌握了国内外本学科或本课题的最新的学术动态，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学者对国际性学术前沿的追踪，并有效地借鉴这些资源选择最有意义的课题，改变了过去因资料检索的不便而无法掌握学术进展状况所造成的选题重复和无意义劳动。而且，由于信息的数字化，学者们的写作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电脑写作”使得思想成果的组织、叙述的具体表达、论文的修改等更加“随心所欲”，节省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无形中提高了社会科学的“劳动生产率”。随着发达国家的学术研究正由eScience扩展到eSocial Science，我国也必将通过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而加入到这一过程之中，更完全意义上的全球性的、跨学科的大规模科研合作将成为可能。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将面临新的挑战。如果缺乏对海量网络信息的检索和选择能力，就会如同在绝对光明中和在绝对的黑暗中一样，什么也看不见。由于信息能力、英语水平以及上网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使得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在面对电子网络世界时产生了“信息不对称”乃至“数字鸿沟”的问题，而对网络、数字化信息、高技术检索与分析手段的不恰当运用和过分依赖，也将影响一部分学者的创造力的发挥。另外，网络和电脑写作等导致的抄袭他人、复制自己、写作的碎片化等负面现象，也需要引起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视。
第六，在对话与争鸣中鼓励学派形成、提升学术水准。
学派的发展为什么能够推动学术进步？原因很简单，不同学派的人对相同的学术问题持有不同的学术见解，势必产生分歧，而解决分歧的办法，就是开展学术对话、交流与争鸣。在这一过程中，论争双方或多方为了批驳对方的观点和确证自己的见解，往往殚精竭虑地给对方设置理论疑难、智力挑战和思想诘难，从而不断地把学术研究推向深入，并激发或促生新的学术思想。清初理学名臣熊赐履曾有言，为学之道须“究其渊源，分其支派，审是非之介，别同异之端，位置论别，宁严毋滥，庶几吾道之正宗，斯文之真谛，开卷了然，洞若观火”[熊赐履：《学统·自序》，康熙二十四年刻本。]。这里提到的渊源、支派即不同的学术派别；是非、同异即指不同学派之间的判断与择取；而术道正宗、斯文真谛则可以理解为，通过学派的争论、批驳、解构过程而达到了新的认知、建构与境界。直言之，这种不同学派之间的互动过程，既能够促使学者们认识到和抛弃错误观点，确立和发展正确的思想见解，还能使论战的双方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发展和深化各自的学说。正是在这些过程中，不同的学术见解相互竞争、辩难、扬弃、融合甚而更替，才构成了学术思想史奔腾不息的浩荡江河。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派的发展是学术进步的强劲动力，是开辟学术新域的基本前提。正是由于此，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中，必须密切关注学派，重点培养学派，呵护学派成长，促进学术争鸣。
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种学术流派和思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指明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但并不因此唯我独尊。相反，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自己，对待其他思想流派，既坚持自己的思想原则，同时又善于从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个学派的学术思想中，借鉴它们对客观世界的某些方面的正确的和不完全正确的反映，以及它们所作的正确的和不完全正确的解释，以丰富和发展自己。在坚决排斥和抵制各种反人类、反科学的思想的同时继续吸取全人类的一切思想精华，是马克思主义为了丰富和发展自己所必须采取的办法之一。马克思主义绝不固步自封，而要和一切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和流派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要鼓励学派形成，促进学术争鸣，最重要的就是给予社会科学学者以平等的讨论空间、宽容的学术氛围和自由的研究环境。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精神产品的生产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劳动，需要专家、学者和文艺工作者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我们应该尊重和爱护他们的辛勤劳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双百’方针，努力形成一种鼓励探索和创造的良好环境和气氛。在学术研究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135页。]江泽民同志还指出：“理论只有在争鸣中才能获得生机和活力。历史已经证明：在理论研究中，搞所谓罢黜百家、定于一尊，必然是钳制人口，万马齐喑，窒息思想，其结果只能导致理论的枯萎。”因此，“必须结束过去那种在理论研究中‘定于一尊’的局面，破除封建意识，倡导学术民主和理论民主。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和理论面前人人平等。实践是判别理论是非的唯一标准。”[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32页]。可以看出，鼓励学派形成，保护学派发展，推动学派争鸣，在对话中查漏补缺，在辩难中反思重构，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提升自身学术品质、获得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 结语
我们提出和遵循这样的学术理念：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学术的旗帜和灵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方式，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的结合方式，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当代中国气派学术话语的建构，都离不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指导。这种学术逻辑的有机关联，不仅深刻地构筑在当代中国实践的基础上，而且以适合中国国情理论的原创性获得了学术上的世界意义。因而只有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勇于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思考问题，能够为解决时代问题提供创新性思维，才能真正实现学术的价值。我们的精神领域需要百科全书式的和具有深厚学术积累的学问家，更需要塑造时代精神的思想家。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正面临着历史上少有的发展机遇，也面对着历史上少有的巨大挑战。作为历史的当事者，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恩格斯曾热情洋溢地赞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认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361页。]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同样置身于这样一个呼唤创新精神、需要变革意识的时代坐标上，正是这样的时代推动和引领着中国社会科学去回顾历史、检审当下、走向未来。
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要既立足当代又继承传统，既立足本国又学习外国，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学方法创新，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2004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彰显自主创新精神，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推进学科交叉互动，鼓励学派发展壮大，这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不可卸脱的庄严责任。明乎此，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竭的思想资源、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明乎此，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才能在流转不息的学术思想史上，留下一抹永不褪色的青春畅想、浩荡行吟与壮阔史诗；明乎此，我们才能让后世像我们经常忆起“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王国维文集》，燕山出版社，1997]。的那些伟大时代一样，忆起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并将我们认作书写历史的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