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良性大变形的原因分析

中国本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之所以一直在延长，或者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之所以出现良性大变形，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从供求分析框架出发进行分析。

（一）供给面分析：体制因素

供给面的活力和经济增长制约因素的新变化。过去，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是需求主导型经济周期。经济上升的驱动力常常是需求膨胀（包括投资需求膨胀和消费需求膨胀），而供给严重制约。每当经济过热时，主要的瓶颈制约是煤、电、油、运、材（重要原材料，如钢铁、水泥等）的供给短缺。在供给面的严重短缺下，不得不对过热的经济进行大幅度的向下调整。而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是供给主导型经济周期。市场机制的引入及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使经济的供给面增添了生机和活力，市场供求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存在的严重短缺状况基本改变，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发生了新变化。原有的“煤、电、油、运、材”的瓶颈制约已不同程度地逐步缓解，有的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阶段性的相对过剩。这有利于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支撑经济在适度高位的持续运行。

就业结构的新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发展，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中国就业结构包括就业的城乡结构、就业的产业结构、就业的所有制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新变化。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由国有企业向非国有企业转移，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2006年与1978年相比（见表2）：（1）从就业的城乡结构看，城镇就业比重由23.7%上升到37.1%，上升了13.4个百分点；乡村就业比重由76.3%下降到62.9%，下降了13.4个百分点。（2）从就业的产业结构看，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由70.5%下降到42.6%，下降了27.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由17.3%上升到25.2%，上升了7.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由12.2%上升到32.2%，上升了20个百分点。从1997年起，第二产业加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超过了第一产业。（3）从就业的所有制结构看，在城镇中，国有单位就业比重由78.3%下降到22.7%，下降了55.6个百分点；城镇中各种非国有单位的就业比重由21.7%上升到77.3%，上升了55.6个百分点。从1998年起，城镇中各种非国有单位的就业比重超过了国有单位。以上就业结构的变化，提高了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以不变价计算的每个城乡就业人员的GDP产出率，1978年为903元，2006年上升到6304元，提高了6倍。一方面，这使经济的供给面大大改善和提高；而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民工以及城镇中的下岗再就业人员等，其劳动力成本很低，使城镇中广大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使其购买力较低。这样，一般商品供大于求，使物价保持着低稳水平。这从一个角度解释了本轮经济周期中“高增长、低通胀”现象。

表2     就业结构的变化

（二）需求面分析：发展因素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加快阶段。整体上说，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1998年，中国人均GDP水平突破800美元，2001年突破1000美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数据，2006年中国人均GDP水平达2001美元。这就推动着消费结构的升级，推动着房地产业和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整体上说，消费结构的升级表现为：居民消费结构由满足温饱需求的“吃、穿、用”阶段，向满足小康需求的“住、行”阶段升级；由百元级的小型耐用消费品（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向千元级的中型耐用消费品（如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升级之后，又向着万元级、特别是数十万元级的大型耐用消费品（如住房、轿车）升级。城镇中除高收入者外，一部分中等收入者的收入也正在不断积蓄，这部分购买力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持久性。消费结构的升级和相应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中国本轮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重要推动力。

（三）政策面分析：宏观调控因素

过去，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经常是“大起大落”。大起大落的要害是“大起”。从1953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共经历了五个周期，其中有三次大起大落。每次“大起”，经济增长率的峰位都在20％左右。1958年为21.3％，1964年为18.3％，1970年为19.4％。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又经历了五个周期。其中，在已有的四个周期中，经济增长率的峰位都在11%以上至15%。1978年为11.7%，1984年为15.2%，1987年为11.6%，1992年为14.2%。以往的宏观调控也都是在经济“大起”之后，即经济全面过热之后再来进行调控。在本轮经济周期中，汲取了历史上多次“大起大落”的经验教训，宏观调控表现出新特点：第一是及时调控。在经济周期的上升过程中，及时地进行宏观调控，防止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由局部性问题转为全局性问题。第二是不断调控。在经济周期的上升过程中，不断地、多次性地进行微调，控制住经济波动的峰位，使经济波动不“冒顶”，即不突破经济适度增长区间的上限（从中国目前国情看，大体为11%左右）。这就有利于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