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国际比较

2007年初，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度）获得者斯彭斯（Spence，Michael），在《华尔街日报》上连续发表两篇文章，研讨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问题。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国民财富：为什么中国增长得这么快？》(“Wealth of Nations：Why China Grows So Fast?”)；另一篇题目是：《国民财富：是什么推动了高增长率？》(“Wealth of Nations: What Drives High Growth Rates?”)。

斯彭斯在其第一篇文章的一开头就提出，发展中经济体的持续高增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现象。他给“持续高增长”下了一个定义：“高”是指GDP增长超过7%；“持续”是指超过25年。按此定义，他指出，有11个发展中经济体实现了持续高增长（本文这里按进入持续高增长的先后排序）：新加坡、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泰国、马耳他（欧洲地中海）、阿曼（西亚南部）、印度尼西亚、博茨瓦纳（南非）、马来西亚和中国。他强调指出，中国是最新进入的一个人口最多、增长最快的案例。

斯彭斯在其文章中着重分析了这11个经济体一些共同的特征，如都有一个功能良好的市场体系，高水平的储蓄和投资，人口跨地区和跨部门的流动性，微观层面上企业适应快速变化和抗风险能力的提高，以及经济全球化等，但没有分析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特点。我们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有关方面的数据，绘出这11个经济体在其持续高增长阶段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见图1，图中因阿曼1967年和1968年GDP增长率畸高，分别高达66.2%和82%，而图1纵坐标的上限为35%，故这两年的数据在图中未完全显示出来），[1] 并将它们持续高增长阶段的起止年份、持续年数，以及持续高增长阶段各年份GDP增长率的平均值（算术平均值）和变异系数列于表1。从比较中我们看到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一个突出特点：与其他10个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位势较高，而波幅最小，呈现出“高位–平稳”型增长。

图1                11个经济体GDP增长率曲线

表1                        11个经济体比较

图1中的粗黑曲线是中国1977年至2006年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按照斯彭斯的“持续高增长”定义（GDP增长率持续超过7%），中国经济进入持续高增长阶段可从1977年算起，即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算起。最早进入持续高增长阶段的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韩国。它们在20世纪60年代初进入持续高增长阶段。接着，60年代中后期，泰国、马耳他、阿曼、印度尼西亚和博茨瓦纳5个国家先后进入持续高增长阶段。70年代初，又有马来西亚进入持续高增长阶段。然而，1989年之后至2002年，除中国外，其他10个经济体已先后结束了持续高增长阶段，进入相对较低的增长阶段。持续高增长年份最长的是韩国，为40年；其次是新加坡，为37年。持续高增长年份最短的是阿曼，为26年。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已达30年，该趋势尚未结束。

在这11个经济体中，增长速度最高的前三位是阿曼、博茨瓦纳和中国。从持续高增长阶段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来看，阿曼最高，达15.16%；博茨瓦纳次之，为11.47%；再次就是中国，为9.72%。虽然阿曼和博茨瓦纳经济增长的速度很高，但其波动的幅度很大。阿曼在1967年和1968年GDP增长率曾分别高达66.2%和82%，随后，1973年又猛降到–14%，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的峰谷落差达96个百分点。博茨瓦纳在1972年GDP增长率曾高达29.8%，随后，1975年又降到–1.3%，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的峰谷落差达31.1个百分点。中国在其持续高增长阶段，GDP增长率的最高点（1984年15.2%）和最低点（1990年3.8%）之间的峰谷落差为11.4个百分点。表1列出了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异系数（经济增长率的标准差除以其平均值）。变异系数越大，经济增长率的离差越大，波动幅度就越大；变异系数越小，经济增长率的离差越小，波动幅度就越小。阿曼和博茨瓦纳经济增长率的变异系数最大，分别为1.315和0.626；而中国最小，仅为0.285。这表明，以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测度的经济波动幅度，阿曼是中国的4.6倍，博茨瓦纳是中国的2.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