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1．经济增长潜力与经济波动形态

对于中国经济体系，二元结构提供近似无穷的剩余劳动力，资本边际收益在短期内是非递减的，中国经济增长因而具有类似AK模型的结构性质。在投资在多时期形成资本存量的现实条件下，与资本生产率的制造期资本（vintage capital）模型相对应，建立投资生产率的制造期投资（vintage investment）模型。中国潜在国民收入的增长过程如国民收入自回归方程 Y_t = ∏^k_i=1 (Y_t-i·(1 + δ)ⁱ)^w(i) 所示，容纳滞后效应（hysteresis）并且具有可变（不同于δ的）年度增长速度和固定时滞阶数。

　　选择k = 5 半周期长度的时滞阶数，在分布概率w(i)为向近时期倾斜分配的线性权数系列w(i) = cos((i–1)·(π/2k)) = cos((i–1)·(π/10))的代表性情形下，拟合实际国民收入自回归方程Y_t = ∏^k_i=1 (Y_t-i·( 1 + δ)ⁱ)^w(i)，进而静态预测实际国民收入而建立1983-2006年间潜在国民收入时间序列Y^F，由此计算1983-2006年间国民收入绝对缺口指标(Y–Y^F)与相对缺口指标(Y–Y^F)/Y^F,如表2所示。

表2  国民收入绝对缺口与相对缺口

　　中国经济周期的繁荣状态与萧条状态分别对应于 (Y–Y^F) ＞ 0与 (Y–Y^F) ＜0，而 (Y–Y^F)/Y^F 历时上升与下降分别指示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与收缩阶段。图1依据增长型经济周期的标准波动形态，分年度定性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景气的周期位置。在波谷年度2001年，国民收入相对缺口接近-4%。2002年与2003年高速增长具有恢复增长和补偿增长性质，国民收入相对缺口至2005年仅略高于零基准。在连续4年实现两位数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后，2006年国民收入相对缺口接近1.5%。

依据表1预测结果，若2007年与2008年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11.42%与10.17%，2007年与2008年国民收入相对缺口将分别为2.357%与1.981%，并未过度偏离零基准状态，在波峰年度2007年达到极大值后向零基准收敛而排除总体经济过热危险。

2．核心通货膨胀率的历史趋势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中期，先后伴随着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改革，中国经济分别因价格自由化和工资完全化而发生高通货膨胀。从1990年代后期起，由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有效竞争，中国核心通货膨胀率已经显示低通货膨胀的历史趋势。由于日益重型化的产业结构、日益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以及日益完善的国有产权制度，中国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是难以避免的。伴随着有效市场竞争的生产率上升和技术进步，能够沿产业链方向逐级吸收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成本推动影响。中国经济将保持温和的通货膨胀率，长期呈现从PPI指数到GDP平减指数到核心CPI指数依次递减的动态价格结构。

在国际贸易自由化和人民币升值的历史背景下，国内价格逐渐被国际价格锚定，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国内市场价格无法过度偏离国际市场价格，也不可能导致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加速上涨。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以主权国家为供给方而以国际资本为需求方的竞争性经济政策市场已经形成。在货币竞争（currency competition）中，与商品本位制度下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沙姆定律相反，主导货币政策市场的必然是稳健货币政策驱逐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反格雷沙姆定律。

2007年以来中国粮食及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除农业生产的自然原因和周期原因以及农产品需求的国际原因和技术原因以外，主要反映农业生产条件的实质变迁。中国经济已经达到中等国家收入水平，其二元结构特征尚未根本改变，然而其发展经验开始修正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1）在生存工资水平上，仍然存在近似无穷的剩余劳动力。不过，生存工资水平具有自然意义和历史意义，必然随着继续城市化和工业化而上升；（2）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上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将下降。不过，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需求规模不断扩大，而且较低的粮食价格刺激对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替代性需求。

中国农业生产无法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密集使用基础上。为保证粮食供应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有必要继续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适度提高粮食及其他农产品价格，在农产品实物产量增长有限的条件下，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保持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在反对经典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时，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抑制粮食及其他农产品价格的结构性上升。由于以名义（headline）CPI指数度量的价格稳定目标对应非合意的需求紧缩和通货紧缩状态，中国货币政策的短期价格稳定目标应该以核心CPI指数度量，其实现有赖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对工资食物成本的充分吸收从而抑制单位（非农业）产品工资成本上升。

3．短期调整过程的均衡化机制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存在着结构主义与货币主义的类型区别。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假设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以及非国有企业存在过度扩张或者短期投机的非理性投资行为，而货币主义分析方法假设人民币汇率相对于国际收支平衡目标低估。不过，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与货币主义分析方法同样认为，固定资产投资、银行体系流动性与国际贸易顺差相互激发，最终形成如图2所示的不稳定循环过程。

图2  结构主义观点与货币主义观点：正反馈过程

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起始描述中国宏观经济的链式运行过程：“投资规模增加 → 国内供给能力增加（超过国内吸收能力） → 净出口增加（吸收国内供给能力） → 外汇储备增加 → 货币供应增加 → 信贷规模增加 → 投资规模增加”；相应地，提出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基本政策主张。货币主义分析方法从人民币汇率低估起描述中国宏观经济的链式运行过程：“净出口增加 → 外汇储备增加 → 货币供应增加 → 信贷规模增加 → 投资规模增加 → 国内供给能力增加（超过国内吸收能力） → 净出口增加（吸收国内供给能力）”；相应地，提出升值人民币汇率的基本政策主张。

依据凯恩斯主义分析方法，中国国民收入的高储蓄倾向在经济学意义上是部分合理的，可以同时从经济体制转型、生命周期阶段以及经济波动形态多层面进行解释。虽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较快，但是巨额国际贸易顺差表明国内投资需求相对于国内储蓄能力仍然不足。同时，虽然中国国际贸易顺差有着包括国内贸易发展方式、国际贸易发展趋势和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在内的多种结构性原因，无法唯一通过人民币汇率升值消除国际贸易顺差，但是巨额国际贸易顺差反映人民币汇率相对于国际收支平衡目标明显低估。基于这样的推论前提，在固定资产投资、银行体系流动性与国际贸易顺差的链式作用过程中，凯恩斯主义分析方法认为存在如图3示的缩小国内储蓄剩余和升值人民币汇率的均衡化调整机制。

图3  凯恩斯主义观点：负反馈过程

从国内投资缺口促进国际贸易顺差起始，凯恩斯主义分析方法揭示缩小国内储蓄剩余的稳定循环过程：“投资需求不足 → 国内吸收能力不足(低于国内供给能力) → 净出口增加(吸收国内供给能力) → 国际贸易顺差增加 → 外汇储备增加 → 货币供应(以及信贷规模)增加 → 投资规模增加 → 投资需求增加”。从人民币汇率低估促进国际贸易顺差起始，凯恩斯主义分析方法揭示升值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循环过程：“汇率低估 → 净出口增加（吸收国内供给能力） → 国际贸易顺差增加 → 外汇储备增加 → 货币供应（以及信贷规模）增加 → 投资规模增加 → 有效需求增加 → 通货膨胀率上升 → （实际）汇率升值”。