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评论
1．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
面临高储蓄倾向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设计应该遵循凯恩斯主义研究路线，建立以投资需求管理为轴心的政策体系，实现高储蓄向高投资的有效转化，以充分积累的资本存量与相对短缺的劳动力互补而支持未来老龄社会。中国经济失业问题包含古典型失业与凯恩斯型失业，需要分别通过增加资本积累途径解决和通过增加有效需求途径解决。向投资需求倾斜的国民收入支出结构在短期内增加有效需求而在长期内增加资本积累，同时实现长期就业目标和短期就业目标。
费尔普斯的黄金律理论，描述高储蓄行为和高投资行为最终降低居民消费水平的动态无效率现象，在净资本边际生产率低于人口增长率与技术进步率总和的条件下发生。对于中国经济体系，没有观察到其净投资收益率低于人口增长率与技术进步率总和的普遍现象；同时，其人均资本存量向发达国家水平收敛的发展中国家性质，也是与黄金律加以比较并且选择最优国民收入储蓄比率的定态（steady state）模型对象不一致的。
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和库茨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均认为国民收入投资比率提升是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前提条件和现代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典型特征。对于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由国民收入高储蓄比率驱动的大规模资本积累以及相应的体现型（embedded)技术进步，构成其成功赶超战略的核心部分。即使作为先发国家的美国经济，其在信息技术革命中的领先优势同样依赖大规模资本积累。
美国经济的贸易和财政双赤字以及居民收入高消费倾向，给出其国内投资不足的扭曲印象而低估其国民收入投资比率。一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便利美国经济贸易赤字的国际融资，国际资本流入松弛国内储蓄能力对国内投资需求的预算约束。另一方面，在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美国经济资本积累内容以人力资本积累为主，在SNA制度下归属居民消费项目的个人教育和医疗服务支出以及归属政府消费中项目的公共教育、科学和医疗服务支出，成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渠道而具有投资支出性质。
被广泛推崇的美国经济的效率和弹性，其重要经验依据就是应对石油和原材料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的良好表现。相对于美国经济，中国经济具有重型化特点，承受更为严重的本次逆向供给冲击，却能够与美国经济同样，在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价格稳定，其动态效率应该更为优异。在本次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高投资行业的（事后）产能平衡和高投资回报显示中国经济市场机制效率与分散投资理性。高投资行业的产品价格首先因需求增加而上升、随后因供给增加而下降的超调现象，属于需求拉动型产品投资周期的典型价格行为。
2. 微撞操作与反向软着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在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三重协同转型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奠定持续高速增长的资源、技术和制度基础。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应该建立最高可持续增长率目标（HSGR）（highest sustainable growth rate），作为需求管理的政策指导线，以避免政策偏好从计划经济时代的速度饥渴逆转为市场经济时代的速度恐慌而导致非理性经济萧条。同时，完善和改革公共财政体制，抑制微观税收负担的过度累进趋势和宏观税收负担的过快增加趋势，在保持财政预算的中性需求管理取向同时确立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支持（pro-growth）倾向。
在本次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及其可持续性的事前估计是普遍保守的，不仅事前核算的潜在GDP增长速度极限被实际GDP增长速度连续突破，而且事前预测的实际GDP增长速度拐点时刻由于实际GDP加速增长而反复延迟。面临持续扩展而实时未知的潜在总供给能力，中性取向的需求管理操作有必要采取微撞（fine-tapping）模式，即重复“小幅度增加总需求 → 等待并且观测通货膨胀反应 → （若无通货膨胀加速反应）小幅度增加总需求/（若有通货膨胀加速反应）小幅度减少总需求”的操作过程，通过间歇增加总需求而探索潜在总供给前沿。
在新古典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以后进行的宏观经济学实用综合，倾向于肯定凯恩斯定理的短期正确性与萨伊定理的长期正确性。然而，由于总供给对总需求的灵敏响应以及实际总供给在短期内形成潜在总供给的滞后效应，凯恩斯定理能够在短期和长期同时成立，在相当范围内需求能够在长期内创造自己的供给。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扩张过程提供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反向软着陆（reverse soft-landing）范例，即通过扩张有效需求增加实际总供给，进而通过增加实际总供给在短期内增加潜在总供给能力，最终在较高的潜在总供给水平上实现总供给总需求平衡。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以及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其复杂性是宏观经济理论无法准确解释和预测的。在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资本市场能够适度超前发展，积极引导实体经济跟踪发展而使其逐渐与虚拟经济适应，同样存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反向软着陆的现实可能性。
对于中国经济体系，修正股票定价的无风险套利方程Pt = (Dt + Pt+1)/(1 + RN)，假设：（1）利率平价条件1 + RN = (1 + RW)·(1 + ΔE/E) = (1 + RW)·(1 + е)，在本币升值过程中е＜0；（2）上市公司利润包括不变的生产性利润以及可变的比例于股票价格的投资性利润，即 Dt = C + k·Pt+1，由于交叉持股k ＞ 0。中国股票定价的无风险套利方程在 Pt = (Dt + Pt+1)/(1 + RN) 基础上进化为Pt = (C + (1 + k)·Pt+1)/((1 + RW)·(1 + е))，其基础均衡解P* = C/((1 + RW)·(1 + е) - (1 + k)) ≈ C/(RW + е - k)。在无本币升值和交叉持股的原始情形下，е= 0 并且 k = 0 从而基础均衡解P* = C/RW，上市公司市盈率长期均衡值为1/RW。在е＜0 并且 k ＞0 现实情形下，本币升值降低国内利率水平，而交叉持股使得上市公司分享资产价值重估收益，必然推动股票价格超越原始基础均衡解 C/RW，相应地提高以生产性利润度量的市盈率指标 P*/C。此时，以生产性利润与投资性利润共同度量的市盈率指标 P*/D = P*/(C + (1 + k)·P*) = (1/RW)·(1/(1 + (1 + k)/RW)，却低于原始情形的长期均衡值1/RW，蕴涵上市公司市盈率的长期向下收敛趋势而支持动态市盈率假说。
人民币渐进而坚定的可预期升值节奏，相当于为国内产业的汇率保护政策退出设立外部时间表，促进劳动力工资、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生产率的良性互动。人口资源禀赋优势对于启动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必要的，然而过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导致劳动力对资本的过度替代而阻止资本深化过程。动态购买力平价理论情景预测2006-2010年间人民币实际汇率年均升值6%而累计升值25%，其间中国货币政策应该与汇率政策相协调而符合政策目标算术：年度的通货膨胀率国内国际差距（πN - πW）与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率（-е）的总和为6%，即（πN - πW）- е = 6%。（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